15万字调查日记，50万字采访录音，构成了这本书的行走之路

战争是人类最大的不幸。七七事变爆发不久，梁思成从山西赶回北平。他在山西考察中国古建筑，拍了不少照片，带回一批资料，写了很多笔记。发现一幢唐代建筑让他高度兴奋，他慌乱地整理资料，于9月4日晚赶往天津，先去长沙，后去遥远陌生的昆明，藏身城郊农村，分析和思考中国古建筑之美，继续研究和写作。

时间的另一端，1914年8月8日，奥地利首富之子维特根斯坦，坐上开往维也纳的列车，自愿加入奥匈帝国炮兵部队。他在第一次战役中并没有直接面对战争危险，大部分时间在维斯瓦河的一艘船上度过。后来，他调到炮兵车间担任后勤工作，仍不满足，坚持要去更危险的地方。1916年，维特根斯坦的要求得到批准，他被部署到前线，成为一名持枪面对敌人的志愿兵。在前线，他不止一次与险恶的子弹擦肩而过。他在战壕中每天写日记，思考存在与死亡，并大骂战友的愚蠢。战后，他的前线日记《战时笔记》和《逻辑哲学论》出版，后者成为哲学史上最好的著作之一。

战争爆发，山河破碎，文人的工作并未停止。学校继续上课，诗人在荒原写作，戏剧家在乡村稻场演出。这有两个原因，一是伟大的文人和艺术家具有献身精神，山河破碎，更要抓紧文化工作。二是战争年代文化的存续，能给国家和民众带来鼓舞，文人和艺术家会在艰难中更努力地工作，世界如此，中国更如此。中国有源远流长的文化治国传统，读书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国家安危为重，深知文化的重要。而中国土地广阔，能为战时的文化延续工作提供足够空间。

七七事变后，北京和天津共三所大学迁移云南昆明，成立西南联大，继续最杰出的大学教育。浙江大学在日军登陆上海后四次迁移，从杭州城搬到城郊，再搬江西、广西，最后落脚贵州湄潭县。校长竺可桢的妻儿在迁移中病亡。浙江大学在抗战胜利后由普通大学成长为世界一流大学。

张庆国/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感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韩敬群总编的信任，支持和鼓励我写作这部有关抗战后方中国文化活动的书。对我而言，这个工作太难，我不是要写出一部书，是必须写出一部中国需要的书。可历史叙事非我所长，我更熟悉虚构小说的写作，这次写作长篇非虚构，致敬抗战时期中国文明的星星之火，我要学习历史，还要踏访现场。唯其如此，写作才可能做得好。

历史知识是文学的基础之一。人类过往的生活史，没有历史胸怀和历史见识，作家无法写出人类复杂的生活与情感。我尤其要感谢中国抗战史专家齐春风老师，他接受我的采访，为我讲解抗战文化史线索，不辞辛苦地给我发来数百万字的重要资料。我又买了三十多部人物传记，也有几百万字。我先花半年时间阅读，全面学习抗战文化史，进入历史现场。半年的学习让我深受震撼，我做了很多笔记，整理出线索，拟出一个调查和写作的框架，于是出发。

清晨八点的火车驶离北京，穿越河北平原，先去山东，再过安徽，将我送到江苏省南京市。我心事重重地坐在高铁车厢里，想象着抗战时期钱穆提一个藏了书稿的沉重箱子的艰难逃亡；想象着丰子恺在故乡老屋瓦片被炮弹震落后，一家十余口穿越几省的奔波迁移。丰子恺没有停止绘画，他在逃亡途中还举办了几次画展，这让我陷入沉思。那时，没有人注意到坐在火车车厢里的我，但我密切注视着车厢里的乘客，猜想着他们的心事和身世。

历史不能坐在家里写，要去现场。写抗战连卢沟桥也没去过的人可能有，但不会是我，我必须去，从卢沟桥出发，走遍全中国。我先挑一个日子去卢沟桥，再从北京租车开去天津，寻访南开大学，再离开北京，坐高铁远行。路途遥远，时间漫长，我曾拿出速写夹画画，打发寂寞时光。更多时候，我的目光穿过火车车窗的玻璃，投向铁道旁像时光一样快速后移的风景。我注视着车窗外的行人、汽车、公路、房屋、树林、河流、田野和远山，正是这些风景，构成了人类永恒的欢乐与悲伤。

80年前的中国抗战现场，还有什么可以看到？我不知道。我到了现场，确实发现很多场景面目全非。我在湖南寻访长沙会战碑，出租车把我送到一个围墙前，黑灯瞎火，走投无路，历史被几年前砌起的围墙阻隔，我站在时间之外。但改变的现场也是现场，有时间痕迹。我默默伫立，向埋在围墙外黑暗中的纪念碑致敬后，悄然离去。

我从北京出发的行程，是我2024年书房外田野调查的实证行动。从那天起，我纵贯中国15个省共25个地区，进行了持续一百多天的田野调查。我从北到南，穿越几十座中国的城市，观察、考证和体验。

我一路寻访并到达历史现场，心潮起伏，这就是文学，时间的目光和感情。我把行走的日程，看到的场景，吃住行的经历，以及沿路寻访与观察的心情，全部记下，同时展开各种人物采访。我在火车的车厢座位、陌生城市的街道旁的石礅、江河边的土地上，随时坐下，在手机里记录所见、所思和所感。我每天晚上回酒店房间，再打开电脑写调查日记。历时三个月的调查结束，我写下15万字的调查日记，整理出50万字的现场录音采访文字。

贵州多雨，高铁进入贵州时，火车车窗上出现雨水，我注意到风把雨水拉扯成横向，水迹在玻璃上化作了横线，像作家书写的文字，快速后移，不是下坠。当时我在阅读葡萄牙诗人佩索阿的诗，正读到这一句：“我是一条河，我的水注定要流淌着离开我。”我一下子感到车窗玻璃上冰凉的雨水流进了我的身体，那是时间的泪水。

我寻访半个中国，全程坐火车，一个人拖着行李箱，在手机上订车票和酒店，有时要退票、改期，有时要退酒店，手忙脚乱，但我的想象非常活跃，知道这狼狈相比抗战时逃亡的文人，已是巨大的幸福。

文学是一堆字，意义的符号，并非事物的实相。文学的特质是想象，作家写作时的想象和读者阅读时的想象。我如果不出门，80年前中国的绝望混乱和文人的颠沛流离，无法想象。

在广西河池市，作家黄土路驾驶自己的汽车，载着我穿越大片甘蔗林，去浙江大学迁移的旧址。空旷的荒园让我无限感慨，想象力张开翅膀，在荒地上盘旋，那也是我后来写作时文字奔跑最快的一段内容。

我的写作是时间的眺望。历史事件和我的踏访经历，成为两条文字河流，穿行在我回到书房后的漫长书写中。我写的是历史，但这不是一本历史书，是一部文学作品。历史是基础，是青铜大鼎，我的思想、情感、调查的经历、被采访者及寻访中看到的场景和当地人的生活，是文字之水，注入了历史的青铜大鼎，使这只鼎复活，并开口说话。

我的写作不能只是把历史事件重现一遍，那没必要由我来做，那样的书已经有过。我是作家，要重新对记忆中的世界进行文学表达。文学表达就涉及叙述结构、前后安排和时间穿插的表述，还涉及文字运用、人物刻画、场景描绘、想象力的纵横奔跑，诸如此类。

那些独自出行和埋头写作的日子，是我永远的怀念。它带给了我幸福，也带给我人类生活的信念。正义终将战胜邪恶，消灭罪恶战争的最大力量，或许是文化。是诗人对大地的赞美，演员在舞台上的优雅转身，是学者启发心智的伟大著作，以及教师在讲台上充满激情的讲演……向人类的文明致敬，是作家的责任，向战争年代伟大的教育家致敬，是我最大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