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建军，这些年辛苦了。”
哥哥李建国从光亮的鳄鱼皮钱包里，不紧不慢地抽出了一沓钱，动作熟练得像是演练过无数次。
他将钱放在了我面前光可鉴人的红木茶几上，发出了轻微的“啪”的一声。
“这点钱你先拿着，在城里找个地方住下，看看能做点什么。”
他的语气平淡得像是在打发一个素不相识的远房亲戚，眼神里甚至没有一丝波澜。
我死死地盯着那二十张崭新的钞票，大脑一片空白，浑身的血液仿佛在这一瞬间彻底凝固了。
这就是我用十七年的青春和热血，换来的兄弟重逢吗？
01
我的名字叫李建军，2007年的秋天，我脱下了穿了十七年的军装，从部队退伍了。
我的老家，在一个地图上都很难找到标记的贫穷山村里，四面都是连绵不绝的大山。
记忆里的家，永远弥漫着一股潮湿的泥土气息和淡淡的草药味。
那是一座用黄泥和稻草混合着垒起来的土坯房，是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屋顶的瓦片早就残缺不全，每逢下雨天，外面下着大雨，屋里就淅淅沥沥地下着小雨。
我们总要用家里所有的盆盆罐罐去接水，叮叮当当的声音，是我童年记忆里最清晰的背景音。
父亲有很严重的风湿关节炎，年轻时在山里伐木伤了身子，落下了病根。
一到阴雨天，他的膝盖就疼得像有无数根针在扎，整夜整夜地睡不着，只能靠着墙壁呻吟。
母亲为了撑起这个家，常年过度劳累，身体也一直不好，脸色总是蜡黄的，家里的药罐子常年都没有断过火。
我和哥哥李建国，就是在这个风雨飘摇、摇摇欲坠的家里，相互扶持着长大的。
哥哥比我大三岁，他从小就和我不一样。
他聪明，脑子活，读书的成绩在村里的同龄人里总是最好的，是父母眼中最大的希望。
但他的身子骨很弱，三天两头就感冒发烧，瘦得像一根风中的芦苇，似乎一阵大风就能吹倒。
因此，他是父母捧在手心里的宝贝，家里但凡有一点好吃的，总是第一个紧着他。
而我，从小就皮实，不知道什么叫生病，力气也比同龄的孩子大得多。
所以砍柴、挑水、下地干农活这些力气活，自然而然就落在了我的肩上。
我从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公平，因为哥哥是我的亲哥哥。
小时候，我和哥哥的感情好得像一个人似的。
村里的孩子看哥哥瘦弱，总喜欢合起伙来欺负他。
每到这个时候，我总是第一个冲上去，不管对方有多少人，抡起拳头就打，把他们一个个都打得哭爹喊娘。
为此，我没少被父亲用竹条抽屁股，但下一次，我依然会毫不犹豫地冲在最前面。
哥哥则会把他从牙缝里省下来的所有好东西，比如一颗糖，或是一个野果，偷偷地塞到我的口袋里。
1990年的夏天，天气异常炎热，知了在树上声嘶力竭地叫着。
村里的大喇叭，一连几天都在播放着同一条消息，是关于征兵的。
在那个贫穷的年代，能穿上一身橄榄绿的军装，不仅是整个家庭至高无上的荣耀，更意味着一份稳定的生活。
去当兵，就意味着能吃饱饭，能穿暖衣，还能减轻家里沉重的负担。
这个消息，像一颗石子，在我们这个贫穷而平静的家庭里，激起了巨大的涟漪。
父亲抽着旱烟，烟雾缭绕中，他用不容置疑的口气，拍着哥哥的肩膀说：“建国，这是咱们老李家光宗耀祖的机会啊，你必须去。”
按照村里的老规矩，这种事理所应当由家里的长子来承担。
母亲一边默默地流着眼泪，一边开始翻箱倒柜，找出家里最好的布料，准备给哥哥做一身新衣服。
哥哥的脸上，交织着对军营生活的憧憬和一种掩饰不住的紧张与胆怯。
我看着他那瘦弱的肩膀，心里涌上一股说不出的酸涩和担忧。
征兵体检那天，哥哥是扶着墙回来的。
他的各项指标都是勉强擦着边过的。
负责体检的医生看着他单薄的身体，摇着头，很不放心地说：“这身子骨，到了部队可是要吃大苦头的，要做好心理准备。”
回家的路上，哥哥一句话都没有说，脸色比纸还要白。
那天晚上，我听见他在被窝里，压抑着声音，剧烈地咳嗽了很久。
那一夜，我躺在烙饼似的土炕上，翻来覆覆去，怎么也睡不着。
我的眼前，总是浮现出哥哥苍白的脸，和他那双充满忧虑和恐惧的眼睛。
天快亮的时候，屋外传来了第一声鸡叫，我下定了决心，做出了一个将改变我们兄弟俩一生的决定。
我猛地从炕上坐起来，跑到父母的房间，没有丝毫犹豫地跪在了冰冷的地上，一字一句地说道：“爹，娘，让我去吧。”
“让我替哥哥去当兵。”
父母被我的举动惊呆了，随即而来的是父亲暴风骤雨般的呵斥。
“胡闹！简直是胡闹！你哥才是家里的长子，这种事怎么能轮到你？”
父亲的烟斗重重地敲打着桌子，发出砰砰的响声。
母亲抱着我，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往下掉：“建军，你才多大啊，部队那么苦，娘怎么舍得让你去受那个罪。”
哥哥也从自己的房间里冲了出来，一把拉住我的胳膊，眼睛通红：“弟弟，你别瞎说，这是哥自己的事，跟你没关系！”
我看着他们，眼神里是前所未有的坚定和执着：“爹，娘，哥，你们听我说完。”
“哥的身体从小就不好，你们比谁都清楚，他要是去了部队，高强度的训练，他肯定撑不住的。”
“我身子壮，不怕吃苦，再苦再累我都能扛得住。”
“让哥留在家里，他脑子比我活，说不定能找到别的出路，也能在你们身边，更好地照顾你们。”
“我去当兵，每个月都有津贴寄回来，家里的日子也能马上好过一点，不用再为爹的药费发愁。”
我的话，像一块巨石，重重地压在了每个人的心上，让整个屋子都陷入了死一般的沉寂。
谁都知道，我说的是最实际的道理，是最符合我们这个家庭现状的安排。
许久之后，是父亲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他蹲下身，摸着我的头，沙哑着声音说：“是爹没本事啊，苦了你了，孩子。”
这句话，代表着他同意了。
哥哥抱着我，一个快二十岁的男人，哭得像个孩子。
他一遍又一遍地，哽咽着对我说：“弟弟，是哥对不起你，是哥没用，让你替哥去受苦。”
“你放心，哥一定会在家好好照顾爹娘，等你回来。”
“等哥将来出息了，哥发誓，一定加倍地补偿你，把最好的都给你。”
我笑着，用力地拍了拍他单薄的后背，心里没有一丝委屈，反而充满了对未来的希望。
因为我用的是哥哥“李建国”的身份信息去报的名，所以入伍的手续办得异常顺利。
出发去部队的那天，天还没亮，全家人都来送我。
哥哥帮我背着那个打了好几个补丁的行李包，一言不发地陪着我，一直走到了村口的火车站。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火车，一个绿色的钢铁巨兽。
火车缓缓开动的时候，哥哥在站台上，跟着火车奋力地奔跑。
他的嘴里还在不停地嘶吼着：“弟弟，保重！一定要常给家里写信啊！”
我把头伸出车窗，看着他在晨曦中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的身影，直到再也看不见。
眼泪，终于像决堤的洪水一样，汹涌而出。
李建军这个名字，从那天起，就永远地留在了那个小山村。
而我，则顶着“李建国”这个本该属于哥哥的名字，开始了长达十七年的，漫长而艰苦的军旅生涯。
新兵连的日子，比我想象中还要苦上十倍。
每天的哨声都像催命符一样，天不亮就把我们从床上叫起来。
五公里武装越野，单双杠，四百米障碍跑，实弹射击......每天的训练内容都排得满满当当。
我的手脚上很快就磨满了血泡，旧的还没好，新的又冒了出来，身上的军装，似乎从来没有被汗水浸透干过。
晚上躺在冰冷的硬板床上，浑身上下的骨头像散了架一样，没有一处不疼的。
有很多个夜晚，我都因为思念家人，一个人躲在被子里偷偷地哭。
有好几次，我都想过要放弃，想逃离这个地方。
但一想到家里年迈的父母，一想到哥哥在站台上的眼泪和他许下的郑重承诺，我就咬着牙，一次又一次地坚持了下来。
我把每个月省下来的津贴，除了留下最基本的生活费，其余的一分不留地，全部准时寄回家。
在艰苦的训练之余，我最大的期盼，就是能够收到哥哥的来信。
第一封信，是在我入伍一个多月后收到的。
信封上是哥哥那熟悉的、清秀的字迹，信纸上，还带着一股我们家乡特有的阳光晒过的味道。
哥哥在信里说，家里一切都好，父母的身体也比以前硬朗了许多，让我不要挂念。
他说他用我寄回去的第一个月的津贴，请了村里的泥瓦匠，把屋顶的漏雨处全都仔仔细细地修补好了，家里再也不会下小雨了。
他还说，他准备用剩下的钱，在村口人流量最大的地方，盘下一个小铺面，开一家杂货铺，卖一些油盐酱醋和日常用品。
信的最后，他用了很多笔墨，反复叮嘱我一定要注意身体，不要在训练中太拼命，千万不要受伤。
我拿着那封信，在训练场的角落里，就着夕阳的余晖，翻来覆去地看了不下几十遍，信纸都被我手心的汗水浸湿了。
那一刻，我觉得我吃的所有苦，流的所有汗，都是值得的。
有了这份精神支柱，我更加拼命地训练，各项成绩在整个新兵连都名列前茅。
因为表现突出，新兵连结束后，我被上级领导看中，分到了一个号称“尖刀连”的王牌连队。
我和哥哥的通信，成了我枯燥而艰苦的军旅生涯中，最大、最温暖的慰藉。
哥哥的信，从一开始的差不多一周一封，慢慢地，变成了半个月一封，再后来，就成了一个月一封。
信里的内容，也从最初的家长里短，对父母身体状况的详细描述，逐渐变成了对他生意进展的简单汇报。
他说他的杂货铺生意出奇的好，已经攒下了一笔可观的积蓄。
他说他不再满足于在小山村里打转，他准备去县城闯一闯，那里有更大的市场。
他说他在县城租下了一个小门面，利用头脑灵活的优势，开始做起了批发生意，虽然很累，但很有赚头。
我为哥哥的成功，感到由衷的高兴和自豪。
我觉得，哥哥正在一步一步地，实现他当年在屋顶上许下的诺言。
我们的好日子，真的就要来了。
02
时间就像部队靶场上射出的子弹，飞快地流逝，转眼就是三年。
因为我在部队各项表现都非常优异，不仅入了党，还被破格提了干，成了一名受人尊敬的班长。
我的津贴也随之上涨了不少。
但我依然像过去一样，保持着节俭的生活习惯，把大部分的钱都寄回家里，只留下很少的一部分。
哥哥的生意，也如同滚雪球一般，越做越大。
后来，他不再给我写信了，因为他说写信太慢，也太麻烦。
他开始隔三差五地给我打长途电话。
那个时候，我们整个营区只有一部对外开放的电话，每次通话都要排很长很长的队。
有时候为了能和哥哥说上几句话，我常常要放弃午休时间，在电话亭旁边等上一两个小时。
但只要能听到哥哥的声音，我觉得再久的等待都是值得的。
电话里，哥哥的声音听起来有些陌生了，不再是记忆中那个温和的少年音，而是带着一种我从未听过的、属于成功商人的意气风发和一丝不易察察觉的优越感。
他说他在县城最繁华的地段，买了一套三室一厅的商品房，把父母都接过去享福了。
他说他买了村里第一台彩色电视机，爹娘每天看得可高兴了，再也不用去邻居家蹭电视看了。
他说他认识了很多县城里的大人物，生意做得顺风顺水，现在出门都有人喊他“李总”。
每次通话，他都会用一种不容置疑的语气说：“建军，你在部队就安心待着，家里的事，有我呢，你就不用操心了。”
我听着电话那头传来的嘈杂背景声，和他那略显浮夸和兴奋的语气，心里既为他感到高兴，又隐隐觉得有些莫名的失落。
我感觉，我和哥哥之间，好像隔了一些什么东西，一层看不见摸不着，却又真实存在的薄膜。
在我入伍的第五个年头，我获得了第一次探亲回家的机会。
那是我五年来，第一次踏上回家的路。
当我按照哥哥给我的新地址，提着大包小包给家人买的礼物，站在县城那栋崭新气派的楼房前时，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我有些胆怯地敲了敲门。
开门的是一个我不认识的，化着精致妆容、打扮得很时髦的女人。
她上下打量了我一番，从头到脚，那眼神里带着一种毫不掩饰的审视和挑剔。
“你找谁？”她的声音也冷冰冰的。
“我找李建国，我是他弟弟，李建军。”我有些拘谨和不安地回答。
女人“哦”了一声，脸上并没有什么热情的表情，只是侧了侧身子，不咸不淡地说了一句：“进来吧。”
我刚换好鞋，哥哥就从里面的一个房间里走了出来。
他确实胖了不少，以前单薄的身子骨现在已经有了明显的肚腩，他穿着一身笔挺的西装，头发梳得油光发亮。
看到我，他先是愣了一下，似乎没能第一时间认出我，然后才脸上堆起笑容，走过来给了我一个有些敷衍和生硬的拥抱。
“建军啊，你小子，回来怎么也不提前打个电话？我也好去车站接你啊。”
后来我知道，那个女人，是我的嫂子。
晚饭异常丰盛，摆了满满一桌子我从未见过的菜肴。
饭桌上，哥哥和嫂子不停地谈论着他们的生意，他们的朋友，他们准备去哪个大城市旅游。
我坐在那里，像个格格不入的局外人，一句话也插不上。
我想问问父母的身体近况，想问问村子里的那些老邻居现在都怎么样了。
但每次我一开口，哥哥就会用一句简单的“都挺好的”来打断我，然后又迅速地把话题转移到他的生意上去。
那个短暂的假期，我过得异常煎熬和漫长。
我发现，我记忆中那个虽然贫穷但充满温情的家，已经彻底没有了。
而我的哥哥，也不再是那个会和我躺在屋顶上看星星、说心里话的哥哥了。
他变成了一个我不认识的，满身铜臭味的商人。
临走回部队的时候，哥哥塞给了我一个厚厚的红包。
“建军，这些钱拿着，在部队里别亏待了自己，需要什么就买。”
我把红包推了回去，看着他的眼睛，认真地说：“哥，我不要钱，我只想你像以前一样对我。”
哥哥的脸色瞬间就沉了下来，他有些不耐烦地说：“建军，人总是要向前看的，不能总活在过去，你该长大了。”
那一次分别后，我们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少了。
我依然会坚持给他打电话，但接电话的，十次有八次都是嫂子。
她总是用那种不耐烦的语气说：“你哥忙着呢，在外面应酬，没空，等他有空了，我让他给你回过去。”
但是，哥哥的回电，却总是遥遥无期，石沉大海。
我只能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安慰自己，哥哥是为了这个家在外面辛苦打拼，他太累了，作为弟弟，我应该理解他，支持他。
在我入伍的第十年，一个噩耗传来，母亲病重了。
我在电话里，焦急万分地询问母亲的病情。
哥哥的语气却异常平静，甚至有些轻描淡淡写：“没什么大事，就是以前的老毛病又犯了，我已经请了全县最好的医生给她看病。”
“建军，你那边任务重，是保家卫国的大事，就别为家里的事分心了，医药费的事你更不用担心，我有钱。”
我向他请求，我想回家看望母亲，哪怕只有一天也好。
他却说：“来回折腾什么，部队纪律那么严，你安心待着就行。”
我的请求，被部队的纪律无情地驳回了。
我只能每天晚上，一个人躲在操场的角落里，对着家的方向，默默地流泪，祈祷母亲能够快点好起来。
一个月后，我再次接到了哥哥的电话。
电话里，他的声音带着一丝掩饰不住的疲惫：“建军，娘走了。”
我的大脑“嗡”的一声，瞬间一片空白，整个世界都仿佛失去了声音。
我甚至不记得自己是怎么挂断电话的。
我发了疯一样地向领导请假，这一次，领导批准了。
等我披星戴月地赶回到家的时候，母亲已经下葬了。
我连她最后一面，都没能见到。
我跪在母亲那座新立的坟前，重重地磕了三个响头，每一个都用尽了全身的力气，额头磕出了血。
我对不起娘，在她最需要我的时候，我这个儿子，却没能在她身边尽孝。
哥哥拍了拍我颤抖的肩膀，递给我一支烟，叹了口气说：“建军，别太难过了，人死不能复生，往后看吧。”
他的脸上，我看不到太多的悲伤，更多的，是一种操办完大事后的解脱。
办完母亲的后事，我只在家待了短短的三天，就逃也似的返回了部队。
那个所谓的“家”，那个豪华却冰冷的房子，让我感到前所未有的窒息。
父亲因为母亲的去世，精神和身体都受到了巨大的打击，一下子垮了，一天不如一天。
两年后，在一个寒冷的冬天，父亲也走了。
和母亲走的时候一样，我依然因为在执行一项重要的封闭式任务，没能见到他最后一面。
这一次，接到哥哥的报丧电话时，我没有哭。
我的心，好像已经彻底麻木了。
父母的相继离世，像一把剪刀，彻底斩断了我对那个家最后的牵挂和念想。
我把所有的精力和时间，都疯狂地投入到了部队的训练和工作中。
我不想让自己停下来，因为我害怕一旦停下来，那种噬骨的孤独和悲伤就会像潮水一样，将我彻底吞没。
我不断地参加集团军组织的各种军事比武和演习，拿到一个又一个的荣誉证书和军功章。
我成了部队里最优秀的士官之一，成了新兵们口中崇拜的“兵王”。
所有人都说，李建军是个铁打的汉子，无坚不摧。
只有我自己知道，我的心里，早已经破了一个无法弥补的大窟窿。
2007年的秋天，我服役期满十七年，到了该退伍的年龄。
部队的领导再三找我谈话，他们非常舍不得我走，希望我能够留下来，他们可以帮我安排一个很好的文职工作，解决家属的就业问题。
我思考了很久，最终还是拒绝了。
十七年了，我太想家了。
尽管那个家，早已物是人非，面目全非。
但那里，毕竟是我的根，是我出生和长大的地方。
我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情，收拾好行囊，郑重地向军旗敬了最后一个军礼，告别了那些朝夕相处、情同手足的战友，踏上了回家的列车。
火车在铁轨上飞驰，发出了“况且况且”的声响，我的心也跟着飞了起来，充满了忐忑和期盼。
我在心里，无数遍地设想过我和哥哥重逢的场景。
或许，他会像小时候一样，在车站看到我时，就飞奔过来，紧紧地抱着我，激动地说：“弟弟，欢迎回家。”
或许，他会拉着我的手，向我倾诉这些年来他创业的艰辛和对我的思念。
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是一奶同胞、血浓于水的亲兄弟啊。
十七年的漫长分离，应该足以冲淡我们之间所有的隔阂和陌生了吧。
然而，我还是把一切都想得太美好了。
现实，毫不留情地给了我最沉重、最响亮的一记耳光。
03
下了火车，我站在县城那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出站口，一时间有些恍惚和茫然。
记忆里那个低矮破旧的火车站，早已被一个现代化、气派非凡的新站所取代。
曾经泥泞不堪的土路，也变成了宽阔平坦的柏油马路，马路上车水马龙，人来人往。
我按照记忆中哥哥曾经给我的地址，一路向路人打听，费了很大的功夫，终于找到了哥哥家所在的小区。
当我站在那栋传说中的别墅前时，我还是被眼前的景象震惊得说不出话来。
那是一栋三层高的欧式豪华别墅，带着一个种满了花草的大院子，门前静静地停着一辆我叫不出牌子，但一看就价值不菲的黑色轿车。
这和我记忆中那个下雨天会漏雨的土坯房，简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我深吸了一口气，努力地压下心头那股翻涌的、复杂难言的情绪，走上前去，有些颤抖地按响了门铃。
等了许久，大门才被打开。
开门的人，依然是我只见过一面的嫂子。
十七年的岁月，似乎并没有在她脸上留下太多的痕迹，她的皮肤保养得很好，只是眼神里的那种精明和挑剔，比当年更胜了百倍。
她看着我，就像在看一个上门推销的陌生人，眉头微微皱起。
“你......是建军？”她的语气里充满了不确定和一丝警惕。
我点了点头，努力地在脸上挤出一个自认为还算自然的笑容：“嫂子，是我，我回来了。”
她并没有表现出任何亲人久别重逢的喜悦，甚至没有要请我进门的意思，只是回头朝屋里漫不经心地喊了一声：“李建国，你弟弟来了。”
又过了好一会儿，哥哥才从二楼那盘旋而上的楼梯上，缓缓地走了下来。
他比我上一次见他时更胖了，大腹便便，脸上因为常年应酬喝酒而显得有些油光和浮肿。
他穿着一身名牌的丝绸居家服，手上戴着一块在灯光下闪闪发光的金手表。
他看着我，眼神里没有丝毫的惊喜和激动，只有一种安逸生活被打扰的烦躁和不耐。
“回来了啊。”他站在楼梯上，居高临下地对我说了这三个字，语气平淡得像是在问今天的天气。
这三个字，像三根冰冷的针，一瞬间深深地扎进了我的心里，让我从头凉到了脚。
我提着那个跟这栋豪宅格格不入的、陈旧的帆布行李包，迈着沉重的步子，走进了这个金碧辉煌的客厅。
巨大的水晶吊灯散发着璀璨的光芒，柔软的真皮沙发，光洁如镜的大理石地板，墙上挂着我看不懂的油画。
这一切，都让我感到一种强烈的局促不安，手脚都不知道该往哪里放。
嫂子给我倒了一杯水，放在我面前的茶几上，然后就自顾自地坐回了沙发上，拿起了遥控器，打开了电视，一边看着无聊的电视剧，一边修着她那涂着鲜红指甲油的指甲，自始至终，连看都懒得再看我一眼。
哥哥坐在我对面的单人沙发上，从一个精致的木盒子里，拿出了一根粗大的雪茄，用专门的工具剪开，然后慢条斯理地点燃了。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吐出一口浓浓的烟雾，那烟雾在我们之间缭绕，将我们兄弟俩之间的距离，隔得更远了。
我们之间，陷入了长久的、令人窒息的沉默。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也不知道能说些什么。
这十七年，我经历了无数次的生死考验，我面对过最凶恶的敌人，也曾在演习中陷入绝境。
但那一刻，我坐在我血脉相连的亲生哥哥面前，却紧张得手心全都是汗。
最后，还是哥哥先开了口，打破了这尴尬的沉默。
“在部队待了这么多年，也该回来了，在外面总不如在家里。”
“退伍费有多少？接下来有什么打算没有？”
他的语气，冷静而客观，就像是在对一个下属做工作访谈，而不是在和自己分别了十七年的亲弟弟说话。
我强忍着心头不断上涌的酸楚和失望，低着头，小声地回答道：“退伍费有一些，还够用，还没想好要做什么，想先休息一下，调整调整。”
哥哥点了点头，又慢悠悠地吸了一口雪茄。
“也好，是该好好休息一下。”
“不过，我得提醒你，现在的社会，不比以前了，竞争压力很大。”
“你这么多年都在部队，和社会脱节太久了，也没什么文凭和技术，想找个好工作，不容易啊。”
他的话，句句都像是在不动声色地提醒我，我和他之间，早已存在着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
我低着头，双手紧紧地攥着衣角，没有说话。
客厅里的气氛，压抑得让人几乎喘不过气来。
就在这时，哥哥掐灭了手里那根只抽了一小半的雪茄，站起身来。
他走到客厅角落的一个红木柜子前，打开柜门，从里面拿出了一个看起来就价值不菲的黑色鳄鱼皮钱包。
他踱步回到我的面前，当着我的面，拉开钱包的拉链。
他从那厚厚的一沓钞票中，不紧不慢地抽出了一小部分，放在了我面前的红木茶几上。
那是二十张崭新的百元大钞，在客厅璀璨的水晶灯的照耀下，红得有些刺眼。
“建军，这些年你在部队，辛苦了。”
他的声音不大，却像一颗炸雷，在我的耳边轰然炸响，震得我头晕目眩。
“这点钱你先拿着，在城里找个地方租个房子住下，然后看看能做点什么小生意。”
他的语气，是那么的平淡，那么的理所当然，就好像他不是在面对自己的亲弟弟，而是在打发一个上门来乞讨的乞丐。
我死死地盯着那两千块钱，大脑一片空白，浑身的血液仿佛在这一瞬间彻底凝固了，手脚变得冰凉。
这就是我用十七年的青春和热血，十七年的牺牲和奉献，换来的兄弟重逢吗？
这就是他对我这十七年来，替他尽孝，替他承担责任的补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