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子患癌离世，临死前委托好友操办后事，好友却将遗体冻三年

她叫杨怡（化名），一个普通的名字，却承载了一段不普通的往事。在世时，她开朗热情，热爱艺术，喜欢唱歌跳舞，偶尔也用画笔记录生活。身边人都说她是个“被爱养大”的女孩——父母视她如珍宝，朋友喜欢她的真诚。可命运，却似乎对她格外苛刻。

就在她事业稳步上升，人生看似一帆风顺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夺走了她最爱的双亲。从那之后，杨怡像变了一个人，她把自己埋进工作中，日夜颠倒、作息紊乱，仿佛只要忙起来，就能暂时忘记痛苦。

直到某一天，她在办公室突然晕倒。

检查结果出来后，医生沉默片刻，才缓缓开口：“胰腺癌，晚期。”

那是任谁都难以承受的诊断，没有父母陪伴、没有爱人在侧，她独自面对着病魔与死亡的倒计时，也就在那段最灰暗的日子里，一位旧友重新走进了她的生命，这个人就是王友（化名）。

王友是杨怡从小到大的朋友，两人幼儿园同班，小学一起放学，中学仍在一起读书，就连青春里最细微的心事，彼此也都知晓。尽管后来大学各自分开，杨怡始终把他当作最信任的人。

得知杨怡患病后，王友经常来医院陪她说话，他的妻子也十分通情达理，时常一同前来照顾，那段日子，也许是杨怡最后时光里最温暖的片段。

或许知道自己时间不多，杨怡便悄悄做了决定：将后事全权委托给王友，包括自己名下所有财产。而她只有一个愿望——希望下葬时，能戴上父亲生前最珍爱的怀表，穿上母亲最爱的那件旗袍，为此，杨怡还专门写了遗嘱和委托书。

“把我葬在父母旁边。”她说。

王友红着眼眶答应了她。不久后，杨怡安静地离开了人世。

故事如果到这里结束，也不过是一个关于告别与托付的悲伤往事。可谁都没有想到，接下来的三年，她的遗体一直未能安葬，而是被存放在太平间的冷冻柜中。

为什么最信任的朋友，却没有兑现承诺？一时间，流言四起。有人猜测王友是为了私吞遗产，有人怀疑他们之间是否存在不可告人的协议，甚至还有人说他根本从没真心想完成杨怡的遗愿。

然而真相，往往比我们想象的更复杂。

原来杨怡将怀表和旗袍存放在了银行个人的保险箱里，离世后，王友按照她的遗嘱去银行提取，但银行方面拒绝了他的请求，理由很明确：委托书和遗嘱并未经过法律公证，不具备提取遗物的效力。

也就是说，尽管杨亲笔写下了委托，但从法律层面，王友无权打开保险箱。

一边是好友临终前唯一的愿望，一边是冰冷而严格的规定，王友陷入了两难。有些人劝他放弃：“心意到了就好，何必这么执着？”也有人暗示：“反正遗产你也拿到了，就别再折腾了。”

但王友选择了另一条路——他决定通过法律程序，争取取出那两件遗物的权利。

于是，一场漫长的诉讼开始了。

三年，一千多个日夜，杨怡的遗体只能暂存于太平间，无法安葬。王友不断上诉、补充材料、出庭应诉。期间，他不仅要面对银行的强硬，还要应付来自各方的质疑甚至谩骂，很多人不理解他，就连一些亲友也觉得他“太固执”、“没必要”。但他始终坚持一件事：“我答应过她，要让她戴着怀表、穿着旗袍，体面地走。”

直到三年后，法院最终判定：杨怡生前亲手写下的遗嘱及委托书具有法律效力，王友有权取出保险箱中的物品。

直到那一刻，他才终于拿出了那块怀表，那件旗袍。

他后来回忆说：“我从没怀疑过这件事值得不值得。我只知道，我答应了她，就要做到。”杨怡最终如愿安葬在父母身旁，带着他们的信物，安静长眠。

这故事之所以被记录下来，不是因为它的离奇，而是因为它让我们重新思考：什么才是真正的承诺？什么才是值得坚守的情谊？有句话说得好，那就是“入土为安”，但也许，比“安葬”更重要的，是让逝者真正安心地离开，王友用三年时间完成的，不仅是一份遗托，更是一场关于友谊与信守的沉默仪式。

真正的情谊从来不是时常挂在嘴边，而是即使你已不在，我仍愿为你走一段漫长而艰难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