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港”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内地居民因种种原因非法越境前往香港的事件。
最近,我遇到了一位做服装品牌的企业家,然后他就跟我讲了自己创业的故事,他说他在四十多年前是一个“逃港仔”。
在当时的宝安县,曾经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宝安只有三件宝,苍蝇、蚊子、沙井蚝。十屋九空逃香港,家里只剩老和小。”在民谣的背后,则是一组惊人的数字。根据数据统计,从1955年开始出现逃港现象起,宝安历史上总共出现过4次大规模的逃港潮,分别是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共计56万人次,参与者来自广东、湖南、湖北、江西等全国12个省的62个市。
逃港的方式,可以分为走路、泅渡、坐船3种,按路线,则有东线、中线、西线之别。泅渡通常是首选。偷渡者往往会选择西线,即从蛇口、红树林一带出发,游过深圳湾,顺利的话,大约一个多小时就能游到香港新界西北部的元朗。
广东人把这种水路偷渡称为“督卒”,借用象棋术语,取其“有去无回”之义。在许多当地人的记忆中,一到夏天,水库和河里便人满为患。不少孩童从小就被家人灌输,“好好练游泳,日后去香港”。
当时在宝安县离香港最近的海滩上,每天晚上都有很多年轻人都各有各的执念:返城无望的困顿,饥肠辘辘时对茶餐厅菠萝包的幻想,或是香港电台飘来的邓丽君歌声。
用自行车内胎扎成的简易浮囊,有人将塑料桶绑成漂浮装置,更多人仅凭血肉之躯在黑暗中跳进冰冷的海水,试图游到彼岸的香港。但往往是十个人跳下去,天亮的时候七八具尸体退回来。1974年台风季,曾有三十余人组成的"敢死队"用轮胎串联成筏,却在横栏岛附近遭遇漩涡,最终只有两人攀上九龙土瓜湾的礁石。
当时这位企业家和他的哥哥一起,每人套着一个汽车轮胎跳进了海水,幸运地游到了香港。随后两兄弟在香港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创立了自己的服装品牌。
一开始,香港政府虽然不承认逃港者的“居民”身份,但对这些偷渡者其实并不拒绝。逃港者们开始在街角、空地处用木板钉出板屋,有些也到大楼天台上搭建,这也形成了一个后来香港报刊常用的名词:“天台木屋”。
逃港者们从事较多的工作,是最为初级的家庭作坊式的手工业——粘纸盒、缝袜子、勾纱等。因为他们工作卖力,要求又低,正好为经济开始腾飞的香港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
到了上世纪60年代,由于逃港者的数量越来越多,港英当局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开始实施“即捕即遣”的政策。但由于香港市民与逃港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许多逃港者都是香港市民的亲属、朋友或者同乡,这样的政策遭到了普遍的反对。
1962年5月,有3万多名逃港者聚集在香港市区附近的一座名为华山的小山上。据香港媒体的统计,平均一个逃港者,能与10名香港的亲人、同乡、同学、朋友发生联系,这等于牵动着30万香港市民的心——在香港当时的300万人口中,平均每10个人里就有一个人要为华山山头的情况担心。
港府调集了数千名军警,开始大规模的驱赶与抓捕。与此同时,先后有十余万名香港市民,带着食品和饮水赶到华山,保护这些逃港者。根据事后的统计,大约有一半的逃港者,在市民们的掩护下逃入市区。
当晚,香港几乎所有的娱乐场所都自动熄灯闭门,以示抗议。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停止了娱乐节目,许多电台开始现场直播华山的状况。
第二天,当数百辆汽车排成长龙,缓缓向内地方向开去时,一个令人目瞪口呆的场景出现了。
数百名香港市民突然跳到马路当中,躺在地上,挡住了汽车。人群里爆发出吼声:“快跳车啊!”据事后统计,又有近千名逃港者,在周围香港市民的掩护下逃离了现场
中老年人和儿童妇女通常选择陆上偷渡,从深圳梧桐山、沙头角一代,像地鼠般在青纱帐中穿行,用野果充饥,掬沟渠水解渴。翻越边防铁丝网,粤语中戏称为“扑网”。为了躲避警犬,一些逃港者临行前会到动物园收买饲养员,找一些老虎的粪便,一边走一边撒,警犬闻了粪便的气味,便不敢追踪。
在上世纪60年代之前,边防战士遇到不听命令的偷渡者可以随时开枪,许多偷渡者被打死在滩涂上和山里。此后,由于上级的严令,开枪的现象才逐渐消失。
这种风险极大的逃港风潮,还催生了一个新职业——“拉尸行”。在鼎盛时期,深圳活跃着200多个“拉尸佬”。
上世纪70年代末,深圳蛇口海上派出所曾经规定,“拉尸佬”每埋好一具偷渡客尸体,就可以凭证明到蛇口公社领取劳务费15元。
有记者曾采访过一个当年的“拉尸佬”。这个老人告诉他,最多的一天,自己从公社领到了750元,而在他埋葬的50具尸体中,有4个是他的亲人。
边防民兵的狼犬吠叫与探照灯光织成天罗地网,樟木头收容所里永远人满为患。侥幸突破封锁线的,还要面对港岛警署的甄别审讯。那些最终在观塘工厂找到栖身之所的"幸运儿",总爱在夜班间隙眺望对岸灯火——咸腥的海风掠过他们结满盐霜的工装,将当年珠江里的孤勇与绝望,吹散成维多利亚港上空的一声叹息。
改革开放,宛如一阵春风,吹遍了祖国大地。内地开始迅速发展,经济腾飞,从沿海城市到内陆地区,工厂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就业机会不断增加。人们的生活水平也逐渐提高,以前难以企及的物资变得越来越容易得到。深圳,这个紧邻香港的城市,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一个小渔村发展成国际化大都市,高楼大厦林立,商业繁荣,科技创新能力走在全国前列。这个时候,人们不再将目光仅仅投向香港,而是看到了内地广阔的发展前景。曾经的巨大生活差距在不断缩小,“逃港潮”自然就逐渐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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