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产业，“厉害并辛苦着” || 大视野

（识局微信公共账号zhijuzk）

过去十年，相当多上市公司的基本功、竞争力、创新力上了一个大台阶，但这种能力提升在业绩端的表现并不充分，主要是受产能过剩、行业内卷、需求不旺等因素制约。

中国不少产业都有这种情况——我们厉害，我们辛苦，我们骄傲，我们疲惫。

这篇文章就来进一步做些分析。

很厉害，也很辛苦

近年来中国产业的一大亮点是“新三样”（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中国企业在核心技术上不断突破，性价比不断提升，形成了傲视全球的全链条竞争力。“新三样”也是中国出口的新引擎。

从增值税发票数据看，2021年至2024年，中国新能源车、光伏设备、锂电池的销售收入年均增长37.6%。今年上半年，“新三样”产品出口增长12.7%。

厉害，真的很厉害！

与此同时，它们的经营状况，也真的很辛苦！

今年上半年，通威股份、隆基绿能、晶科能源、晶澳科技、天合光能、TCL中环，这6家光伏行业龙头上市公司全部亏损，总亏损超过200亿元。去年，除了晶科能源盈利不到1个亿，其余5家均有数十亿元亏损，合计亏了336亿元。

路透社根据年报推算，这5家亏损企业去年总共裁员8.7万人，相当于前一年员工数量的近1/3。

再看新能源汽车，大家都很清楚，能盈利的整车企业寥寥无几。

锂电池，宁德时代和比亚迪遥遥领先，但材料供应商们的日子并不好过。头部企业能维持70%以上的开工率，大量中小厂商的开工率不足30%。磷酸铁锂正极材料的几家代表性上市公司，德方纳米、万润新能、龙蟠科技，从2023年起开始亏损。“领头羊”湖南裕能，去年利润比前年下降60%以上，今年上半年同比又下降20%以上。

无论做什么，只要是充分竞争，要想做好，就不可能不辛苦。但中国某些产业当下的“辛苦”，并不是这个意义的辛苦，而主要是由于高投入低回报、重投入轻效益、产能过剩、内卷内耗所导致的“合成困局”——从道理上说，企业能力强了，应该轻松一些，但实际情况是，不但不轻松，反而越来越辛苦；而且这种辛苦的代价已从企业自身和竞争者扩散到员工、供应商、经销商等更广的范围。

《求是》杂志不久前发文称，与过去恶性竞争主要集中在钢铁、水泥、轻工产品等传统产业不同，当前一个突出现象是，光伏、锂电池、新能源汽车、电商平台等新兴行业也深陷其中。

做什么卷什么，必然出现“很厉害，也很辛苦”的现象。

厉害，为什么还辛苦？

我去过多家“新三样”企业调研，整体而言，它们的能力是杠杠的。

但这么多厉害的企业，为什么纷纷陷入辛苦？

问题就一个字：多。“丰收成灾”了。

分三个层面来讨论。

在中央政府层面，这些年为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展新质生产力，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有不少政策驱动和补贴。这个方向没有问题。如果没有类似“十城千辆”的补贴，新能源汽车的发展至少会延后若干年。

到了地方层面，驱动力进一步加强。为了投资、就业和GDP增长，地方政府通过降低要素价格和税收返还等措施，对产业不断加码，扮演了“产能放大器”的角色。

再到企业，企业逐利而行，作为上市公司追求股东回报最大化也无可厚非，它们会千方百计和政府博弈，把政策用到尽。

上个月我在北方一个地级市的下辖县看到，马路边的风电设备园区矗立着几家行业知名企业的厂房，但都比较简陋和冷清。问了一下，都是为了拿风电补贴，拿完就走了，园区就闲置了。

将三个层面结合看，中国发展新兴产业，中央政府的产业政策如方向盘，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如油门，企业则上接天，下接地，往哪里开、怎么开都取决于对自身利益的计算。

在市场需求膨胀期，这种产能扩张方式皆大欢喜。而一旦越过某个限度，整个行业供过于求、无序竞争、“比谁更便宜”的消耗战就会加剧，越投越卷，边卖边亏，还停不下来，都等着“先熬垮对手”。

表面看，内卷之责主要在地方政府过度的政绩驱动。其实，地方也难。

地方要稳定，要发展，必须有税源。我们最大的税种是增值税，由中央和地方分享。目前的增值税分配以“生产地原则”为基础，即企业缴纳的增值税主要在其注册地和实际生产经营地缴纳、入库。

由于增值税主要来自生产环节，税收的多少与生产规模的大小挂钩，所以地方政府有极强动力引进那些投资大、产值高、能带来大量增值税的工业项目，更愿意支持企业“做大”——落地项目、扩产、满产、上新项目。

为了争抢项目，各地政府也卷，也会付出巨大代价。但至少从眼前看，项目即税收，开工即政绩，GDP见效也快，所以乐此不疲，苦处则藏在心里。

由于整个经济发展的激励模式，还是聚焦于投资拉动、规模优先、政策补贴（看看“新三样”上市公司财报中的补贴收入即可知晓），所以过剩是必然的。高投入、高负债、低附加值、低产出，最终，谁都很辛苦。

如果产能不是这么多，这么过剩，整个产业的日子，要比现在健康得多。

中央已经下决心“反内卷”。8月18日，国家税务总局罕见曝光了“新三样”领域的两起偷骗税案件。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说，“这既违背了税费优惠激励创新发展的初衷，又破坏了法治公平的税收环境，还助长了‘内卷式’竞争，加剧产能过剩，破坏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过去也有骗补骗税，我相信也处理过，为什么现在曝光？是为了震慑，再这样下去不行了。新华社有篇新闻分析，“越是政策受益者越应是合规经营者”。不能因为你叫“新三样”，是新质生产力代表，就可以妄为。

“垃圾不够烧”，厉害背后也有辛苦

像“新三样”这种厉害和辛苦交织的情况，在我们国家很多产业中都有体现。一方面，“厉害了，我们的产业”，是真实的，值得自豪的；另一方面，产业很辛苦，需要冷静反思。反思，是为了今后健康发展。

最近几个月，关于中国城市从十几二十年前的“垃圾围城”到现在的“垃圾不够烧”，成为一个舆论热点，强大的垃圾焚烧能力则成为我们又一个厉害的产业标志。

2017年我去过佛山南海的瀚蓝环境公司调研，当时就对中国环境企业的能力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去的固废处理生态产业园，外观由迪拜帆船酒店的设计者阿特金斯负责设计，像公园一样。里面的垃圾焚烧发电厂，是从日本三菱引进的设备技术，标准很高，自己消化后再提升。

有国家的要求和支持，有企业的努力，我完全相信，中国的垃圾焚烧技术可以做到世界领先。但是不是效率已经高到“垃圾不够烧”、水平已经高到“带着中国标准降维打击，横扫东南亚”的程度了？

最近我做了一些了解，结论如下：

1. 过去十年，中国垃圾焚烧行业进步很大，是发展最快、技术进步也最快的时期。在消化吸收了西方原有技术路线之后，中国在不少方面实现了超越，目前主设备以及几乎所有配套设备都已实现国产化。

国外垃圾焚烧的价格较高，所以项目一般不会“超烧”；中国对垃圾处理的付费较低，且政府对服务费的拖欠也比较严重，所以企业在增收降本方面更有动力，会想办法提高产能利用率和运营效率以实现一定的盈利。它们被倒逼着“卷”出了更高效率，建设和运营确实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我们的企业会出现“超烧”，即在工况允许下，按设计能力的110%、120%焚烧。

2. “垃圾不够烧”，主要是因为行业快速扩张，产能超过了垃圾产生的速度。

从2019年到2023年，中国城镇地区的生活垃圾清理量从3.11亿吨增至3.22亿吨，小幅上升；垃圾焚烧实际处理量从1.35亿吨增至2.52亿吨，大幅提升；而产能呢？从2016年至2024年，全国垃圾的单日焚烧能力从23.8万吨飙升至115.5万吨，相当于全球处理能力的60%左右，规模远高于欧美日的总和。

因为产能大扩张，目前全国2100多座垃圾焚烧炉，平均负荷率不足60%，40%的产能处于闲置状态，5%的炉子2024年停运超过半年。

为什么垃圾焚烧厂的产能扩的这么大？

一是对未来人口和垃圾量的增长预期过于乐观，几乎县县建厂；

二是各地甚至一个地级市的县区之间都很难合理规划统筹，相邻地区会建多个垃圾电厂，都吃不饱，这就会发生“给物业公司回扣，抢垃圾”的现象；

三是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运营模式主要是特许经营，市县区各级政府都有权上项目，通过公开招标，选一家企业来投资、建设和运营，企业在一定期限内通过发电、国补和地方政府的服务费获得收益。这样在上项目时，地方政府不需要先行支付大额费用，因此项目上的速度很快。

3. 凭借建设和运营方面的明显性价比，中国的垃圾焚烧发电产业链已经在出海。截至今年5月底，中企参与海外垃圾焚烧项目（含已签约）已达79个，遍布各大洲。

但企业蜂拥出海后，也开始出现低价恶性竞争、不规范竞争的苗头，海外一些国家也开始担心中企输出“卷”的文化，影响当地的商业环境甚至生活习惯。

所以中国的“垃圾不够烧”，既是产业厉害的标志，也与过多过快上项目、地方之间不协调有关。其结果，就是整体产能利用率不高，效益达不到预期。

很多人听说中国的垃圾不够烧了，很兴奋，但了解了全貌就会清醒一点。由于人口变化，我们很多方面的需求增长都不会像以前那么快了，甚至会减量。因此在供给端的着眼点，一定要更多地考虑运营的可持续与效益问题。

如果地方上的很多项目，都存在热热闹闹开场，而最终收益不佳的情况，那么政府向企业承诺的各种奖补、服务费其实也难以兑现，甚至留下很多拖欠款。这又会滋生新的问题。

具体到“垃圾不够烧”，怎么办？

一是

挖潜，目前

垃圾收运体系

在城市比较完善，在一些农村、山区还有空白；

二是

多元化转型，即垃圾焚烧厂在垃圾供给减少、国补退坡等背景下，要为周边提供蒸汽、热水，或协同处理污泥，或焚烧由政府协调的一般工业固废等。再上新项目，则要非常谨慎。

结语

明年，“十五五”就要开启。回顾中国产业已经走过的路，对未来意义何在？

我们既要看到辉煌的成就——“厉害”，看到方方面面的极致付出——“辛苦”，也要认真考虑——

为什么我们如此辛苦？有没有可能少一点辛苦？

大家都少一点辛苦，是不是都能不像现在这么辛苦？

我们的辛苦，更应该用到哪里？

我们不怕辛苦，如果能创造出更高的价值。但我们怕那种重重复复、原地踏步、互相抵消甚至互相损害的辛苦。

提出这样的问题不难，指出一个大方向比如“建设统一大市场”也不难，难的是如何从体制、机制、央地关系、财税体系、法治等方面去真正加以解决，以使得从地方到企业，各种利益主体能有一种内生动力，自觉与宏观战略方向保持一致。

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有很多规划部署，“十五五”应该在改革方面迈出更加积极的步伐。

否则，中国产业“厉害并辛苦着”的命运，可能还会延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