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域 | 阳明心学不是静修之学：重审“致良知”的实践底色

阳明为学在“未发”的体悟和“已发”的安置这两个着力点交织的推动下，一步步由“静”趋于“动”。

原文 ：《阳明为学由“静”趋于“动”》

作者 |温州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马寄

图片 |网络

王阳明弟子王畿如是勾勒乃师的为学历程：“（阳明）及至居夷处困，动忍之余，恍然神悟，不离伦物感应，而是是非非天则自见……自此之后，尽去枝叶，一意本原，以默坐澄心为学的，亦复以此立教……然卑者或苦于未悟， 高明者乐其顿便而忘积累，渐有喜静厌动、玩弄疏脱之弊。先师亦稍觉其教之有偏，故自滁、留以后，乃为动静合一、工夫本体之说以救之……自江右以后，则专提‘致良知’三字，默不假坐，心不待澄，不习不虑，盎然出之，自有天则。”王畿勾勒的四个阶段总体而言符合阳明的为学历程。阳明心学的起点为龙场悟道，其展开的是“静”的思想世界；阳明心学的终点为归越后的“致良知”实践，其所展开的是“动”的思想世界。本文沿着阳明为学四个阶段的脉络，详细解析阳明思想世界如何一步步由“静”趋于“动”。

阳明为学第一个阶段是龙场悟道，标志为由“静”体“道”。该阶段是阳明为学的起始。相对于王畿的描述，钱德洪编撰的《阳明先生年谱》更能展现龙场悟道的具体情景：“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静一；久之，胸中洒洒……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通过“静坐”澄默，剥离外物染污，阳明首次体证到“本然心体”。可见，龙场悟道内在机枢在于由“静”体“道”。

阳明为学第二个阶段是在滁州、南京为官时期，阳明转而倡导以“静”制“动”。阳明离开龙场赴任庐陵途经辰州时，教导弟子从事“静坐”工夫。不过，阳明离开辰州后又觉不妥，致函弟子云：“前在寺中所云静坐事，非欲坐禅入定也。盖因吾辈平日为事物纷拏，未知为己，欲以此补小学收放心一段功夫耳。”阳明告诫弟子其所教谕“静坐”并非欲弟子如释教徒般“坐禅入定”，而是希望弟子在日用杂事纷至沓来时，从事“静坐”工夫，以防止“心体”驰之于外。如果说阳明于龙场悟道阶段侧重关注体证“本然心体”，那么“动”时如何防止“心体”驰之于外的问题便凸显出来。故在此阶段，阳明主张“动”“静”工夫一贯的策略：“静”时“静坐”，“动”时“静坐”。在阳明看来，以“静”制“动”，便可防止“心体”驰之于外。

阳明为学第三个阶段是为官滁州、南京至宸濠、忠泰之变期间，阳明着意于“动”时着力。此时期，阳明曾如是教诲弟子：“只要去人欲、存天理，方是功夫。静时念念去人欲、存天理，动时念念去人欲、存天理，不管宁静不宁静。若靠那宁静，不惟渐有喜静厌动之弊，中间许多病痛，只是潜伏在，终不能绝去，遇事依旧滋长。”可见，这一阶段阳明仍然认可朱熹“去人欲，存天理”的工夫，认为“静”时“去人欲，存天理”，“动”时亦应“去人欲，存天理”。就“静”时而言，“去人欲，存天理”可以克服“静坐”存在的两个流弊：一是“喜静厌动”；二是“静坐”只是将日用中许多弊端暂时掩饰，一旦回到日常生活，这些弊端又会发作。就“动”时而言，阳明主张通过“去人欲，存天理”防止“心体”驰之于外。对于朱熹这一为学工夫的沿袭，只是阳明一时的策略。随着为学的深入，阳明探索到自己独立的工夫路径。对于弟子“静时亦觉意思好，才遇事便不同，如何？”的困惑，阳明如是开示：“是徒知静养而不用克己工夫也。如此，临事便要倾倒。人须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静亦定，动亦定’。”一味求“静”，“心体”未必能平静。回到日常生活，在日用中不断磨砺自己，方能“静亦定，动亦定”。这一工夫路径表明阳明更着意于“动”时着力，并由此创立自己的一套“动”之工夫路径——“事上磨”。“静坐”“去人欲，存天理”“事上磨”三种工夫面对的课题皆是“动”时“心体”驰之于外。相对于前两者的消极和克制，“事上磨”更多了积极的面对和主动的出击，将“心体”的修行与日常事务联系起来。在此意义上，阳明“事上磨”的工夫论在儒学工夫史上是个伟大的创举。王畿将此时段阳明工夫论归纳为“动静合一”，即本体即工夫。笔者认为这是阳明“致良知”后的境界，这一时段阳明的为学工夫仍然处于由“静”至“动”的阶段。龙场悟道是这一阶段的起点，宸濠、忠泰之乱则是这一阶段的终点。正德十四年（1519年），宁王朱宸濠叛乱，阳明当机立断，平息宸濠之乱，立百世之伟功，然而，阳明并未得到应有的奖赏，反而遭遇宦官许忠、张泰的构陷，随时可能身首异处。在生死忧患中，纷飞的意念被截断为一念。在一念孤明中，“本然心体”澄然而显。在宸濠、忠泰之乱中，阳明再次体证到“本然心体”。这次体悟可以被命名为宸濠、忠泰之悟。龙场悟道基于“静”，可以被归纳为“静”之悟；宸濠、忠泰之悟基于“动”，可以被归纳为“动”之悟。至此，阳明对儒家工夫进行了彻底的范式革命：将“静”中用功改造为“动”中用功。

阳明为学第四个阶段是阳明致仕归越后，要旨为以“良知”规范外在行为。王畿提出阳明“专提‘致良知’三字”，这在总体上符合阳明归越后为学旨趣的实际。然而，王畿认为，人的外在行为出于天则之自然的说法，却未必符合阳明晚年为学的实际。归越后，阳明为何以“致良知”作为自己的为学旨趣？如上文所述，经由宸濠、忠泰之悟，阳明再次体证到“本然心体”，他还要面临外在行为规范这一紧要的问题。阳明明确提出以“良知”规范外在行为。“良知”源于《孟子》：“（人之）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在承袭《孟子》“良知”术语的同时，阳明对“良知”增加了自己的理解。《孟子》只是强调“良知”的“不虑而知”，阳明则将“良知”解读为“只是一个是非”，即“良知”具有判断“是”与“非”的功能。“良知”所作“是”“非”并不只是事实性的“对”与“错”的判断，而是道德性的“善”与“恶”的判断。在阳明看来，落实于行的“善”“恶”是既成事实，此时欲行“善”去“恶”是亡羊补牢，为时已晚。阳明主张回到“善”“恶”的源头——一念之正与邪。一念正，便是“善”；一念邪，便是“恶”。质言之，阳明所谓的“良知”是通过判断一念之正（“是”）邪（“非”）来规范人的外在行为。这一规范人外在行为方式之要旨在于，不是落实为行为后再加以约束、纠正，而是回到行为的源头——一念，通过一念去邪就正，由此解决行“善”去“恶”问题。

通过以上对阳明为学四个阶段的梳理，我们可以知悉阳明有两个为学着力点，一是“未发”的体悟，二是“已发”的安置。就为学第一个着力点而言，阳明由龙场悟道的“静”之悟转向宸濠、忠泰之难的“动”之悟。就为学第二个着力点而言，阳明先后以“静坐”“去人欲，存天理”“事上磨”的方式安顿“心体”驰之于外问题。在宸濠、张许之难后，“心体”驰之于外问题转化为行为规范问题。阳明通过“良知”判断一念之正邪的方式加以解决。在这两个为学着力点交织的推动下，阳明为学一步步由“静”趋于“动”。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962期第5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潘 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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