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和南开何以培养出当代两大汉奸？深度解析。

9月8日，随着外交部一纸声明，又一个官方认证的当代汉奸石平一下子臭名远扬。这个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的石平与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的余茂春，是建国后唯二获得官方认证的两大汉奸。堪称当代汉奸双娇。两人出身中国顶尖学府，又有留学国外的经历，本来可以干一番光宗耀祖的事业，何以却走上背叛生养的故国乡土之路？细究之下，其行径不仅是个人失德那么简单，也折射出特定时代背景下部分国人认知偏差走向歧途的现象。没必要忌讳，七八十年代打开国门后，中国与世界经济发展的巨大差距，外面的繁华与发达，催生出相当一部分群体的崇洋媚外情结。那时候不少人唯洋是举，再普通的东西，只要沾上西方发达国家的边，就会身价倍增。而石平、余茂春的背叛，正是这种认知异化到极致的典型案例。

改开初期，也是是中国社会的重要转型期。历经数十年封闭与动荡，经济基础薄弱、物资相对匮乏：1978年中国GDP总量仅3679亿元，人均GDP不足385元，而同期美国GDP已达2.36万亿美元，日本也凭借战后“经济奇迹”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东京、大阪的高楼林立与中国城市的低矮平房、乡村的贫困形成强烈对比；技术上，西方已进入信息化初期，汽车、家电普及，而中国则处于工业化起步阶段，自行车还是不少家庭的大件。工业上不少领域依赖进口设备，民众生活中“粮票、布票”仍是必需品。
这种经济鸿沟与物质差距，骤然摆到面前，给刚刚打开国门的全社会带来强烈认知冲击。对当时的年轻人而言，西方和日本的现代化不仅是经济数字，更是高楼大厦、先进技术、优渥生活的具体现实。这种巨大差距之下，有部分人陷入崇洋媚外情结而不能自拔。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外国的空气比中国甜，正是这种心态的真实写照。
石平与余茂春的人生轨迹，与时代特征恰好契合。石平1980年考入北大时，向西方学习的热潮此起彼伏，校园里充斥着对西方哲学（比如萨特，卢梭，孟德斯鸠等人的阅读热潮，那时候大学生和人聊天不蹦出几个西方哲学家名字会觉得落伍于时代）、经济学著作膜拜情绪，日本的电子表、录音机成为时髦象征（我至今记得八十年代城市街头穿着喇叭裤，留着大长发拎着双卡收录机招摇过市的时尚青年男女们的样子）；余茂春1979年考入南开大学时，作为改革开放前沿的高校，已开始与海外院校交流，他接触到的西方历史叙事，为西方工业革命后的进步而震撼，渐渐迷失了自我。两人作为当时的天之骄子，接受了顶尖学府的知识教育，却对母国的文化失去了信心。在被公派赴日、赴美留学，置身于发达国家的物质环境中时，早年上学期间埋下的错误认知，在异域环境中被不断放大，最终蜕变为对母国的全盘否定。
1988年公派留学日本后，石平彻底蜕变。他2007年加入日籍，取了日本名字石平太郎，以极端反华言论换取日本右翼政客的认可，抛出各种极其荒谬的言论，例如否认南京大屠杀、鼓吹“钓鱼岛属日本”、攻击中国抗疫政策，甚至在2008年汶川地震时反对日本援助他的家乡四川 。2025年当选日本参议员后，他变本加厉，在涉疆、涉藏等问题上充当反华急先锋，最终求锤得锤，被中国外交部制裁。
余茂春1985年公派赴美后滞留不归。他历任美国海军学院教授、美国国务院中国政策规划首席顾问，蓬佩奥当国务卿的时候，很多针对中国的污水，都是余茂春炮制出来的。美国对华全面遏制的政策，与余茂春的不遗余力有相当一部分关系。其反华言论之恶毒连美国媒体都觉得他比美国人更像美国人，最终被家族从族谱中除名，被母校除名，被外交部制裁 。
回首两人走上反华的道路历程，两人共同点是都想通过极端反华行径证明自己对美国和日本的忠诚。石平公然宣称“出生在中国是一生的遗憾”；余茂春明明在离开中国后再没有回到故国，明明对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一无所知，却被认为是中国问题专家。其给出的政策建议都是基于上世纪80年代的刻板印象 。我们都知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何况这种涉及国与国关系的大问题。所以最终因谬误百出，在蓬佩奥下台后，他也迅速被边缘化。这两人走向叛国的不归路，是他们将年轻时看到的中国和西方世界的差距，僵化的认定是制度和文化乃至民族的优劣对比，既不愿看到中国数十年的飞速发展的成功，也不敢正视自己自卑的内心，最终只能通过无知的否定故国来美化自己的背叛。
石平和余茂春在美日期间，学术上大搞历史虚无主义，歪曲中国历史，丧失了起码的学术良知。这恰恰印证了他们当年的认知偏差：西方=先进=真理，他们将西方的历史叙事、价值标准奉为圭臬，在他们眼中，只有符合西方标准的才是正确的，这种对学术上的挟洋自重，迄今依然存在市场，值得国人警惕。
而今，两人的名字被写入《中国共产党简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等权威著作，作为反面典型警示后人。这份可耻的留名，将和秦桧汪精卫等汉奸一样，永远钉在历史耻辱柱上。
育人重在育德。如果失德，则学术水平越高，危害越大。此事值得北大和南开反思，值得当代高等教育者反思。
后来者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