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新婚不久被叶帅调走，从此杳无音讯，丈夫寻妻45年，才知真相

大家都知道，战争年代，有不少烈士都为了祖国的解放大业付出了宝贵的生命，其中也不乏那些巾帼英雄，比如江姐、刘胡兰等人，都是家喻户晓的女英雄。

其中，就有这样一位先辈，新婚后不久就被叶帅调走，此后更是杳无音讯，丈夫苦苦寻找妻子几十年，最终才知道她竟然早就牺牲了，这位烈士，就是张露萍。

1921年，四川崇庆的余家院里，添了一个女娃，父亲余安民给她取名“余家英”。余安民早年在川军做事，虽说家境不算大富大贵，但对女儿的教育从没含糊过，从小就教她背书，盼着她将来做个知书达理的大家闺秀。

可余家英偏不是个“安分”的姑娘。那会儿四川乡下常闹兵灾，她放学路上总看见逃荒的人背着破包袱，饿肚子的孩子哭着要吃的。有次，邻村的地主强占了佃户的地，佃户反抗还被打伤。

余家英知道以后，心里直纳闷：“为啥有的人能吃饱穿暖，有的人连活下去都难？”

1937年夏天，“七七事变”的消息传到崇庆，学校里的学生们都气愤不已。16岁的余家英跟着同学上街游街，举着“抗日救国”的小旗子，嗓子喊得哑了也不停。可没等她把热血洒完，家里就出了事儿，父亲要把她嫁给一个旅长的儿子。

“爸，现在国家都要没了，我不嫁！”余家英把媒人送来的绸缎扔在地上，梗着脖子跟父亲吵。余安民气得吹胡子瞪眼：“我是为你好！跟着他们家，你一辈子不愁吃穿！” 可无论父亲怎么说，余家英都铁了心：“我要去延安，我要干革命！”

那天夜里，她偷偷收拾了几件换洗衣物，揣着攒下的几块零花钱，跟着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坐上了去延安的车。

到了延安，余家英被分到陕北公学，改名叫做黎琳。这里没有私塾里的之乎者也，课堂上讲的是“马克思主义”“抗日救国”，操场上大家一起唱革命歌曲，晚上睡在土窑洞里，盖着打补丁的被子，可黎琳却觉得浑身是劲。

有次，毛主席来学校作报告，说：“青年要把自己的理想和国家的命运绑在一起”，黎琳坐在台下，使劲儿鼓掌，手掌都拍红了。

在陕北公学，黎琳遇到了李清。

李清比她大几岁，是学校的教员，个子高高的，说话总是温温柔柔的。第一次见面是在车旁，黎琳从车上跳下来时，行李包没拿稳，摔在地上，书本散了一地。李清正好路过，弯腰帮她捡起来，笑着问：“你是从四川来的黎琳吧？我是李清。”

一来二去，两人就熟了。李清知道黎琳没学过马克思主义，就把自己的笔记借她看；黎琳看李清总熬夜备课，就偷偷在他桌上放个烤红薯。陕北的冬天冷，黎琳的手冻得通红，李清就把自己的手套拆了，重新缝成一双小的给她。

1938年，经组织批准，两人在窑洞里办了婚礼。婚礼十分简单，没有酒席，战友们凑了点花生、瓜子，连长拿了块红布，包着两本党证，递给他们说：“以后就是革命伴侣了，要互相扶持，为党做事！”

黎琳接过党证，脸红红的，看着李清说：“以后我跟你一起干革命。”李清笑着点头，两人都十分高兴。可这份幸福并没有持续多久。

几个月后的一天，黎琳刚做好早饭，就接到了通知：去南方局报到，执行秘密任务。她拿着通知，手都在抖，走到李清面前，半天说不出话。李清看出她的不对劲，轻声问：“怎么了？”“组织让我去重庆，任务是机密……”黎琳的声音越来越小，眼泪掉了下来。

李清愣了一下，随即握住她的手：“我知道了，你放心去，我在延安等你回来。”他转身从柜子里拿出一块新手帕，包了几颗糖果，塞到黎琳口袋里：“路上饿了吃，记得给我写信。”

黎琳点点头，咬着嘴唇没敢回头。她不知道，这一去，就是永别；她也不知道，自己的名字，很快又要变了，这次，是“张露萍”。

到了重庆，黎琳见到了南方局的叶剑英。叶剑英看着眼前这个穿粗布衣裳、眼神坚定的姑娘，笑着说：“小同志，这次要让你当回‘大小姐’了。”原来，组织安排她以“张蔚林妹妹”的身份潜伏，张蔚林是军统电讯总台的人，早已秘密入党，需要一个“家人”作掩护。

从此，黎琳成了“张露萍”。她脱下粗布衫，换上了旗袍，烫了头发，每天跟着张蔚林去参加军官太太的茶话会、情报官的牌局。

一开始，她还有点不适应，太太们聊的都是胭脂水粉、珠宝首饰，她插不上话，只能坐在旁边听，心里却在记着墙上贴的作战电报、军官们闲聊时说的部队调动消息。

有一次，在牌局上，军统的一个上校一边打牌，一边跟人说：“下周有批电台要运到西安，密码是‘紫密’。”张露萍端着茶杯，假装喝茶，把这话记在心里。晚上回到家，她关上门，从厨房墙角的夹层里拿出密写药水，把消息写在一张小纸条上，等张蔚林来取。

她可不只是个“传话筒”。在延安学过无线电技术的她，能破译军统的密码，还能听出电台信号的细微变化。有一次，她发现一台电台的信号比平时弱了，立刻判断出是有人在监听，赶紧通知张蔚林换频率，避开了特务的追踪。

张露萍还摸清了不少特务的习惯，比如有个特务喜欢走回头路检查岗哨，有个上校爱用烟灰掩盖电台波段，这些细节，都成了她保护自己、传递情报的“武器”。

1940年初，戴笠怀疑军统内部有“内鬼”，下令严查。那段时间，重庆的空气都像凝固了一样，街上到处是特务，张露萍每天出门都提着心。

有天深夜，她和张蔚林正在屋里破译一封密电，突然听到门外有脚步声。张露萍立刻吹灭油灯，两人把文件塞进墙壁夹层。没几分钟，门就被踹开，特务举着枪冲了进来：“都不许动！”

被捕后，张露萍被关在军统的看守所里。特务们以为她一个20多岁的姑娘，经不起折腾，先用好话哄：“只要你说出谁是同伙，我们就放你出去，还让你当大官。”张露萍闭着嘴，不说话。

见软的不行，他们就开始来硬的，各种残酷的刑罚都用在了她身上。她的胳膊被烫得全是水泡，腿被打得站不起来，可无论特务怎么问，她都只说一句话：“我是张蔚林的妹妹，我不知道什么同伙。”

1941年，张露萍被转到贵州息烽集中营。这里被称为军统的“天字第一号监狱”，饭是发霉的玉米面，水是从沟里舀的浑水，冬天没有棉衣，只能裹着破麻袋。张露萍被分到253号牢房，大家都叫她“253”。

1945年7月，抗战快胜利了，国民党开始清理监狱里的“政治犯”。14号那天，特务把张露萍和其他6位同志拉到集中营外的一个仓库前。面对死亡的威胁，她高声呐喊：“中国共产党万岁”。牺牲那年，她才24岁。

特务们把她的尸体草草埋在仓库后面，没有墓碑，没有名字。就像她潜伏时一样，悄无声息地消失在茫茫大山里。

张露萍失踪后，李清一直在找她。一开始，他还能收到她的信，后来信断了。有一次，南方局的同志给他带来一个包裹，里面就是那块他送她的手帕，包着几颗糖果，那是延安特有的糖，外面买不到。李清拿着手帕，眼泪掉了下来，他知道，这是她在跟他报平安。

可后来，延安传来消息：“黎琳叛变了，在重庆跟军统军官混在一起。”有人劝李清：“你跟她断绝关系吧，别受她牵连。”李清摇摇头：“我不信，她不是那样的人。”

新中国成立后，李清当了交通部长，走到哪儿都带着那块手帕。他去重庆出差，会去曾家岩的八路军办事处打听；去贵州考察，会问当地的老人有没有见过一个叫“张露萍”的女人。可每次都是失望而归。

直到1983年，叶剑英元帅回忆起当年的地下工作，提到了“张露萍”这个名字。组织上立刻成立调查组，查档案、找证人，终于确认：张露萍就是当年的黎琳，是为革命牺牲的烈士。

1984年，张露萍的遗骸被迁到息烽烈士陵园，墓碑上终于刻上了她的名字和生卒年。李清接到通知时，正在工作，手里的笔一下掉到了桌子上。随后，他收拾了简单的行李，带着那块手帕和剩下的糖果，坐火车去了陵园。

时隔几十年，李清终于再次见到了自己的妻子，不过这次，两人已经天人永隔了。此后，李清还是在自己的岗位上为祖国做贡献，这对革命伉俪，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对党和祖国的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