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默哥，这是我欠你的。”
四年了，这个我以为早已被茫茫人海吞噬、死在过往岁月里的声音，
竟又一次在我耳边响起，带着一种陌生的沙哑。
他穿着我完全不认识的名牌西装，坐在我对面，
眼神里翻涌着太多我读不懂的情绪，像一片深不见底的海。
桌上，三样东西摆得整整齐齐，像三道清晰的刻痕，烙在我这四年空白的人生上。
01
我叫陈默，快四十的人了，人如其名，性格沉闷，不爱多言。
在我们这个节奏不快的北方城市里，我有一份事业单位的稳定工作，像一颗拧紧了的螺丝，精准地运行在朝九晚五的轨道上，几十年如一日，波澜不惊。
人到了我这个年纪，对生活最大的奢求，无非就是安稳二字。
为此，我几乎掏空了父母和自己前半生所有的积蓄，又颤颤巍巍地背上了三十年的商业贷款，才在城南一个还算不错的小区，买下了一套八十平米的两居室。
房子不大，但每一个角落都承载着我的心血。
它是我准备用来迎娶未婚妻李娟的婚房，是我们俩一有空就凑在一起，拿着户型图，激烈又甜蜜地讨论着未来所有美好期许的那个家。
我们甚至连墙漆的颜色、沙发是买布艺还是皮质，都争论了无数个夜晚。
我的人生，就像这份沉甸甸的房贷合同，被规划得清清楚楚，严丝合缝，不敢有丝毫的差池和意外。
可生活，总是在你觉得一切都稳了的时候，给你致命一击。
而那个将我安稳生活彻底砸碎的人，叫江涛。
江涛不是我的亲生兄弟，但我们俩之间的情分，比很多亲兄弟还要重，还要深。
我们是一个筒子楼里长大的，他家条件很差，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因意外双双离世，是跟着年迈的奶奶吃百家饭长大的。
我爸妈心善，看他可怜，几乎把他当成了半个儿子。
家里做了什么好吃的，我妈总会让我先给他端一碗过去；
我穿小了的衣服，洗干净了就让他拿去穿；
学校发的练习册，我总会多要一份给他。
可以说，我是浸泡在我父母的宠爱里长大。
而他，是分享着我们全家的关爱，磕磕绊绊地长大的。
他从小就比我机灵，脑子活，骨子里有一股不服输的野劲儿，总说不甘心一辈子窝在这个小地方，看得到人生的尽头。
成年后，我顺理成章地选择了安稳，
而他，则揣着靠打零工攒下的那点微薄积蓄，和一股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决绝，独自去了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那个遍地是黄金也遍地是陷阱的南方。
我们时常通电话，在那些深夜里，我总会像个老妈子一样絮絮叨叨地劝他，外面世界复杂，人心隔着肚皮，凡事多留个心眼，千万别轻易信人。
他总是在电话那头大大咧咧地笑，声音洪亮，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
他说：“默哥，你放心，我又不傻，咱穷人家的孩子，别的本事没有，看人的眼光还是有的！”
可他终究是高估了自己，也低估了人心。
那个深夜的电话铃声，尖锐地划破了我家的宁静，现在回想起来，依旧觉得像是命运对我发出的刺耳警报。
电话一接通，就传来他压抑的、带着哭腔的嘶吼。
“默哥，拉我一把！救我！”
我的心，在那一瞬间，咯噔一下，仿佛失重般直坠深渊。
他断断续续、语无伦次地讲了半天，我才拼凑出事情的原委。
原来，他和人合伙开了一家小公司，那个被他引为知己、整天称兄道弟的合伙人，背着他伪造文件，掏空了公司所有的资产，还以江涛个人的名义，在外面借了一笔五十万的高利贷。
事发后，合伙人直接人间蒸发，留下一个烂摊子和巨额债务，让他独自面对。
电话那头，我能清晰地听到背景音里，有几个男人在用极其污秽的语言叫骂。
“小子，我告诉你，三天！就给你三天时间！要是凑不齐五十万，老子就先卸了你那条天天做发财梦的腿！”
江涛在电话里泣不成声，带着一种濒死的绝望。
他说，他走投无路了，奶奶前两年也走了，这个世界上，他能想到的，能求的，只有我这个哥了。
五十万。
这个数字，像一座冰冷沉重的大山，轰然压下，压得我头晕目眩，喘不过气来。
我一个靠工资过活的普通人，就算不吃不喝，也要攒上十年。
我把事情和李娟说了，她正在敷着面膜，听到“五十万”三个字，猛地从沙发上坐了起来，面膜都惊得掉在了地上。
“陈默，你是不是疯了？还是没睡醒？五十万！我们凭什么要管？”
她的声音陡然拔高，变得尖锐而陌生。
“那是他自己没脑子，是他自己蠢，识人不清！这个天大的窟窿，凭什么要我们来替他填？”
“你不想想我们自己！房贷一个月五千多，马上要结婚，要装修，要买家电，哪一笔不要钱？我们俩的积蓄加起来才多少？”
李娟的每一句话，都像一把淬了冰的锥子，精准地扎在我最痛的地方。
我理解她的愤怒和恐惧，她说的每一个字，都站在绝对理性的制高点上，无懈可击。
可我的心，却做不到那么理性。
我的脑海里，反反复复闪现的，是小时候，我被人欺负，瘦弱的江涛抄起一块板砖，毫不犹豫地冲上去，被打得头破血流，却还咧着嘴对我傻笑，说“哥，没事，以后没人敢欺负你了”的傻样。
我试图跟李娟解释，我和江涛之间，早已超越了普通朋友的范畴，那是一种近乎亲情的羁绊，我们家和他，有着斩不断的渊源。
可这些饱含情感的过去，在冰冷的现实和五十万的巨额债务面前，显得那么苍白无力，甚至有些可笑。
“陈默，我不想听你讲你们那些感天动地的故事！”李娟的眼泪流了下来，“我只想过安稳日子！我不想我们还没开始的家，就被一个外人拖垮！”
“我最后跟你说一次，这件事，你敢管，我们就立刻分手！”
她撂下这句狠话，摔门而出，巨大的关门声，震得我心口发麻。
我独自坐在空荡荡的客厅里，一夜未眠。
茶几上的烟灰缸里，堆满了扭曲的烟头，像我当时纠结成一团的心。
一边是许诺了未来、即将和我共度余生的爱人。
一边是命悬一线、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
这道选择题，太难了，难到让我觉得人生都失去了意义。
天快亮的时候，我去找了爸妈。
二老听完，陷入了长久的沉默，昏黄的灯光下，他们的影子被拉得很长。
我妈背过身去，肩膀一耸一耸地，我知道她在偷偷抹眼泪。
我爸蹲在地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着劣质的旱烟，呛人的烟雾弥漫了整个屋子，他花白的头发，在烟雾中显得格外刺眼和苍老。
过了许久，他才站起来，走进卧室，从床底下拖出一个上了锁的旧木箱。
他打开箱子，从最底下拿出一个用红布包裹得整整齐齐的布包，一层，两层，三层……打开后，里面是码放得整整齐齐的一沓沓旧钞。
“这里有十万块，是你妈和我所有的养老金了，你先拿去，剩下的，我们再……再一起想办法。”
我看着他们布满皱纹和老茧的双手，和那笔散发着岁月味道的养老钱，我的心像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狠狠攥住，疼得无法呼吸。
我不能再让他们为我操心了，他们已经为我操劳了一辈子。
我下定了决心，一个疯狂而决绝的决心。
我没有动父母的钱，而是找了一个借口，从家里出来，直接联系了一家房屋中介。
我告诉那个戴着金丝眼镜的中介，我要卖房，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快，越快越好。
中介都是人精，一看我这副火烧眉毛的样子，立刻明白了我的处境，便不动声色地，拼了命地压价。
我知道他是在趁火打劫，是在喝我的血，可我没有时间，也没有资格去跟他讨价还价。
江涛的命，在等着这笔钱。
那套承载着我所有梦想和李娟所有期待的房子，最终以一个让我心脏抽搐的低价，匆匆忙忙地签了出售合同。
签下自己名字的那一刻，我的手抖得厉害。
我感觉自己签下的不是一个名字，而是亲手埋葬了自己的爱情和未来。
我瞒着李娟，也瞒着父母，一个人办好了所有的手续。
拿到钱的那一刻，我没有任何喜悦，只感到一种被彻底掏空的虚无。
我站在银行门口，给李娟发了条信息，只有短短7个字。
“对不起，等我回来。”
手机屏幕亮了又暗，暗了又亮，我终究没有收到任何回复。
我知道，有些东西，一旦裂开一道缝，就再也回不到当初的模样了。
但我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
我只知道，我的兄弟，在等我，等我救他的命。
02
我揣着那笔滚烫的、仿佛还带着我鲜血的钱，买了去南方的第一班绿皮火车。
二十多个小时的硬座，车厢里混杂着泡面、汗水和劣质香烟的味道，我却毫无感觉。
我的大脑一片混沌，反复思考着一个问题：我这样做，到底值不值得？
可每当这个问题浮现，江涛那张充满绝望的脸，就会立刻占据我的脑海。
最终，我还是找不到一个说服自己放弃的理由。
按照他短信里给的地址，我在一个龙蛇混杂的城中村里，七拐八拐，才找到了他租住的那间“握手楼”里的小单间。
那地方，阴暗、潮湿，空气里弥漫着一股下水道和霉菌混合的恶臭。
我推开门的时候，他正蜷缩在床脚，看到我，整个人都傻了，像是看到了幻觉。
几秒钟后，他反应了过来，“噗通”一声，一个一米八几的大男人，就那么直挺挺地跪在了我的面前。
他抱着我的腿，哭得涕泗横流，像个迷路后终于找到家的孩子。
我带来的钱，正好够还上那笔要命的高利贷。
我不敢让他一个人去，便陪着他一起，去了约定好的一个废弃仓库。
那群满脸横肉的催债人，看到我们真的拿来了钱，脸上露出了贪婪而轻蔑的笑容。
为首的光头，把一沓沓钞票摔在桌上，验了又验，最后才吐了口唾沫，临走前还不忘指着江涛的鼻子，恶狠狠地警告。
“小子，算你运气好，有个傻子肯为你卖命。”
危机解除的那一刻，江涛紧绷了几天的神经彻底断了，整个人都虚脱了，瘫软在地上。
我把他架回那个小出租屋，他缓过神来，再一次，给我跪下。
这一次，他没有哭，只是沉默地，一下又一下，用力地扇着自己的耳光，没几下，脸就又红又肿。
我抓住他的手，他却用尽力气挣脱，嘶哑着嗓子发誓。
“默哥，我对不起你，对不起叔叔阿姨！我就是个废物，是个混蛋！”
“这份恩情，我江涛这辈子要是还不上，就让我天打雷劈，不得好死！”
“你等着我，我就是去要饭，去捡垃圾，我也一定会东山再起，我一定会加倍地报答你！”
我把他从冰冷的水泥地上强行拉起来，看着他那张既狼狈又倔强的脸，心里五味杂陈，有心疼，也有那么一丝恨铁不成钢。
我拍了拍他单薄的后背，就像小时候无数次安慰他那样。
“行了，别说这些没用的屁话。”
“我们是兄弟，只要你人没事就行，说这些就太见外了。”
我在那间发霉的出租屋里陪了他一整天。
他告诉我，他不准备留在这个让他一败涂地的伤心地了，他想去更南边的深圳看看机会。
他说，从哪里跌倒，就要从哪里爬起来，他不信自己这辈子就这样了。
我看着他通红的眼睛里，重新燃起了一丝微弱却坚定的光，心里稍稍有了一些安慰。
临走前，我把我身上最后剩下的一千多块钱，全都掏了出来，硬是塞进了他的口袋。
“穷家富路，在外面不比在家里，身上不能没钱。到了那边，先找个安稳的地方住下，别亏待了自己。”
“安顿好了，第一时间，给哥来个电话报平安。”
他红着眼眶，死死地攥着那几张皱巴巴的钞票，嘴唇哆嗦着，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第二天，我把他送上了南下的火车。
隔着布满灰尘的车窗，他用力地向我挥手，嘴里无声地呐喊着什么。
我读懂了他的口型，他说的是：“哥，等我回来！”
火车发出一声长长的鸣笛，载着他，也载着我最后的一丝希望，缓缓驶离，最终消失在了我的视线里。
我以为，这只是一次短暂的、充满伤痛的分别。
我以为，最多十天半个月，我就会接到他报平安的电话，听到他在新的城市里，开始了新的生活。
可我万万没想到，这一别，就是整整四年。
音讯全无的四年。
从那天起，江涛的手机号码，就变成了“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的冰冷提示音。
他的微信、QQ，头像永远是灰色的，再也没有亮起过。
他就像一颗石子，被投入了名为“生活”的汹涌大海，没有激起一丝浪花，就那样从我的世界里，消失得彻彻底底。
我带着一身疲惫和满心的不安，回到了家。
迎接我的，不是温暖的拥抱，而是李娟那张比西伯利亚寒流还要冰冷的脸。
她还是知道了，通过那个唯恐天下不乱的房屋中介。
这一次，没有争吵，没有歇斯底里，她只是异常平静地，从手指上褪下那枚我们一起挑选了很久的钻戒，轻轻地放在了冰冷的茶几上。
“陈默，我们结束了。”
“我一直以为你是个成熟稳重、值得托付终身的男人，现在我才发现，你就是个拎不清、没长大的傻子。”
“我承认，你很讲义气。但你的义气，毁了我们的未来。”
“我没办法，也不敢，和一个为了外人，可以随时牺牲掉我们共同的家的人，过一辈子。”
我看着那枚曾经在我眼中闪烁着幸福光芒的戒指，此刻却觉得无比刺眼。
我的喉咙像是被一团棉花堵住了，发紧，干涩，一个辩解的字也说不出来。
我没有资格挽留。
因为她说的每一句话，都对。
为了一个所谓的外人，我亲手将我们共同编织的未来，撕得粉碎。
我失去了爱情，失去了家。
我像个战败的士兵，灰溜溜地从那个只住了短短几个月，甚至还没来得及感受温存的“新房”里搬了出来，搬回了父母那间拥挤、陈旧的老房子。
这件事，像长了翅膀一样，很快就在我们这个不大的生活圈子里传开了。
亲戚、朋友、同事、邻居，所有人都用一种极其复杂的眼光看着我。
那眼光里，有同情，有惋惜，但更多的是不解、嘲讽，甚至是指责。
“陈默真是傻到家了，为了一个不相干的朋友，把好好的婚房都给卖了，未婚妻也吹了。”
“我看那个叫江涛的，八成就是个职业骗子，专骗他这种重情义的傻子，拿了钱就跑路了。”
“真是养了个白眼狼啊，陈默一家从小对他那么好，他就是这么回报人家的，连个信儿都没有。”
这些闲言碎语，像无数根看不见的、淬了毒的针，无时无刻不在扎着我父母和我自己的心。
我爸的烟抽得更凶了，常常一个人坐在阳台上，一坐就是大半夜，背影萧瑟。
我妈的白头发，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一丛一丛地冒了出来，整个人都苍老了许多。
他们从不当着我的面说一句埋怨的话，但他们越是这样小心翼翼，我心里就越是像被钝刀子割一样难受。
这四年，我像一头上了发条的驴，拼命地工作，不停地加班，仿佛只有让身体彻底疲惫，才能让那颗千疮百孔的心，得到片刻的麻痹。
我一边省吃俭用地存钱，一边从未放弃过打听江涛的下落。
我偷偷去过他早已无人居住的老家，问过我们所有认识的、还保持联系的共同朋友。
我甚至学着年轻人，在网上发过寻人启事，附上他多年前的照片。
但所有的努力，都石沉大海，杳无音讯。
时间，是这个世界上最残忍，也最公平的东西。
它慢慢地，一点一点地，磨掉了我所有的希望和期待。
我心里的情绪，从最初的日夜担忧，到后来的无尽失望，再到偶尔涌起的刻骨怨恨，最后，都归于一种麻木的、死寂的平静。
我甚至开始在无数个失眠的夜里，一遍又一遍地质问自己，当初那个看似“义薄云天”的决定，到底是不是错了。
我是不是真的，就是一个被所有人嘲笑的、彻头彻尾的傻子？
我用了整整四年的时间，才慢慢地，不情不愿地，接受了自己被“兄弟”彻底抛弃，被生活狠狠打败的残酷事实。
我不再期待，不再寻找，甚至不再提起那个名字。
我以为，我的人生，大概就会这样，在悔恨和灰暗中，潦草地进行下去。
直到那个来自南方的陌生电话，毫无征兆地，像一块巨石，砸进了我死水一般的生活里。
03
那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周三下午，和我过去一千多个平庸的日子，没有任何区别。
我正坐在公司那张掉漆的办公桌前，对着电脑屏幕上密密麻麻的表格，眼花缭乱，头昏脑涨。
口袋里的老旧手机，突然执着地，嗡嗡震动了起来。
我有些不耐烦地掏出来，屏幕上显示着一个陌生的南方号码，归属地是深圳。
我的第一反应，是又是哪个卖保险或者推销理财的。
我本想直接按掉，但不知道为什么，手指在距离红色挂断键只有一毫米的地方，停住了。
鬼使神差地，我划开了绿色的接听键。
“喂，你好，哪位？”我的语气里带着一丝职业性的戒备。
电话那头，是几秒钟的沉默，只能听到一阵略显嘈杂的电流声。
就在我以为是打错了，准备挂断的时候，一个有些沙哑，却又带着一种穿透了岁月般的熟悉感的声音，缓缓地，清晰地传了过来。
“默哥，是我，江涛。”
短短七个字，像一道惊雷，在我耳边轰然炸响。
我的手，猛地一抖，那部跟随我多年的手机，砰地一声掉在了地上。
我的大脑，我的思维，在那一瞬间，彻底宕机，一片空白。
是他。
真的是他。
这个被我从记忆深处连根拔起、我以为永世不会再听到的声音，像一把生了锈的、布满缺口的钥匙，猛地插进了我心脏最深处那把尘封已久的锁，然后毫不留情地，用力一拧。
所有被我刻意压抑、强行遗忘了四年的情绪——担忧、愤怒、委屈、不甘、怨恨——在这一刻，像是冲破了堤坝的洪水，全部翻涌了上来，瞬间淹没了我的理智。
我的嘴唇动了动，想骂人，想质问，却发现喉咙像是被水泥堵住了一样，发不出任何声音。
电话那头的他，似乎也感受到了我剧烈的情绪波动，他没有给我追问的机会。
他只是用一种我从未听过的、异常沉稳的，甚至带着一丝不容置疑的命令口吻，继续说道。
“今晚七点，老地方茶馆，三号包间，我等你。”
说完，他便干脆利落地挂断了电话，只留下一串忙音。
我僵在原地，整个人像是被抽走了灵魂，久久无法回神。
邻座的同事王姐探过头来，关切地问我：“小陈，怎么了？接了个什么电话，脸怎么白得跟纸一样？”
我弯腰捡起手机，摇了摇头，勉强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说没事，一个骚扰电话。
可我的心，早已乱成了一锅煮沸的粥。
他回来了？
他就这么轻描淡写地回来了？
他为什么现在才回来？
这四年，他到底死到哪里去了？
他找我干什么？又在外面惹了麻烦？还想让我这个傻子，再帮他一次？
无数个问题，像一群疯狂的蜜蜂，在我脑子里盘旋、嗡鸣，搅得我心神不宁，坐立难安。
我甚至产生了一丝近乎胆怯的恐惧。
我怕再见到他，我怕自己这四年默默承受的所有苦难和非议，在他面前，会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天大的笑话。
一个下午的时间，我都魂不守舍。
快下班的时候，我心里甚至冒出了一个念头：要不，别去了。
就当从没接过这个电话，就让他，继续彻底地消失在我的世界里，不要再来打扰我这已经一团糟的生活。
可终究，我还是去了。
我的脚，不听我的理智使唤。
我还是想当面问问他，清清楚楚地问问他，这四年，他是怎么做到心安理得地消失，把所有烂摊子都留给我一个人来承受的。
老地方茶馆，是我们俩年轻时，还没被生活磨平棱角时，最常去的地方。
那时候我们都穷得叮当响，但只要凑够三十块钱，就能点一壶最廉价的茉莉花茶，再加一盘瓜子，然后天马行空地聊上一个通宵，聊我们那些遥不可及的梦想。
四年过去，这里早已重新装修，换了老板，变得古色古香，雕梁画栋，也变得让我感到陌生和疏离。
我按照他说的包间号，站在了那扇厚重的木门前。
我的手放在冰凉的铜质门把手上，迟迟没有勇气推开。
我深吸一口气，肺部却一阵刺痛，像是要赴一场决定我这四年所有委屈是否有答案的最终审判。
终于，我心一横，用力推开了门。
包间里，一个男人闻声站了起来。
他穿着一身剪裁精良的纯黑色西装，白衬衫的领口一丝不苟，手腕上戴着一块我叫不出牌子但看起来就价值不菲的钢表。
他瘦了，也黑了，脸上的线条变得更加硬朗，眼角甚至有了几丝细微的皱纹，但他的眼神，却比四年前要沉稳、锐利得多，像一头在丛林里独自搏杀多年的孤狼。
那张脸，既熟悉，又陌生。
但只一眼，我就认出来了。
是他，江涛。
我们四目相对，谁也没有先开口说话。
时间，仿佛在这一刻被按下了暂停键。
空气，凝固得让人窒息。
我能清晰地看到，他原本平静的眼眶，在我推开门的那一刻，迅速泛红，喉结上下滑动，嘴唇在微微颤抖。
他似乎想说什么，想解释，想道歉，但最终，只是化作了更加沉重的沉默。
这漫长的、令人窒熬的沉默，像一把生锈的钝刀，来来回回地，切割着我早已脆弱不堪的神经。
我心里积压了整整四年的委屈、愤怒和不甘，像一座即将喷发的火山，几乎就要冲破我的喉咙，将他吞噬。
可看着他那张写满了风霜和故事的脸，我却又一个字都骂不出来。
终于，他有了动作，打破了这令人窒息的僵局。
他没有说一句多余的解释，也没有任何试图为自己辩解的开场白。
而是从身边那个质感很好的黑色公文包里，郑重地、一件件地，
将三样东西，无比缓慢地，摆在了我面前那张光滑的红木茶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