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津沙｜亲历者说·抗日战争时期江津“民众剧社”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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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者说·抗日战争时期江津“民众剧社”始末

作者：刘沧浪

江津“民众剧社”从1942年2月到10月，总共只持续了8个月就自动解散，无法继续维持。

剧社起源

剧组的酝酿组成是在1941年冬天，成员都是一些满怀爱国思想的热血青年。主要来源有这样两部分：一是国立剧专的学生（当时这个剧专在江安），如陈思（1942年在江津病逝）、曾强（现在湖北省电视台工作）、王杰（现任北京《电影艺术》副主编）等，还有两个江津籍学生，一个叫夏渝白（他是当地士绅子弟），一个叫周德华。剧专那时对现实不满的学生，在学校遇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整个江安城都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气氛中，许多学生呆不下去了，纷纷离开了剧专。我们有意联系这些在白色恐怖下出走、志同道合、寻求新路的青年朋友，共同商议在江津成立一个自己的青年戏剧班子，成立它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宣传抗日救亡，所以，从剧专出来的这些学生，特别是家在江津的学生，他们是成立这个剧社的主要力量。

▲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旧址。图源重庆晨报

还有一部分，就是从重庆三青团中央官办的青年剧社来的，当时李天济（现上影剧作家，现代影片《今天我休息》、《爱情您姓什么》的作者）和我，都曾为成立这样一个“自己的剧社”抱着巨大的热情和希望。我和李是熊佛西办的四川省立戏剧学校的学生，正当年轻，想搞一番事业，不安心于重庆那个青年剧社，急迫摆脱国民党官办剧社的束缚，加上周德华奔走，得到了江津银行界涂克应等人的赞助，由我和李天济、陈思、夏渝白、周德华等五人作为核心成员，约找了十多位酷爱现代戏剧艺术的专业青年学生，就这样，于1942年初，搞起了自夥（伙）筹办的剧社班子来了。

名称风波

初先，大家给剧社取名“烽火”剧社，含意当然是抗日的烽火。首场排演的，就是老舍的名剧《国家至上》。当时我们住在江津城里一所学校，名字已记不起了。给我们帮助最大的是朱近之（后来听夏渝白说，他是共产党）。朱近之没有公开参加剧社，但一直在暗中支持我们。他当时在江津职业中学工作，经常关心剧社情况，不断给予精神鼓励，但从不来参加开会。“烽火”剧社这个最能代表我们思想感情面又十分响亮的名称，即将正式打出去之际，这时，却发生了另外的事。

江津有个叫刁之鲜的，是县民众教育馆（类似现在的县文化馆）的馆长，他还是当地袍哥堂口的头面人物，跑来交涉说：剧社要由他办，不能民办。剧团就这样被他一手抢夺过去，取名叫“民众剧社”，不准叫“烽火”剧社或“烽火”之类的名称。这样一来，大家搞不下去了，都想撒手不干了。我们请教于朱近之，朱说：可以干，要斗争嘛，在干起来之后，可以利用他（指刁）的作用嘛。朱还告诉我们，刁之鲜是个叛徒，现在又是国民党，硬斗是不行的。经朱这样一引导，我们有了主意和勇气，五个人一起反复研究统一了思想认识和信心，大家都说：不睬！国民党我见过，怕他怎的！

艰苦条件

可是，后面的问题来了。剧社经刁一插手，银行界方面不再出钱资助了，全部经费改由县民教馆开支，剧社的苦难也就从此开始。民教馆当时办在江津河边上的一所公园内，游园的人少得可怜。我们用一些烂景片、烂东西将屋子拦了一下，男女各别，分开居住。刁之鲜发给每人的微薄工资，连吃饭都吃不饱，害得大家经常饿着肚子排戏演戏。演了不少抗日的戏，在当时起了作用，受到江津人民的欢迎。

在江津还有一个关心、帮助我们“民众剧社”的人叫张西洛，那时他在江津办“大公书店”，是我们常去之处。张西洛还办了个《周报》，记得像是叫《江声周报》。张和我都非常好，约我们在他的报纸上出了一个文艺副刊，内容都是宣传抗日骂国民党的。当然所用名字全都是化名，刁之鲜一时尚未察觉出来。张后来在重庆的《新民报》作记者，抗战期中去延安访问过毛主席，毛主席在他的文章中曾提到三报（即当时重庆的《新民报》、《扫荡报》、《中央日报》三家）记者中的那位张先生就是指他。

剧社成员在吃不饱、穿不暖的情况下，仍然坚持斗争，还排演了《女店主》，最后，大家一致决定排演法国名剧《祖国》，是莎都编著的。这个剧宣传爱国主义，骂特务，整叛徒，非常精彩。排好了，结果国民党当局勒令我们“不准上演”。那时不演戏或下了装，我们剧社这些青年都被拖成穿烂襟襟、喝稀糊糊的叫化子似的人了。

剧社的核心成员之一的陈思（原名陈云翘），又导演，又演戏，是个“全挂子”，他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被活活拖死在公园内的。当时他染上流行的霍乱症，整天吐泻不止，刁之鲜连看也不看，根本不管，不能及时住院治疗抢救，当然只有把他拖死，可恨！

刁抢夺了剧社的领导权，但所有成员都不肯按照他的意愿办，照样各人排演各人想演的戏。剧社的进步激进倾向，刁很感恼火，但始终抓不住什么把柄，这是因为我们时加警惕的。比如：那时用景片隔的房子里，青年演员们凭自己的爱好、崇敬和倾向，挂了鲁迅像之类的艺术巨人肖像、照片，书写了许多带明显进步倾向的字条，对联和标语似的警句，宪兵三三两两，几乎每天都要到公园来巡察。我们立刻警觉起来，干脆把带明显色彩容易引起敌人生疑的东西，通通收藏起来一火焚之。有的青年说话易露锋芒，也自觉小心起来，避免暴露自己的观点。又听说警备司令部有秘密指令监视我们，有三种特殊现象可以证实当时我们的处境是相当紧张的：

（一）全副武装的宪兵突然到我们住处前后加紧巡察；

（二）特务机关稽查处加强在码头口岸，清查、盘人；

（三）国民党县党部正式派一官员代表县党部，并带来一些随员，召集我们开会，清查我们全体成员的来路。

当然，清查我们的来路，是采用和我们谈心的方式，而不是采取传询、审问或直接镇压的方式，要我们谈经历、谈演戏的目的。我们就回答说，国立剧专的学生嘛，我和李天济还是“中央青年剧社”来的，是国民党三青团中央办的剧社嘛，总之，都是搞艺术宣传的，宣传抗日救国，就是这样一个目的。县党部代表及其随员前来调查（实际是火力侦察）的结果，没有发现我们任何破绽。我们呢，反而借此机会叫他拨款，剧社确实穷得很呵！

特务渗透

后来，江津稽查处有一个什么科长，当然是个特务，他通过刁的关系硬是派一人进来参加“民众剧社”。此人姓何名苦，自称是云南师范学院学艺术的，他打进来，目的是很明显的。当时正遇上我们排演《祖国》，李天济是导演，给他也排了个角色。我演大特务，排给他演小特务，剧中的大特务经常骂小特务，大骂小，骂得欢。尽管如此，他却天天来，从不缺席。我们却特别留意他，因为断然拒绝他参加是不行的，但不能让他知道剧社及其成员的底细，同志们的真实思想情绪和政治观点，一概不向他透露，只让他知道我们这一群都是些“烂艺术家”。

这时，从外地来了个新朋友参加到我们剧社来，名字叫赵国相。当然，他用的姓名决非真名真姓。据我们当时了解，他是中共地下党员，一位职业革命家，原来在成都搞秘密工运工作，因暴露了行踪遭敌人搜捕，逃到江安隐藏，到了江安偏又遇上那样严重的白色恐怖不能久留。剧专有我们一位过去的老师名肖锡基（现任四川人民艺术剧院副院长），写了一封信，要他带着信立刻到江津来躲。他从肖老师那里知道我们不是外人，所以向我和李天济吐露了这一真情。他来剧社时，正是那位特务叫何苦的打进来了，他就秘密指挥我们如何与何苦斗。

撤离计划

我们的戏剧演出是相当成功的，除病死了一个陈思外（死后葬于江津）其他尚未出过任何不幸。但是，江津的白色恐怖气氛也愈来愈厉害了，再你怎样吃苦坚持，也难呆下去了。形势太坏，必须撤退。

如何全部安全撤出江津呢？和赵国相同志研究的结果是：订出一个分期分批秘密撤走计划。因为集中走是不行的，刁之鲜是一定要阻拦的。我们一面与特务周旋，一面应付刁，对刁说：我们这个班子，人员本来就少，死的死了，病的病了，需要出去再约点人来充实才干得起来。就这样“阴一个，阳一个”地离开江津。还没有出去的，仍然装着满踏实的样子。刁之鲜当时在修建一个新剧场，我们也表现得积极得很，给剧场绘图、设计、如何配备前后台灯光等等，完全是一副“兴家”的样子。撤退呢，是秘密进行的，直到十月下旬，撤退完毕。走之前，还与刁辞行是到哪里去了，给他讲得一清二白。大家抵达重庆后，就彻底散夥（伙），各奔前程。

到了第二年（1943年），特务还追到我当时工作的单位——中央电影摄影场来追究“民众剧社”的事情。当时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罗学濂兼任这个摄影场的场长，他为追究“民众剧社”的事曾亲自出面审讯我，说我将一位女共产党员秘密带到江津，还让她参加演出了《雷雨》。事情确有其事，当时排演曹禺的名剧《雷雨》时，是我们找的省剧校同班女同学刘介如（她当时在重庆“生活书店”工作，后来在重庆《新华日报》营业部工作，确实是一位女共产党员），就是由她担任扮演剧中人鲁妈的。事情追查起来，七说八说，终被我说脱了。她确实是秘密地到的江津，演完戏走了之后，也未暴露任何情况，不知事隔一年之后，特务究竞是从何知道她来江津参加演出过这个戏的。

特务硬是把我们盯得很紧的！我们那时的秘密撤退，工作做得非常仔细，不仅刁之鲜本人当时没有搞清楚，就是连国民党特务自己也未搞清楚。我们“民众剧社”的成员，总共只有十多人，除陈思病死外，男的有李天济、王杰、曾强、汪时叙、周德华、夏渝白、张植顺、刘沧浪、赵国相，女的有李志瑞、裴俊、朱玉玑、吕冰、刘介如等。我们分期分批安全撤离了江津。10月末，剧社最后的两个人——曾强和我也离开了江津，当时心里又是痛！又是恨！江津，我们真爱你啊！在短短的八个月里，我们为你演出了《国家至上》《寄生草》《女店主》《雷雨》《祖国》，但我们只有向你告别了！面对长江翻滚的碧波，靠江边的那所公园，以及整个江津城，我们默默从心底迸发出一个声音：“再见了，江津！”“再见了，‘民众剧社’！”

作者简介

刘沧浪（1919—2002）‌四川泸县人，话剧家。1941年毕业于四川省实验戏剧学校，来江津从事话剧活动，抗战胜利后考入华北大学，毕业后任上海国泰电影公司编剧、华北大学文工团编导。1949年后历任中央戏剧学院创作室编剧、中国剧协创作委员会编剧、四川人民艺术剧院文学部主任、艺委会主任，一级编剧。‌代表剧作合著话剧《红旗歌》《思想问题》，创作大型话剧《重庆谈判》，改编话剧《红岩》等。

作者：刘沧浪

编辑：陈柳颖 编审：胡德赛

值班副总编辑：贺宝胜

总编辑：黄　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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