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 张书剑：不是中国？印美搞关系的最初动力竟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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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书剑

编辑| 任徵淼

审核|江怡

印度加尔各答附近村镇辛格乌尔的农民在田间劳作。图源：“世界知 识”微信公众号

8月15日，印度总理莫迪在该国第79个独立日发表演讲，宣称自己将“像墙一样阻挡任何对农民、牧民、渔民的伤害”，承诺印度绝不会在涉及农业生产者利益的问题上作出任何妥协。就在不久前，美印持续近半年的贸易谈判以特朗普宣布对印征收高达50%的全球最高关税而陷入僵局，印度拒绝扩大对美国农产品的开放成为谈判破裂的重要原因。尽管农产品准入问题并非特朗普对印度征收高关税的唯一理由，但农业问题始终是美印关系和印度国内政治难以回避的敏感点。

一、冷战背景下美印关系发展的最初动力

尽管美印战略界时常宣称两国因地缘战略利益成为“天然盟友”，但印度对农业与粮食援助的需求才是美印关系发展的最初动力。受制于数量庞大的贫困人口与极其不稳定的季风气候，外加尼赫鲁政府时期的快速工业化政策对农业投入的负面影响，印度在独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深陷农业产出不稳定、粮食安全难以得到保障的困境。为解决数亿人的吃饭问题，印度政府不得不动用外汇储备进口粮食，而在冷战时期作为主要粮食出口国的美国，自然成为印度缓解粮食危机的合作对象。

1950年，印度因自然灾害陷入粮食危机，奉行不结盟政策的总理尼赫鲁主动向美国求援。次年，美国通过《印度紧急小麦援助法案》，向印度提供1.9亿美元贷款用于采购200万吨粮食，由此开启美国对印粮食援助的序幕。进入60年代后，美国一面向印度提供有条件的长期粮食援助，一面开始有计划地帮助印度实施旨在提升农业产量的“绿色革命”：通过洛克菲勒基金会等机构向印度引进美国高产种子、化肥和杀虫剂提供资金支持；派出包括“绿色革命之父”诺曼·布劳格在内的一大批农业专家帮助印度改良小麦品种；帮助印度提升农业科研能力；支持印度的灌溉系统、化肥生产和农村电气化项目等。

美国对印度的援助更多是出于阵营对抗的需要。美国认为，陷入经济困境的印度极有可能因粮食危机引发大规模农民暴动与革命，从而进一步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印共等左翼力量的发展壮大与纳萨尔巴里农民暴动的出现，都引发美国的高度关注。对美而言，支持印度农业现代化既可减少其因极端贫困导致的社会主义革命，又能将印度这个巨大的“民主橱窗”塑造为西方农业技术的示范基地，将其变为美国的价值观盟友。为此，美国在提供援助的过程中附带了大量政治条件，如要求印度推进经济自由化改革、限制其与苏联的合作等。约翰逊政府甚至采取按月发放粮食的方式，来强化对印度内政外交的控制力。

在美国支持下，印度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粮食自给自足，由粮食进口国转变为出口国，但美印关系却未取得预期发展。

英迪拉·甘地在1966～1977年、1980～1984年担任印度总理期间，将绿色革命的成就转化为巩固政治权力的工具。一方面，她抓住印度各界对美国利用援助干涉印度内政的强烈不满，在选举动员中将实现粮食自给与国家主权、民族尊严绑定，极大提升民众对其个人权威的认同；另一方面，她借助与绿色革命配套的“最低支持价格”（MSP）政策和中央政府控制的各类农业补助，将地主富农等绿色革命的受益者转变为自己的支持者。这些策略塑造了印度农业与政治互动的基本模式，即农业政策成为政治家争取支持、平衡权力的关键工具。美国虽在一定程度上获得进入印度农业市场大门的钥匙，但又不可避免地成为印度政党与农业利益群体转移矛盾的对象。

二、后冷战时代的市场与政治博弈

冷战结束后，农业在美印关系中的优先次序逐渐让位于安全、信息技术等领域，但美印依托于绿色革命的合作仍在不断深化。2002年，印度批准引进美国孟山都公司开发的转基因Bt棉，使印度棉花产量大幅提升。2010年，奥巴马访印期间，美印在联合声明中宣布建立“常青革命伙伴”，将美印农业技术合作扩展至非洲等第三方。

2014年莫迪上台后，尽管美印伙伴关系发展不断取得突破，但双方在农业领域的分歧与博弈逐渐显现。美国出于经济利益不愿错过印度庞大的消费市场，仍在通过关税磋商和贸易谈判影响印度农业政策，为美国产品进入印度市场铺路。2022年，印度首次允许进口美国猪肉，以换取美国降低对印电子产品、纺织品的关税。虽然出于宗教因素猪肉在印度的消费量十分有限，但这一突破被拜登政府视为打开印度农产品市场的重要成就。特朗普重返白宫后，印度高调宣布降低杏仁、核桃、蔓越莓等农产品的关税，借迎合美国农业生产者利益讨好特朗普。但印度始终对主粮进口维持高关税，并借宗教因素等非关税壁垒限制对美乳制品进口，终致特朗普在贸易谈判上失去对印度的耐心。

与此同时，绿色革命带来的复杂政治经济后果，也使美国因素继续嵌入当代印度内政，影响舆论风向。自美企引进的高产种子与Bt棉饱受诟病，单一高产作物的广泛种植被视为对印度农作物多样性的破坏，在农业技术与种子上对美企的依赖损害了印度粮食安全与食物主权。更重要的是，在美国指导下建成的高度资本化的绿色革命模式并未使占农村人口多数的中小农业生产者受益。化肥、灌溉等农业生产成本的提升抵消了产量上升的收益，农民为购买种子、化肥等生产要素而不得不背负巨额债务。大量农民因无力还债而自杀的社会问题使国大党曼莫汉·辛格政府丧失大量农村地区选票，这成为其倒台的重要原因之一。MSP和各类农业补贴在政治利益的扭曲下日益成为政府财政的巨大负担。莫迪政府出于经济利益考虑在2020年通过三项农业改革法案推进农业市场化改革，却引发了印度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民抗议。抗议者指责莫迪借废除MSP，为国内财团与美国资本家压榨本国农民创造机会。尽管莫迪政府最终撤回农改法案，但执政党印度人民党仍在2024年大选中丧失大量农业选区席位，痛失人民院一党独大地位。

如今，美印在农产品准入问题上的分歧却意外为莫迪修复自身强人形象提供了机会。如同英·甘地利用美国对印援助服务自身政治利益，在国际舞台上受益于美印关系的莫迪，也开始通过在农业问题上对美示强，将自身塑造为印度农民的保护者，改善印人党与农业利益集团的关系。昔日左翼知识分子对粮食安全和食物主权的担忧，连同农民对绿色革命负面影响的恐惧，反而成为奉行右翼印度教民族主义的莫迪可资利用的历史遗产。

作者简介：张书剑，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研究所副研究员

本文转载自“世界知识”微信公众号2025年9月8日文章，原标题为《张书剑：印美农业恩怨的历史迷思与现实困境 》。

本期编辑：任徵淼

本期审核：江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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