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调查记者和作家袁凌

作为《新京报》首批深度报道部记者，袁凌经历了调查记者行业百家争鸣的黄金时代。同时期的前辈或同行有王克勤、邓世祥、简光洲和韩福涛等。他们是调查记者，也是良心守望者，堪称典范。

袁凌

袁凌是一位70后，来自于陕西一个偏远的山村。他的童年回忆离不开贫苦和饥饿，这让他对底层民众有一种很深的同理心。他从乡村小学走出，一步步靠天份和努力考上了名牌大学，成为复旦大学的中文系硕士。袁凌土生土长于乡村，自侃命里带六个“土”，生活中也很土。

职业生涯

大学毕业后，他先在老家的乡镇法院当了一段时间的书记员。这份铁饭碗没能留住他多久，两年后他选择去复旦读研。

1999年，他加入《重庆晚报》，正式成为一名记者。那时的重庆，正因为三峡工程而掀起一股声势浩大的迁徙潮。他在这段期间，走进了普普通通人家的生活，目睹了个人命运在时代洪流中，显得犹为渺小的无奈。也在这里，他知道了小红萍的故事。

仅仅八岁的小红萍，被两个老男人和一个棒棒（重庆话指搬运工）性侵，导致她子宫溃烂，并诱发了先天性心脏病。这不是小红萍第一次遭遇厄运，而是长期多次遭到性侵。养父母无力负担医疗费，只能让她在家里耗着等死。袁凌发表了《谁来搭救小红萍》的报道后，小红萍也无力回天，最终不治而亡。嫌疑人最终因为证据不足，逃脱惩罚。

这种熟悉的无力感和愤慨让袁凌坚定了成为社会记录者的决心。

在清华大学读博期间，加入了刚成立的《新京报》，后放弃了学业。

2003年，SARS病毒暴发，蔓延到北京。下半年疫情收尾阶段，非典康复者陆续出现股骨头坏死现象，当时有医院统计，患病比率接近一半。据后来的文献报道，患病率约为60 －70%。

袁凌决心做好这个新闻选题，用了两个月时间，每天从学校往返各大医院，进入疫区，克服重重困难，深入调查。最终，新京报创刊后的第一篇调查报道《北京SARS后患者骨坏死调查》发表。非典治疗中应用大量激素治疗导致的后遗症首次得到披露，这对后续激素治疗此类疾病起到了警醒的作用。

节选其他部分代表性报道

《吕日周再调查》

《十问三峡》

《汶川：重建的隐忧》

《渠县官方奴工基地黑幕》

特稿

《血煤上的青苔》

《守夜人高华》

《走出马三家》

《海子：死于一场春天的雷暴》

2014年，《我的九十九次死亡》出版，正式宣告了袁凌作为非虚构作家的身份。历时十三年，袁凌把自己亲历的个体死亡事件和自然生命等多元对象的消逝，以记录者的角度，留下了逝者的遗言或沉默。这些案例折射了社会底层群体的艰难，引发了思考，是一类社会纪实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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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凌的作品不是无病呻吟、风花雪月或岁月静好的那种讨喜题材，他的独特视角与记者生涯关联甚密。与当记者的初衷一样，他关心的是芸芸众生和社会问题。当然，一篇报道可能马上引起反响，影响事态走向，而一本书里的故事，已成定局。这才是大多数普通人最真实的经历。

2017年出品的《青苔不会消失》将目光聚焦于特殊群体，他们是矿难后的矿工、尘肺病人、兰考弃儿等，为了生存，尝尽苦头，拼劲全力，像青苔一样遍布在各个角落，顽强地抵抗着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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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其他部分著作

《寂静的孩子》

《我们的命是这么土》

《生死课》

《八个故事》

如今的袁凌已不再奔波在新闻一线了，而是作为一名作家和自媒体人出现在公众视野。但他们拿生命做调查的事迹，值得我们永远记住并称颂。

1. 本文参考文献界面新闻《＂野生作家＂系列》袁凌：我没有一边书写苦难，一边遛着狗住豪宅。
   
2. 大象放映室《拿生命做调查，中国最有良心的记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