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士道已经异化为军国主义的工具，成为日本对外侵略的精神支柱

武士道精神作为日本民族精神的核心，深刻塑造了日本国民性格与文化特征。

日本武士阶层起源于8世纪末的平安时代，最初是地方豪族的私人武装。12世纪末镰仓幕府时期武士的政治地位上升，武士道开始形成雏形，逐渐将“弓矢之道”发展为系统的行为准则，强调忠义、名誉与生死觉悟。此时的武士道更倾向于“战争之道”，强调献身精神和礼仪，崇尚切腹自杀等行为。江户时代是武士道发展的重要时期。由于长期和平，武士的角色从战士转变为行政官员，武士道的内容也转变为强调忠诚、武勇、名誉、服从等道德规范。此时武士道受到儒家思想和佛教禅宗的影响，形成了更体系化的伦理规范。山鹿素行和山本常朝等学者对武士道进行了系统化阐述，武士道这一理论体系开始成型。

山鹿素行，德川前期儒家兼军事学家，被认为是武士道理论的祖师，著有《士道》、《武教小学》等。他鼓吹的“圣学”，就是指孔子所说的天下之“五达道”和“三达德”，也就是儒教伦理观的核心—“五常三德”思想，也即人们常说的“三纲五常”。山鹿在《士道》里说，“孔孟之教人曰‘守死善道'，曰‘舍生取义'，曰‘杀身成仁'。夫死生者，人之大事也。至道义之当守，生不足恋，死不足顾，况富贵贫贱，饮食色情之有害志乎。”这段话充分说出了“士道”和朱子学的关系。

山鹿素行的弟子大道寺友山，进一步发挥了儒学为君主“杀身成仁、舍身取义”的精神，同时开始把武士道日本化。他在《武道初心集》一书中说：“武士临战场，决不当顾家室。出阵应有战死之决心，以生命付诸一掷，方得名誉。与敌骑决胜负，将被敌取首级时，敌必正色问我姓名，即应朗报己名，莞尔授颈，不可有懊丧畏缩之态。负致命伤时，若尚有气力，必向番头、组头或同伙6报告，不露痛苦，处以冷静无事之色，方不失为武士第一要义。”

几乎和大道寺友山同期的山本常朝，系佐贺锅岛藩士，著有《叶隐闻书》，提出了“武士道者，死之谓也”的极端思想。他的《叶隐闻书》与大道寺的《武道初心集》同被称为武士道书的“双璧”。

在这些思想影响下，武士道内容增加了盲目狭隘的复仇主义。山鹿出仕过的播磨国（今兵库县）小藩赤穗，于1703年1月30日发生了所谓“赤穗义士”47人，报主仇后被处集体切腹，从容就义的事件。这种“全死节”的山鹿思想的发扬，成为武士道精神的典范，它成为以后日本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欺骗人民进行野蛮统治和侵略的重要工具。

明治维新是武士道发生本质转变的关键点。明治政府废除了武士阶层，但保留了武士道精神并将其改造为国家意识形态。明治宪法将“天皇神圣不可侵犯”写入条文，山县有朋等军事家将武士道中对领主的忠诚转变为对天皇的绝对效忠。思想家吉田松阴提出“尊王攘夷”，将武士道解释为“为天皇平祸乱”，剥离其地域性忠诚。1890年颁布的《教育敕语》和1882年的《军人敕语》将武士道精神与神道思想结合，要求军人必须为天皇献身，成为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

到了20世纪，武士道精神被军国主义者完全扭曲利用。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一书将日本武士道包装为与西方骑士精神相似的高尚道德，实际上是为日本的侵略行为辩护。武士道中“毫不留念的死，毫不顾忌的死，毫不犹豫的死”的思想被极端化，培养出“神风特攻队”等疯狂行为。1934年《国防之本义及其强化》宣称“国民从属于战争”，武士道彻底沦为全民战争动员工具。传统武士道中的“义”、“仁”等道德约束被抛弃，只剩下盲目的效忠和残忍。最终，武士道从封建时代的道德规范异化为军国主义的工具，其核心价值被完全扭曲，成为日本对外侵略的精神支柱。

正是在武士道这一思想驱动下，二战中东日本出现了全民族的狂热与疯狂。日本军人在处于绝境之时，经常发起万岁冲锋，在敌人凶猛的火力面前，成排地倒下。其中最疯狂的行动，莫过于神风突击队，组织单人潜艇和飞机（主要是飞机）装上炸药，直接向冲向敌舰。尽管跟今天的恐怖袭击一样，靠这样的行为，是战胜不了哪个的，神风突击的确给美国舰队造成了一些损伤，但主要是精神的。其实，无论组织者还是参加者，大概都知道靠这个战法赢不了，但是，日本军队，当年却罕有人对此敢于抵制的。

当然，最最恐怖的行为，就是所谓的“一亿玉碎”，甚至要六七岁的孩子，也拿起竹枪，跟敌人拼命。甚至原子弹都扔下来了，依旧有人要一亿玉碎，豁出去让整个民族毁灭，也要拼到底。

整体说来，武士道异化的本质，是统治需求对传统的肢解，当“忠”被绝对化、“死”被工具化时，其内在平衡即崩塌。

武士道精神作为日本文化的“大和魂”，对日本民族精神有着重大影响，其复杂性与矛盾性至今仍是理解日本民族性格的关键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