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奖得主大卫·巴尔的摩去世，享年 87 岁

林岩｜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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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巴尔的摩去世

知名生物学家大卫·巴尔的摩（David Baltimore）于上周六在马萨诸塞州伍兹霍尔的家中去世，享年 87 岁。

他的妻子黄诗厚 (Alice Huang) 表示，死因是多种癌症并发症。

黄诗厚也是一名出色的分子病毒学家，他父亲12岁于安徽被美国传教士收留，后去美国学习。

黄诗厚现为加州理工学院高级教授。她于1966年在霍普金斯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接着跟随大自己一岁的巴尔的摩做博士后研究，于1968年结为夫妻。

1975年，巴尔的摩因一项惊人发现而获得诺贝尔奖，这一发现似乎动摇了新兴分子生物学领域的基础。

根据相关资料介绍，巴尔的摩37岁时就做出了诺贝尔奖得主般的发现，颠覆了所谓的中心法则。中心法则认为，细胞内的信息流动方向只有一个——从DNA到RNA，再到蛋白质的合成。巴尔的摩却发现，信息也可以反向流动，从RNA到DNA。关键在于找到一种名为转录酶的病毒酶，它可以逆转这一过程。

如今，利用失活逆转录病毒的基因疗法，可以将有益基因插入患者的DNA中，从而纠正遗传疾病。

根据《纽约时报》介绍，巴尔的摩博士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沉浸在科学界的聚光灯下，备受钦佩和嫉妒，他是现代生物学领域的一位杰出人物，曾担任两所顶尖大学的校长，也是艾滋病研究的早期倡导者；他也曾被诬陷，与一桩备受瞩目的长达十年的欺诈指控进行抗争，该案涉及其实验室一名研究人员虚报数据，后来被证明是捏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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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的摩的生平

大卫·巴尔的摩于1938年3月7日出生，是美国著名生物学家，因在病毒学领域的开创性发现而荣获197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巴尔的摩最杰出的贡献是发现了逆转录酶。1970年，他与同时独立发现该酶的雷纳托·杜尔贝科和霍华德·特明共同揭示了RNA肿瘤病毒如何利用这种酶将自身的遗传物质RNA逆转录成DNA，并整合到宿主细胞的基因组中。

这一发现颠覆了中心法则（DNA→RNA→蛋白质）的传统认知，对癌症研究、病毒学（尤其是艾滋病研究）及分子生物学产生了深远影响。这项成就使他年仅37岁（1975年）便荣膺诺贝尔奖。

他不仅有着强大的科研能力，他的领导能力也很强，他曾担任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洛克菲勒大学校长，并于1997年至2006年担任加州理工学院院长。他还曾领导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并积极参与公共科学政策讨论，例如就重组DNA技术的研究规范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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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的摩与中国的合作

巴尔的摩可谓是中国科 学界的老朋友，除了妻子是华裔外，他与中国科研界保持着友好的合作。

巴尔的摩作为国际顶尖的生物学家和科学事务管理者，与中国科学界有着长期且富有影响力的合作。他的合作主要体现在担任顾问、推动科研机构建设以及促进学术交流等方面。

• 担任西湖大学创校顾问：这是巴尔的摩与中国科研最深度的合作。他自西湖大学（前身为浙江西湖高等研究院）筹备之初便积极参与，受聘为西湖大学创校校董会成员和学术顾问委员会主席。他利用自己的国际声望和领导一流学院（加州理工学院）的丰富经验，为西湖大学的办学理念、学科布局、人才招聘和国际化标准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指导，被誉为西湖大学的“引路人”之一。

• 与中国科学界的长期学术交流：巴尔的摩多次访问中国，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等顶尖科研机构发表演讲，参与学术研讨会，与中国科学家和学生进行深入交流。他帮助将国际最前沿的科研动态和管理理念带入中国，同时也增进了国际科学界对中国科研发展的了解。

• 推动生物医学领域合作：作为诺贝尔奖得主和病毒学、免疫学领域的权威，他与中国的同行在许多科学问题上进行探讨。他支持并鼓励中国科学家在该领域开展高水平研究，并为中国生命科学领域的发展，尤其是在结构生物学和免疫学方面跻身世界前列给予了肯定和支持。

2018 年，80岁高龄的巴尔的摩还出席了在香港举行的人类基因组编辑会议。

巴尔的摩对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和科研生态的多元化产生了实质性影响，是推动中国科学国际化的重要国际友人之一。

参考资料

https://www.nytimes.com/2025/09/07/science/david-baltimore-dea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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