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诛吕》：吕氏是汉初权力结构的维护者还是颠覆者？

《诛吕：“诸吕之乱”的真相与吕太后时期的权力结构》是我国第一部从吕后的视角出发，系统性研究汉初权力格局的专著。作者郭茵，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后师从日本秦汉史大家佐竹靖彦，在东京都立大学取得史学博士学位。她通过仔细梳理《史记》《汉书》等史书中关于“吕后”的原始史料，提出一个极具颠覆性的观点：吕后和吕氏家族，可能并非刘氏江山的颠覆者，而是汉初权力结构的维护者；而历史上所谓“诸吕之乱”的真相，很可能是功臣集团与刘氏宗室联手发动的一场针对吕氏一族的政治清洗。本书的目的不仅在于为吕家“翻案”，更在于透过这场权力斗争，让我们看清汉初政治的真实运作逻辑。

一、吕后的权力来源

传统观点认为，刘邦驾崩后，吕后能迅速掌控朝政大权，主要是因为她是刘邦的正妻、太子刘盈的生母。但其实吕后的权力基础，远比这些更复杂、更深厚，甚至可以一直追溯到刘邦的“创业”时期。

公元前205年，彭城之战中，刘邦56万大军被项羽3万精骑打得溃不成军。在这前途未卜的绝境中，刘邦却公开立年仅六岁的吕雉的儿子刘盈为太子。为什么？《史记》有载，当时吕雉的大哥吕泽率军驻扎在彭城西边的下邑。刘邦惨败后，正是投奔了吕泽，才得以收拢残兵，稳住阵脚。所以，刘邦立刘盈为太子，既是对吕氏家族的政治回报，更是争取他们继续支持的一种姿态。吕后的地位，从一开始就不单单是“正妻”那么简单，背后是家族军事实力和现实的政治博弈。

除了家族给力，吕后自身的政治能力和影响力，也绝对不容小觑。据《史记·淮阴侯列传》记载，韩信被指控谋反时，刘邦正率军在外平叛，长安城里是吕后主事。她想召韩信入宫，又怕他不肯就范，于是与相国萧何定计，谎称刘邦已平定叛乱归来，要召见群臣庆贺。韩信本想称病不去，但萧何亲自出马劝说：“虽疾，强入贺。”韩信这才动身入宫。韩信一入长乐宫，吕后立即下令处死了韩信。事后，刘邦从前线归来，对吕后的果断处置，没有丝毫责备。

这件事告诉我们，吕后绝非一个简单的后宫之主，而是刘邦可以信赖的政治伙伴。刘邦定都长安后的七年间，大部分时间都在外面打仗或者巡视，正是吕后在长安替他处理日常政务，稳住大后方。长期的“留守”，让吕后与萧何、张良等核心大臣，建立起了相当程度的信任和合作关系。所以，后来刘邦想废太子，另立刘如意，遭到了大臣们的强烈反对。

总之，吕后的权力来源是多维立体的：有她作为太后的合法身份；有她娘家吕氏兄弟早年在战场上换来的赫赫军功；有她作为刘邦政治代理人，长期执政积累下来的经验和威望；还有她与核心官僚集团建立起来的深厚人脉关系网。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才使得她在刘邦驾崩之后，能够执掌朝政大权。

二、汉初的权力格局

汉初，无论是高祖刘邦还是后来的吕后，在任命重臣时，首要考量的往往并非军功大小，而是他们是否具备治理国家的专业能力。萧何、张良、叔孙通等重臣，凭借的是行政、谋略或礼仪等专长。相反，像周勃、灌婴这些沙场猛将，尽管战功赫赫，但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未获得与其军功完全匹配的核心政治职位。这印证了刘邦的名言：“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打天下靠武将，但治天下则需要专业文官。

吕后执政初期，基本上延续了刘邦这种“任人唯贤”的治国方略。她继续重用萧何、曹参、陈平等功臣元老，坚守“萧规曹随”的黄老无为政策，从而保持了汉初政局的相对稳定。然而，随着汉惠帝刘盈的早逝，以及吕后兄长吕泽、吕释之和妹夫樊哙等吕氏核心成员相继离世，这位女性统治者的权力支柱开始出现动摇。

面对权力基础的松动，吕后开始悄然调整她的用人策略，由“任人唯贤”转向“任人唯亲”。她一方面提拔亲信，如心腹谋士审食其；另一方面，则不遗余力地培植吕氏宗族势力——不仅将侄子吕产、吕禄等人封王，还逐步让吕氏族人全面掌控了长安城的军事指挥权。此外，吕后还频频运用政治联姻的手段，将吕氏的女儿们许配给刘姓诸侯王和朝中重臣，试图编织起一个以吕氏家族为核心的政治同盟网络。

特别是在吕后临死之前，她任命侄子吕禄担任上将军，统领北军；另一个侄子吕产担任相国，并统领南军。谁控制了长期驻扎在长安的南军和北军，谁就控制了首都的命脉。吕后晚期这种“任人唯亲”的用人策略，直接促成了吕氏家族的迅速崛起，但这种权力格局的急剧变化，严重侵害了开国功臣集团和刘氏宗室的核心利益，埋下了深深的政治隐患。

三、“诸吕之乱”的叙事疑点

吕后在世时，凭借其卓越的政治智慧和铁腕手段，吕氏一家独大的权力格局还能勉力维持。然而随着她溘然长逝，各方矛盾如决堤之水般全面爆发。

根据《史记》《汉书》的标准剧情，吕后临终前遗嘱吕氏族人：“据兵卫宫，慎毋送丧，毋为人所制！”然而，吕产、吕禄等人被野心驱使，暗中密谋，企图夺取刘氏江山。齐王刘襄第一个打出“讨伐诸吕”的旗号，太尉周勃与丞相陈平也在长安果断出手，诱使吕禄交出兵权，联合朱虚侯刘章控制了南军，迅速捕杀了吕产、吕禄及其党羽，平定了“叛乱”。这是一个典型的“正义战胜邪恶”的叙事，将功臣和宗室塑造成了挽救国家的英雄。

然而，作者郭茵却从这些看似天衣无缝的记载中，发现了诸多疑点：

造反动机可疑。吕氏家族的权力和荣耀，根本来源在于他们与皇室的血缘关系。吕后去世时，在位的是她的亲孙子少帝刘弘。只要少帝皇位稳固，吕氏一族的富贵就能得到最大保障。他们有必要冒着身死族灭的风险，推翻少帝吗？

行为不像叛乱者。从史书记载看，吕产、吕禄的表现完全不像处心积虑的阴谋家。齐王大军压境时，相国吕产竟将部分兵权交给功臣派的灌婴去平叛。上将军吕禄更是被“好朋友”郦寄三言两语就骗走了兵权。他们的举动，更像是一群对政治风暴缺乏警惕、优柔寡断的“权二代”。

消息来源不可靠。“诸吕欲反”这个关键信息，来自齐王刘襄的弟弟朱虚侯刘章。而《史记》明确记载，刘章的目的是“诛诸吕而立”——干掉吕家，拥立他哥哥齐王当皇帝。他散布“诸吕欲反”的消息，更像是为后续行动制造合法性。

缺乏造反实证。纵观史书记载，虽然一再渲染吕氏的“谋反”意图，但他们有哪些反叛行动？调动军队了吗？攻击皇宫了吗？废黜少帝了吗？答案是：完全没有。所有指控都停留在“想要作乱”这种虚无缥缈的层面。

基于此，作者退出所谓的“诸吕之乱”，并非吕氏叛乱，而是功臣集团和部分刘氏宗亲联合发动的宫廷政变。

四、“诸吕之乱”的真实进程

作者梳理的真实演进过程大概是这样的：吕后去世后，远在封地的齐王刘襄在其弟朱虚侯刘章的鼓动下，以“吕氏叛乱”为借口率先发难，目标直指皇位。与此同时，在长安城内，以周勃、陈平为首的功臣集团也因大权旁落而深感不满，一直在寻找机会夺权。

齐王举兵后，主要由吕氏控制的朝廷派遣功臣派元老灌婴率军平叛。这为功臣集团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契机。灌婴抵达荥阳后，按兵不动，秘密与长安的周勃等人联络。最终达成的默契可能是：长安的功臣集团负责清除吕氏，换取齐王撤兵。

于是，长安的功臣派开始行动，利用郦寄成功说服吕禄放弃北军指挥权。然而，就在此时，一个突发事件打乱了部署。相国吕产接到报告，催促他迅速进入未央宫采取行动。当时正好在场的御史大夫曹窋立刻将消息报告给周勃。周勃接管北军后，派遣朱虚侯刘章前往未央宫阻止吕产。然而，刘章在没有得到授权的情况下，在未央宫内直接动手，斩杀了试图觐见少帝的相国吕产。

刘章擅自杀害吕氏核心人物，让功臣集团发现事情再无和平解决的余地。木已成舟，功臣集团只能将错就错，下令对吕氏一族及其党羽进行全面清剿。吕氏被血洗之后，大臣们为了防止少帝长大后报复，还宣称少帝及其兄弟“皆非真孝惠子也”，残忍杀害了少帝刘弘及其兄弟。

然而，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齐王刘襄，最终却因势力太强，被功臣集团的老狐狸们抛弃，与皇帝大位失之交臂。功臣们选择了远在代地，素以仁孝谦和著称、母家势力单薄的代王刘恒，他便是汉文帝。而周勃、陈平等功臣元老，也并未达到长期控制朝政的目的。他们废立皇帝的举动，引发了汉文帝的警惕。汉文帝通过一系列温和而有效的手段，逐渐削夺了他们的实权。

为何这段历史真相被长期掩盖？因为对于功臣集团、齐王兄弟以及最后的赢家汉文帝而言，“吕氏作乱，图谋篡位；功臣宗室，拨乱反正”是各方都能接受，并能使自身行为正当化的最佳解释，因此成了官方认证的“历史事实”。

《诛吕》一书的价值，不仅在于讲述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更在于提醒我们：任何历史叙事，背后都有其立场和态度。我们需要保持独立思考和审慎判断的能力，去探寻那些被遮蔽的，远比表面看起来更加复杂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