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谈｜蔡伟杰、定宜庄、关凯：十三世纪以降的欧亚世界

2025年7月，台湾中正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蔡伟杰首部简体中文学术专著《从马可波罗到马戛尔尼：十三世纪以降的欧亚世界》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引起学界关注，张广达、定宜庄、罗新、党宝海、孔令伟等多位历史学者为其撰写推荐语或书评。

“龙兴殊域——十三世纪以降的欧亚世界”学术对谈

近日，《从马可波罗到马戛尔尼》作者蔡伟杰、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定宜庄以及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关凯在北京SKP RENDEZ-VOUS进行了一场题为“龙兴殊域——十三世纪以降的欧亚世界”的学术对谈，共同就十三世纪以降欧亚内陆世界的历史脉络、文化交融及现代启示展开深入讨论。

《马可·波罗游记》［拉丁语版本（P）］佛罗伦萨里卡迪纳图书馆

马可波罗和马戛尔尼

活动伊始，蔡伟杰便从书名切入，揭示了两位历史人物的特殊关联，虽然马可波罗与马戛尔尼分属不同时代、拥有不同身份，但他们都是欧亚世界文化交流史上的关键人物。这一命名既巧妙呼应了全书整体架构，又切合书中关于二人历史争议的讨论。随后，他阐述了本书的创作初衷，书中主要收录相关书评与文章，旨在为对于十三世纪以来内陆欧亚史有兴趣的读者提供一份系统性的阅读指南，并可作为相关领域的教师与学生之课堂补充读物。

马可波罗

书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总论，着重构建时空框架，并厘清“内陆欧亚”“中央欧亚”“中亚”等核心概念；第二部分聚焦于十三世纪以来蒙古帝国的建立、征服及统治的历史意义，在于促进不同宗教及文化民族之间的融合，塑造现代世界及全球化的起源，并使“世界史”的书写成为可能；第三部分则着眼于后蒙古时代，分析明清两朝如何承续蒙古帝国的遗产，进一步探讨清朝皇帝的统治策略及清王朝的世界观。

在蔡伟杰看来，蒙古帝国超越此前匈奴、柔然、突厥与回鹘等游牧帝国的独特之处在于成吉思汗创立的国家制度具有革命性意义——他打破传统部族纽带，推行十进制军事社会编组，并通过亲信担任要职建立臣民的直接效忠体系。这一制度创新后来在清朝的八旗制度中得到延续。蔡伟杰特别强调，蒙古帝国作为一个过早出现的全球化帝国，促进了境内思想文化、技术物种的频繁交流，有力推动了欧亚大陆的一体化趋势。

《从马可波罗到马戛尔尼：十三世纪以降的欧亚世界》，蔡伟杰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25年7月

乾隆皇帝与马戛尔尼使团

在中国学术语境中，关于乾隆皇帝的历史评价呈现出显著的矛盾特征：一方面他被视为奠定现代中国疆域版图的关键君主，另一方面又被指认为导致中国落后于西方世界的肇始者。这种评价范式主要体现在两个历史事件：其一是通过“十全武功”所展现的领土扩张成就，其二则是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事件所暴露的外交认知局限。传统史学观点多将中国近代的落后归因于乾隆皇帝个人的文化自负与对外部世界的认知缺失。

近年来，外国学者对相关问题又有了新的探讨。蔡伟杰援引美国学者马世嘉（Matthew W. Mosca）在《从边疆政策到对外政策：印度问题与清代中国地缘政治的转型》中的研究，指出该书通过考察清代信息收集机制揭示了边疆治理体系的制度性缺陷。清朝实行多元化的边疆管理模式，各边疆政区形成独立的信息收集与呈报系统，这些信息由地方大员直接上奏中央，但不同政区之间的情报却缺乏有效整合。这种条块分割的治理模式导致清廷难以形成对周边局势的整体性认知。

蔡伟杰进一步以书中的案例加以说明，比如在英藏外交文书中，英属印度通过波斯语Farangi转译为藏语Phe-rang，最终呈现为汉语“披楞”；而在广州口岸，英国则被记为“英吉利”。这种术语系统的割裂使得清廷官员难以辨识这两个称谓实指同一政治实体。尽管清廷后来可能意识到二者的关联，但由于缺乏对大英帝国全球扩张态势的系统性认知，故始终未能准确把握国际格局的深刻变革。这一案例充分表明，中国近代的落后不应简单归咎于君主个人因素，而更应被理解为传统国家治理体系在面对现代国际关系时所暴露出的结构性局限。

马戛尔尼觐见乾隆

后蒙古时代的变与不变

进入与谈环节，定宜庄首先回顾了蔡伟杰由青年才俊成长为成熟学者的经历，继而对其新著展开评议。定宜庄认为，新著在以下两个方面具有显著的学术价值：其一是对于“内陆欧亚如何影响中国”这一问题的持续关注，其二是书中所收的学术述评为学界树立了一种规范。

针对内陆欧亚史研究现状，定宜庄指出，相较于其他史学领域，该领域长期面临史料匮乏的研究困境。尽管历史书写权通常由胜利者掌握，但作为历史上多次主导欧亚大陆政治格局的游牧民族，却鲜少系统性地留存自身的文字记录。这一史料缺失现象直接导致后世研究往往低估游牧文明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这种学术认知的偏差不仅制约了内陆欧亚史研究的深入发展，还会影响当代中国人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认识。

针对学术述评的规范问题，定宜庄认为蔡伟杰的新作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示范作用。在回顾相关学术史时，作者做到了对该领域关键著作的全面梳理，且评述中不止于对书籍内容的介绍，还加入了大量的个人思考以及同领域著作比对。得益于其中外双重学术训练背景，蔡伟杰展现出卓越的跨文化研究视野与多语言文献驾驭能力，从而在学术交流层面构建起连接中外学界的重要桥梁，为中国学者把握国际学术前沿提供了重要参照。

定宜庄指出，蔡伟杰著作的另一重要贡献，在于引介蒙古史学者关于元、明、清三代之间延续性的讨论。有学者认为，中国历史与欧亚内部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重叠关系，但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之间并不必然是对抗的。

蔡伟杰提及鲁大维（David M. Robinson）在《神武军容耀天威：明代皇室的尚武活动》中的观点，认为明初尚武风气很可能源自元代的延续。然而，由于蔡伟杰的新著对于明代历史着墨不多，因此对谈并未对上述问题展开深入讨论。

随后，定宜庄从深耕几十年的八旗制度切入，指出八旗制度不仅承袭自元代千户制，甚至可追溯至北魏军府制。这一制度层面上的延续，不仅体现了明清王朝对蒙古帝国政治遗产的承袭，亦是中华文明延续性的重要表现。然而，八旗制度在继承的基础上究竟作出了哪些变革？在后十六世纪的中国，清朝的兴起是否蕴含着更深层的历史背景？尤其是在全球化进程中，随着区域间网络的不断扩展与交织，这一历史因素对清朝的形成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蔡伟杰以狄宇宙（Nicola Di Cosmo）的研究为例，对定宜庄的问题作出回应。他指出，努尔哈赤的崛起与明廷所颁赐的敕书密切相关。通过不断兼并其他部落，建州女真逐渐垄断了与明朝的人参贸易，由此积累了巨额财富。仅就人参贸易而言，1608至1610年间建州女真的收益几乎相当于明朝白银年输入量的四分之一。这些白银的流入，不仅推动了女真社会的货币化与经济发展，也为八旗制度的建立、官僚体系的形成以及军事扩张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蔡伟杰进一步强调，清朝的兴起并非单纯依托八旗制度，其成功更在于通过与蒙古、明朝及朝鲜等邻国构建广泛的贸易网络，从而形成了支撑其崛起的多重动力。

14世纪的威尼斯商人及探险家马可·波罗。马可·波罗（1254-1324）于1271年与叔叔们从威尼斯出发前往远东，途经丝绸之路，约三年后抵达忽必烈汗的宫廷。他们在华停留17年后返回家园，于1295年回到意大利。

从多重视角与尺度把握中国文明的特点

在围绕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特性以及清朝国家治理等问题的对谈中，关凯与蔡伟杰提出了若干值得深入探讨的观点。关凯指出，传统历史叙事往往将地中海世界与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世界割裂开来，从而使部分中间地带的历史进程（如佛教的兴起、伊斯兰教的传播以及突厥的兴衰）被碎片化讨论，缺乏整体性视角。蔡伟杰的著作引介并讨论了内陆欧亚研究的重要学术综述，通过分析蒙古在中亚的崛起及其对世界史的深远影响，为欧亚大陆整体史研究提供了多重视角与理论总结。

关凯指出，全球史视角虽为弥合传统文明史叙事中的东西方文明裂隙提供了理论路径，但西方学界对于中国的研究仍存在认知偏差。以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与白鲁恂（Lucian Pye）的学术研究为例证，关凯揭示西方学者在学术训练过程中深受三大文化元素（古希腊罗马文化传统、基督教价值体系及日耳曼军事伦理）的形塑，致使其论述往往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此外，跨文化理解障碍与非学术因素干预，亦导致其研究结论潜藏文化的偏见。关凯强调，历史叙述始终存在中心化范式与去中心化的尝试，但这两种做法都是要反思的。就像民族主义和去民族主义，其实都值得反思。我们并不能简单认为去中心化自然在道德与价值上就比中心化更高一级。换言之，在清朝的统治体系内，有着非常多元化的结构。因此研究者应超越简单的道德与价值评判，在辩证审视国际学术成果的基础上，着力建构具有文明主体性的中国学术话语体系。该体系需立足中华文明演进的内生逻辑，通过创建兼具文明特质与人类普遍意义的阐释范式，为全球人文社会科学贡献新的元理论视角。

蔡伟杰补充道，尽管民族主义叙述可能忽视某些关键的历史因素，但这些中心化视角对于我们理解当时的历史依然十分重要。以清朝为例，其皇帝的统治身份并非单一的“汉人皇帝”，而是多元文明的统治者。在面对不同族群时，清朝统治者展现出多重身份与灵活策略：在处理藏传佛教事务与蒙古事务时，往往采取因地制宜的差异化方式。正缘于清朝统治者多样灵活的治理策略，清朝复杂多元的疆域才能实现高效整合。

关凯进一步指出，中国文明的历史延续性与文化内涵是理解东亚历史的关键所在。中国的“中央之国”理念源自儒家宇宙观，并通过“天圆地方”“天人合一”等思想逐渐发展为一种超越血缘关系的文明体系。这种文化包容性使得元、清等非汉族政权能够承续传统，在保持内部多元性的同时实现“大一统”，展现了中国文明独特的治理智慧与延续能力。

在关凯对中华文明历史逻辑进行高度概括的基础上，蔡伟杰表示，无论是去中心化的叙述模式，还是民族主义的叙述逻辑，都是解释历史的重要视角。他主张多种叙述方式并行不悖，形成一种“众声喧哗”的格局，从而为理解历史提供更为多元的视角。在面对不同立场的论述时，学界能够以一种更加开放和包容的心态予以回应。

观众问答

在观众问答环节，蔡伟杰回顾了个人的学术历程。他提到，自己原先立志攻读历史学专业，并致力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但在机缘巧合之下进入政治大学民族学系就读。在修习民族学相关课程期间，他逐渐意识到，从不同民族的视角出发审视历史，往往会与主流历史叙事形成显著差异。在系上学长的推荐下，他开始学习满文，并开展满族史的相关研究。

此后，蔡伟杰赴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内陆欧亚学系深造，将蒙古学与藏学纳入研究视野，并持续耕耘至今。回顾这段学术旅程，他深有感触地指出，自己于2008年进入印第安纳大学内陆欧亚学系学习，而上一位来自台湾获得该系博士的学者，则要追溯到1985年毕业的张骏逸博士，他也是蔡伟杰在本科时期的老师，其间相隔数十年。在这段时间内，台湾学界对少数民族历史的研究已日渐式微。当年身边的系友同学毕业后多半投入其他领域，但他仍坚守在民族史研究的阵地上的原因，除了兴趣以外，也带有一份学术使命感。

另一位听众向定宜庄提问，表示因长期关注口述史领域，希望了解口述史与民族史在研究实践中应如何交叉与互动。定宜庄在回应中以她长期关注的北京城为例，她谈到，以往的主流文化叙事往往强调“宣南文化”是北京城的中心与精华。然而在清代，北京内城主要由满族居住，而南城则除了汉族和参与科举的士人之外，还聚居了大量回族与蒙古族。定宜庄强调，这一多民族并存的历史与现实，与口述史研究方法密切相关，研究者在选择口述样本时应该关注这点。

谈及口述史在研究中的价值时，定宜庄以生活在北京的蒙古人为例，指出他们的生活经历与南方移民存在差异。南方人通常在南城落脚之后，依托会馆生活、建立墓园，并逐渐形成“北京人”的认同；而蒙古人尽管世代生于北京、逝于北京，仍与草原、沙漠及遥远的故乡保持一种千丝万缕的联系。定宜庄强调，北京作为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各民族通过婚姻、宗教活动（如雍和宫）及文化传承，交织出丰富的历史肌理。口述史正是记录这些普通人生命体验与历史记忆的重要手段。

蔡伟杰指出，口述史及口述史料在蒙古史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他以波斯史家拉施特编纂《史集》时所依据的《金册》为例，学界长期争论其性质究竟是实录还是整理成书的史籍？蔡伟杰介绍其导师艾骛德（Christopher P. Atwood）提出的创见，认为《金册》实为史官对蒙古帝国功臣后代进行口述采集的成果。这些家族通过叙述祖先在成吉思汗时期的功绩来确认自身地位与声望。因此，《金册》实际上是一种承载家族记忆与政治合法性的口述文献，同时也是理解蒙古帝国早期历史的重要史料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