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身经百战,运筹帷幄,在大规模军事指挥上,早已经出神入化。
红军时期,就曾经指挥过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统一作战;
抗日时期,就曾经是八路军前线实际军事指挥官;
解放战争时期,是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擅长逆境作战,以弱胜强!
因此,在抗美援朝,彭总的军事指挥完全不是问题,而且其战略设想、战术设计都是顶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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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的出其不意,让美帝怎么侦查,都看不到志愿军的踪迹,不愿意相信志愿军是大规模的部队,结果打了一个信息差。
第二次战役放长线钓大鱼,在美、南朝鲜军进攻时,先故意示弱,后撤三十至五十公里,把敌军引进包围圈,然后再采用自己最为拿手的运动战战术,在运动中寻机歼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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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两次战役打得太顺利了,取得的战果,美帝想不到,中、苏、朝三方高层原先也都没有想到,于是,这种被推高的期望值,又反过来要求彭总指挥志愿军继续一鼓作气地平推美帝以及南朝鲜。
如果说第一、第二次战役有一些政治因素影响,比如第二次战役,金日成就对志愿军后退几十公里不理解,要求乘胜向清川江以南追击。但由于那时候,美帝还处于优势,还是以军事态势为出发点来考虑问题。到第三次战役,在胜利的氛围下,外交政治压力就突然袭来,抗美援朝,不再仅仅只能考虑军事,还要考虑政治。甚至政治因素所引发的决策,往往不再考虑军事层面是否能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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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战役结束后,虽然志愿军狠狠地打击了美帝。但志愿军不仅因连续作战,各部普遍非常疲劳,而且减员也相当严重。彭德怀算了一下,第二次战役结束后,东西线需补新兵65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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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至为关键的问题,就是后勤始终无法得到很好保障。美军每天要出动近千架飞机对志愿军后勤供给线进行轰炸,白天车辆无法通行,粮、弹、被服几乎全靠夜间抢运。
因此,彭总从军事角度考虑,认为志愿军急需休整一段时间,最好是能等到第二年春季再进行新的战役。
但政治上,却不容那么考虑。尤其苏联给的压力非常大,认为一旦停战,资本主义各国会过多揣测,认为志愿军已经乏力了,需要马上出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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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第三次战役提前打响了,志愿军攻下了汉城。
但此时美军的主帅已经从麦克阿瑟换成了李奇微,“联合国军”虽然还在继续撤退,但彭总敏锐发现敌人已不再忙乱,毫无秩序的溃退也变成了有秩序的撤退。
于是,彭总从军事角度考虑,为避免的敌人诱敌深入,下令停止追击。
但这个时候,政治压力又来了,朝苏两方面发表不同看法。他们质问彭总:(第三次战役前)你们说不能打了,怎么一打又打大胜仗了?现在敌人望风而逃,汉城也收复了,你们为什么不追击?为什么要结束第三次战役?应该一鼓作气,把美国人从朝鲜半岛赶下海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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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由于志愿军三战三捷,美帝也怕了。美国向中方提出停战谈判的建议,并表示可以由英、美、苏、中四国讨论解决远东问题。
美国的战略重点仍在欧洲,它不愿也无力再向朝鲜投入更多兵力。同时这一建议也在很大程度上抬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表明美国已不得不把中国作为一个军事强国来认真对待。
彭总在前线打仗,明白美帝的实力,也知道志愿军的情况。他从军事角度考虑,认为此时谈判是个极好时机,不仅政治上对中方有利,而且还可以减少志愿军的牺牲。应该说,如果这个时候就接受美国的建议,直接展开和谈,在三次战役都胜利的情况下,中国将占据非常主动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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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从政治角度考虑,谈判是不可能的,我们还要继续打下去。而且彭总还被要求马上发动第四次战役。
彭德怀从军事角度提出:“第三次战役即带若干勉强性,此次战役(第四次)则带有更大的勉强性,如主力出击受阻,朝鲜战局有暂时转入被动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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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政治角度不容许迟疑,可结果正如彭总所预料,第四次战役打得异常激烈艰苦。本来军事指挥的难度彭总能拿捏自如,但在政治的影响下,让军事指挥的难度也增加了。
还好毛主席的战略视野宽广,他在知道彭总的处境后,说道:“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不要急于求成”,从而彭总能够顶住苏联、朝鲜的外交政治压力,在用兵上有更多的自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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