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在抗美援朝的难度，不在于军事指挥，而在于外交政治压力

彭德怀身经百战，运筹帷幄，在大规模军事指挥上，早已经出神入化。

红军时期，就曾经指挥过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统一作战；

抗日时期，就曾经是八路军前线实际军事指挥官；

解放战争时期，是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擅长逆境作战，以弱胜强！

因此，在抗美援朝，彭总的军事指挥完全不是问题，而且其战略设想、战术设计都是顶级的。

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的出其不意，让美帝怎么侦查，都看不到志愿军的踪迹，不愿意相信志愿军是大规模的部队，结果打了一个信息差。

第二次战役放长线钓大鱼，在美、南朝鲜军进攻时，先故意示弱，后撤三十至五十公里，把敌军引进包围圈，然后再采用自己最为拿手的运动战战术，在运动中寻机歼敌。

前面两次战役打得太顺利了，取得的战果，美帝想不到，中、苏、朝三方高层原先也都没有想到，于是，这种被推高的期望值，又反过来要求彭总指挥志愿军继续一鼓作气地平推美帝以及南朝鲜。

如果说第一、第二次战役有一些政治因素影响，比如第二次战役，金日成就对志愿军后退几十公里不理解，要求乘胜向清川江以南追击。但由于那时候，美帝还处于优势，还是以军事态势为出发点来考虑问题。到第三次战役，在胜利的氛围下，外交政治压力就突然袭来，抗美援朝，不再仅仅只能考虑军事，还要考虑政治。甚至政治因素所引发的决策，往往不再考虑军事层面是否能承受。

第二次战役结束后，虽然志愿军狠狠地打击了美帝。但志愿军不仅因连续作战，各部普遍非常疲劳，而且减员也相当严重。彭德怀算了一下，第二次战役结束后，东西线需补新兵65000人。

还有一个至为关键的问题，就是后勤始终无法得到很好保障。美军每天要出动近千架飞机对志愿军后勤供给线进行轰炸，白天车辆无法通行，粮、弹、被服几乎全靠夜间抢运。

因此，彭总从军事角度考虑，认为志愿军急需休整一段时间，最好是能等到第二年春季再进行新的战役。

但政治上，却不容那么考虑。尤其苏联给的压力非常大，认为一旦停战，资本主义各国会过多揣测，认为志愿军已经乏力了，需要马上出击。

于是第三次战役提前打响了，志愿军攻下了汉城。

但此时美军的主帅已经从麦克阿瑟换成了李奇微，“联合国军”虽然还在继续撤退，但彭总敏锐发现敌人已不再忙乱，毫无秩序的溃退也变成了有秩序的撤退。

于是，彭总从军事角度考虑，为避免的敌人诱敌深入，下令停止追击。

但这个时候，政治压力又来了，朝苏两方面发表不同看法。他们质问彭总：（第三次战役前）你们说不能打了，怎么一打又打大胜仗了？现在敌人望风而逃，汉城也收复了，你们为什么不追击？为什么要结束第三次战役？应该一鼓作气，把美国人从朝鲜半岛赶下海去！

此时，由于志愿军三战三捷，美帝也怕了。美国向中方提出停战谈判的建议，并表示可以由英、美、苏、中四国讨论解决远东问题。

美国的战略重点仍在欧洲，它不愿也无力再向朝鲜投入更多兵力。同时这一建议也在很大程度上抬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表明美国已不得不把中国作为一个军事强国来认真对待。

彭总在前线打仗，明白美帝的实力，也知道志愿军的情况。他从军事角度考虑，认为此时谈判是个极好时机，不仅政治上对中方有利，而且还可以减少志愿军的牺牲。应该说，如果这个时候就接受美国的建议，直接展开和谈，在三次战役都胜利的情况下，中国将占据非常主动的位置。

但从政治角度考虑，谈判是不可能的，我们还要继续打下去。而且彭总还被要求马上发动第四次战役。

彭德怀从军事角度提出：“第三次战役即带若干勉强性，此次战役（第四次）则带有更大的勉强性，如主力出击受阻，朝鲜战局有暂时转入被动的可能。”

但是政治角度不容许迟疑，可结果正如彭总所预料，第四次战役打得异常激烈艰苦。本来军事指挥的难度彭总能拿捏自如，但在政治的影响下，让军事指挥的难度也增加了。

还好毛主席的战略视野宽广，他在知道彭总的处境后，说道：“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不要急于求成”，从而彭总能够顶住苏联、朝鲜的外交政治压力，在用兵上有更多的自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