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话】毛先生筹划秋收起义时，杨开慧要跟着去，谢觉哉出面劝阻

大革命失败后，在1927年的八七会议上，毛先生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论断；会后，根据组织决定，他要去谋划准备秋收起义。8月30日，是毛先生和杨开慧在一起的最后一天；第二天，他就要去安源、发动秋收起义。

起初，杨开慧不愿意和毛先生分开，尽管还有三个年幼的孩子，最小的毛岸龙是1927年4月4日刚出生的、当时还不到半岁；尽管她也知道此去前途凶险，但她仍希望和毛先生携手共度、生死相依。

不过毛先生思来想去、觉得此行如果两人仍然在一起，很可能会被“一网打尽”，于是他就千方百计地做开慧的工作，甚至还请出了谢觉哉出面，才算做通了开慧的思想工作。

事实上，接下来的情况正如预料的那样，危机重重。在从安源前往铜鼓县的途中，在湖南浏阳县和铜鼓县交界处的张家坊，毛先生就落到了敌军手中。这是先生的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被捕，差点被处死。

后来，毛先生曾对美国记者斯诺，叙述过他的这一段“历险”：

• 当我正在组织军队，奔走于汉阳矿工和农民赤卫队之间的时候，我被一些同国民党勾结的民团抓到了。
  那时候，国民党的恐怖达到顶点，好几百共产党嫌疑分子被枪杀。那些民团奉命把我押到民团总部去处死。但是我从一个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的人释放我。
  普通的士兵都是雇佣兵，我遭到枪决，于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好处，他们同意释放我，可是负责的队长不允许。于是我决定逃跑。但是直到离民团总部大约二百码的地方，我才得到了机会。
  我在那地方挣脱出来，跑到田野里去。我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我在那里躲到太阳落山。士兵们追捕我，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有好多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碰到他们。虽然有五六次我已经放弃希望，觉得我一定会再被抓到，可是我还是没有被发现。
  最后，天黑了，他们放弃了搜寻。我马上翻山越岭，连夜赶路。我没有鞋，我的脚损伤得很厉害。路上我遇到一个农民，他同我交了朋友，给我地方住，又领我到了下一乡。
  我身边有七块钱，买了一双鞋、一把伞和一些吃的。当我最后安全地走到农民赤卫队那里的时候，我的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
  (斯诺：《西行漫记》，第一百四十一至一百四十二页，三联书店一九七九年版。)

后来，据长沙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撰的《英魂》记载：在毛先生的这段历险记中，当时借的钱一共有20多块大洋，借给他钱的人是潘心源；此人文韬武略、有勇有谋，称号叫“潘博士”。

潘心源时任中共浏阳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当时他组织了浏阳工农义勇队，并把队伍带到铜鼓、准备参加秋收起义。到了铜鼓后，潘到安源寻找党组织时，遇到了毛先生，然后两人一起赶赴铜鼓。

途中，潘将自己所带的50块大洋、分了一半给毛先生，并扮成富商模样、走在前面，以防不测。结果，走到浏阳境内的七溪坳时，遭到10来个民团团丁的拦截。为了掩护不会浏阳话的毛先生，潘心源立刻上前搭话，并故意将随身携带的银元抖落在地，然后乘团丁拾捡银元之机，示意毛先生立即走开……

这次死里逃生后不久，毛先生就在湖南发动了秋收起义，开启了一段更加艰苦卓绝的岁月。由此来看，假如当时杨开慧一直在毛先生身边的话，情况会怎么样，真的很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