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叛逃的苏联外交高官舍甫琴科履历（下）

1954年，舍甫琴科考上本校研究生，攻读裁军专业。在导师德登涅夫斯基的谆谆教导下，舍甫琴科与老师先后联合发表了《使用原子武器的非法性与国际法》和《原子能与和平共处问题》，在相关学术领域取得了很大的反响。

在研究生班上，有位名叫安纳托利的同学。这位同学的学习成绩很不错，父亲也很不错。他的父亲名叫葛罗米柯，是时任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安纳托利看到舍甫琴科论文成果丰硕，主动找到舍甫琴科，邀请他合写一篇文章向《国际生活》杂志投稿，主题是论述立法机关在和平与裁军问题中发挥的作用。《国际生活》杂志是苏联外交部的半官方刊物，主编由葛罗米柯兼任。

对于这件事，舍甫琴科在回忆录中没有写他听到这个邀请时的内心活动，也没有写具体的时间和生活背景，只是简单的一句——“我连忙同意了”。这句话的含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可以理解成知音难觅时“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喜悦，也可以理解成终于有机会和官二代做朋友、还能认识他高干爸爸的喜悦。

两人把文章写好之后，拿给葛罗米柯审阅。葛罗米柯对文章表达了赞同，也提出了意见。总的来说，时年46岁的葛罗米柯对25岁的舍甫琴科是高看一眼的。谈完文章之后，葛罗米柯对着两位晚辈侃侃而谈，从二战中的苏美同盟聊到当时的苏美关系前景。这是舍甫琴科第一次听到超出官方政策的外交理念和外交形势，心中很是震惊。

最后，和蔼可亲的葛罗米柯问年轻同志舍甫琴科毕业后有什么想法。舍甫琴科说：“研究工作对我有吸引力，但同时我对外交事务也很有兴趣。”这是何等的城府，对一位政府高官说出这样一句外交辞令？既表达自己醉心书本，热爱做学问；又投石问路，表达自己对参加外交工作的渴望，当然，还可以理解成暗示葛罗米柯，希望他提携。

葛罗米柯是什么角色？副外长同志可是29岁就在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两位政治局委员的提问中应聘成功，30岁受领袖斯大林的赏识漂洋过海去美国，36岁代表苏联参加国际会议的主，他会听不懂小年轻这点小心思？

葛罗米柯微笑抓拍

葛罗米柯的回答也很有意思：“搞研究工作总是有益的，但也完全可能把它和外交工作结合起来。”什么都说了就是什么都没说。葛罗米柯没有对舍甫琴科表示出更多的青睐。等到葛罗米柯真正对舍甫琴科赋予信任和赏识，已是14年后。

1956年舍甫琴科研究生毕业前夕，外交部来人招聘他。他犹豫要不要在国际关系学院继续深造，以后当个老师教授什么的，于是征询妻子莉娜的意见。老婆大人和他列举了他的大学同学们进入外交部后在国外的优越生活——“能带回西方的奢侈品”，“过得很愉快，而且正在走向更广阔更诱人的生活”。莉娜总结说：“你这些年的努力和学习就是为了这个呀。你会干得很好的，我们能过上体面的生活，能有高级的东西，总算能出头了。”

最后，舍甫琴科决定坚决贯彻老婆大人的指示，去外交部报到。进入外交部后，他被分配在裁军事务司。这个司在外交部本是排名靠后的次要部门，但赫鲁晓夫上台以后，大力推行对西方缓和，裁军问题开始在外交部得到重视。正所谓，时势造英雄，舍甫琴科很快时来运转。

1958年9月，舍甫琴科第一次出国，以裁军问题专家身份，跟随苏联代表团参加联合国大会。期间，他亲眼目睹了美国的优越生活和“自由气息”，开始萌生一系列“反动思想”：比如，羡慕西方消费品市场的繁荣，认为苏共关于西方民众水深火热的宣传是愚民政策；还认为本国外交纪律苛刻，厌恶无处不在的克格勃特工对外交官们的监视。

特辖军骑马图

舍甫琴科厌恶克格勃有什么用呢？“秘密警察护国”是帝国时期沙皇专制的传统，从伊凡雷帝的“特辖军”到彼得大帝的“秘密办公厅”，再到叶卡捷琳娜女皇的“秘密处”，再到十九世纪的“第三厅”，秘密警察制度就没停过。革命后，又被列宁继承了下来，到斯大林执政期间被发挥到极致。

舍甫琴科是一位很顾家的男人，这一趟去纽约出差，他把出差补贴的绝大部分用来给老婆孩子买衣服、鞋子和玩具。三个月后，他返回莫斯科，把礼物拿给妻子。莉娜同志很高兴，但还是埋怨丈夫没和其他同事一样，买点便宜货回国，然后去黑市倒卖。由此看来，当时的舍甫琴科一家生活还是很清苦的。

1960年9月，舍甫琴科再一次跟团去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与上次不同，这次的苏联代表团由赫鲁晓夫亲自带队。代表团全体人员乘坐“波罗的海”号轮船前往纽约。就是这一次联合国大会，发生了赫鲁晓夫拿皮鞋敲桌子的奇葩事件。

联合国大会上的赫鲁晓夫（二排左）与葛罗米柯（二排右）

第一次与领袖近距离接触，舍甫琴科感觉赫鲁晓夫平易近人，说话很和气。但是，中途发生了一件特别尴尬的事情，让舍甫琴科对高层内幕大跌眼镜。当时，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波德戈尔内随团前往纽约。

去纽约的轮船要行驶很长时间，旅途中大家都挺无聊。有一天晚上，赫鲁晓夫喝多了，要已经57岁的波德戈尔内为大家跳戈帕克舞（一种乌克兰民族舞蹈），波德戈尔内不敢拒绝，只好跳了一段。赫鲁晓夫立即鼓掌，夸波德戈尔内跳得好，并说：“你待在基辅正合适。”

舍甫琴科对这件事的评价是：他俩做的事都不符合他俩的身份。

写到这里，不得不说到另一个传说。赫鲁晓夫在1949年被调到莫斯科工作以后，斯大林经常深夜召集他和贝利亚、马林科夫等人去克里姆林宫一起吃饭。觥筹交错之间，“他（赫鲁晓夫）不止一次地在‘领袖’的孔策沃别墅奉斯大林之命跳起戈帕舞，累得满头大汗，其他人则一直借此取乐。”

所以，赫鲁晓夫掌权后就差没把斯大林挫骨扬灰。所以，波德戈尔内被赫鲁晓夫提拔多年，一到关键时候，仍然和勃列日涅夫、谢列平一起推翻赫鲁晓夫。

1963年，年仅33岁的舍甫琴科被任命为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宣传和政治事务部”主任，并允许携家眷同往。舍甫琴科就此实现了妻子莉娜在留居国外的目标。但他从此刻起，对工作就有了抵触情绪。

他手下管着的二十几个人，只有七人是真正的外交官，其他人都是以外交官身份做掩护，要么是克格勃的特工，要么是军事情报局的间谍。舍甫琴科的心情不是一般的糟糕，他打心里烦那帮带枪的便衣。在他看来，他们除了偷懒和酗酒，别的什么也不会干，弄得自己的工作非常不好开展。

针对舍甫琴科的不满，纽约的党组织宽慰舍甫琴科，说国防部也好，克格勃也好，外交部也好，都是为国家利益服务的，舍甫琴科同志，你也是老党员了，应该有大局观，和大家一起工作要相互配合，尽量掩护他们多搜集情报。

舍甫琴科有大局观吗？有，他的大局观是维护联合国的权威。作为苏联名牌大学之一的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研究生，舍甫琴科多少还是有理想主义的倾向。他坚信自己今后的工作应该为联合国服务，而不是为了苏联。

他的想法幼稚吗？这个问题不好回答。25年后，有一位比他小1岁、也是苏联名牌大学之一的莫斯科大学毕业的大学生说过一句类似的话，叫做“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那个人与舍甫琴科在纽约时的身份不一样，他是在苏联最高领导人的位置上说的。

舍甫琴科讨厌克格勃，他认为，苏联政府在本国常驻联合国机构中安插特工，损害了联合国的权威。除此以外，舍甫琴科还认为，美国政府在联合国吃了大亏，作为缴纳联合国会费的“大股东”，美国要给包括来自苏联在内的敌对国家工作人员发放薪金。而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则会对苏联籍工作人员的工资进行截留，实际发放数额只在应有工资的一半左右。至于截留下来的工资款项，舍甫琴科坚信，是用在了纽约的苏联间谍活动中，也就是资助他眼里的那些“懒汉和酒鬼”。

在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的这几年里，舍甫琴科步步高升，最后当上特命全权公使。在政治领域，这是外交人员少有的官运亨通。在经济方面，舍甫琴科也有了“长足进步”。他在纽约工作期间，设法在莫斯科先后搞到一套大公寓和一座别墅，使自己有了宽敞的住房和私人休假地，正式进入特权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