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先达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和功能

在当今世界上，各种哲学流派纷呈林立，其中最具真理性和实践性的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上还从来没有一种哲学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方面取得像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样的成就；也没有任何一种哲学像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样得到如此广泛的传播，拥有如此众多的信奉者和实践者。马克思主义哲学依然是我们时代的主旋律。本文拟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和功能作一考察，以深化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一、哲学的时代性、民族性和阶级性

“每种艺术作品都属于它的时代和民族。”哲学同样如此。时代性和民族性是哲学不可分离的特性。在阶级社会中，哲学还具有阶级性。

哲学思维是一种高度抽象化和理论化的思维，具有思辨性特点。哲学使用的普遍范畴和概念，往往造成哲学只是在精神王国中驰骋的假象。实际上，从哲学体系产生的背景及其内容和价值取向来看，哲学是非常现实的。哲学似乎高耸于天国，可哲学家们仍然生活在尘世之中。由哲学家们创造的哲学体系，不管其外表如何抽象，都离不开哲学家所处的时代。哲学不是没有激情、没有冲动、没有爱憎、平静地苦思冥想的结果，恰好相反，它是在现实地、明显地或隐蔽地推动下的一种追求，即以哲学的方式来解答时代向哲学提出的问题。

因此，尽管哲学体系往往以哲学家命名，但它并不仅仅属于他个人。康德哲学不只是康德的哲学，更重要的是属于他的时代。每个哲学体系都有自己的个性，但这种个性是受时代制约的。法国唯物主义的明快泼辣，德国古典哲学的艰涩隐晦，离开它们的时代背景都是无法理解的。

哲学是时代的产物。哲学离不开它借以产生和发展的时代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恩格斯指出：“任何哲学只不过是在思想上反映出来的时代内容。”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坚持和发挥这个观点。梅林认为：一个时代的经济—政治斗争与这一时代的哲学之间的依存关系是那样鲜明地暴露出来，即使最近视的人也会明白看到的。普列汉诺夫强调：最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也并不否认，每一哲学体系都只不过是自己时代智慧的表现。

全部哲学都依存于各自的时代，但其中真正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是各种各样的，可以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也可以是时代的糟粕；哲学家可以是时代的骄子，也可以是时代的弃儿；可以是真理的发现者，也可以是错误理论的吹鼓手。问题是反映了时代的哪个方面。

真正的哲学之所以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正在于它符合时代的进步要求，抓住了时代的主题，回答了时代提出的迫切问题。背对自己时代的哲学是僵死的经院哲学；对自己时代迫切问题漠不关心的哲学家是空头哲学家。按照卢卡奇的说法：“一个思想家越有才华和天才，他就越是他的时代、国家和阶级的产儿。”

哲学的时代特性，决定了真正的哲学必须面对时代，始终保持与时代的紧密联系，以便抓住时代的脉搏。这是关系判断这种哲学的价值，以及它能否生存和发展的关键。马克思曾经断言，作为时代精神精华的真正哲学，“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

并不是所有的哲学家都认识到了哲学的时代特性。由于哲学的特点，哲学往往被看成超时代、超历史的永恒范畴的王国。这是哲学家的哲学观念同哲学本性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导致对哲学的唯心主义理解。

哲学还具有民族性。作为以共同的地区和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不同的民族共同体，各有自己不同的哲学传统。

很显然，东方哲学不同于西方哲学，即使同是东方哲学，中国哲学也不同于日本、印度和朝鲜哲学；同是西方哲学，欧洲大陆哲学也不同于英美哲学，而德国古典哲学则又有其自身的特点。

哲学的道理具有共性。我们可以发现各个民族的哲学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无神论和有神论等方面有许多类似或相似的说法。正因为这样，在哲学研究中才可以进行相互比较，可以比较柏拉图和老子、黑格尔和朱熹、贝克莱和王阳明。可是，各种哲学体系又都有自己的民族特点。无论是思维方式、范畴运用、价值观念和作品风格都各有特色。例如，以希腊罗马哲学为代表的西方哲学与以儒墨道法为代表的中国哲学就不完全相同。

从哲学的着力点，即各自关注的中心来看，古希腊罗马哲学更多地注重自然——作为纯客体的自然，作为关于存在学说的自然哲学因此也较发达。中国哲学，其中特别是儒家学说注重人伦，即人际关系中的伦理道德，处理人际关系的原则。中国古代哲学也讲到自然，如老子和庄子的著作。但老庄哲学中讲的自然，主要不是人之外的自然，而是人自身的自然，即人的自然本性。

从思维方式来看，西方古代哲学强调的是主体与客体的对立和划分，它们明于天人之分，讲求观察、实验、理性的方法，一般来说，擅长分析；而中国古代哲学则是以天人合一方式出现的主客体统一的思维方式，它强调主体，强调依靠主体的内在意识和道德实践来实现二者的统一，它运用的是反求诸己的内省方法，一般说来，擅长综合。

哲学范畴也各有特点。中国哲学讲理气、有无、动静、形神、知行；而西方哲学则讲矛盾、一多、感性理性、质量、肯定否定。

哲学具有民族性，但哲学可以相互吸收和传播。中国哲学可以接受西方哲学的影响，而中国哲学也可以影响西方哲学。特别是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以后，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更有条件相互影响。我们现在使用的许多范畴，就不是中国哲学固有的，而是经过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介吸收的西方哲学范畴。

在阶级社会中，哲学具有阶级性。普列汉诺夫指出：“各阶级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是各不相同的，是依照各阶级的地位、需要、意图，以及各阶级的相互斗争行程而改变的。”由于哲学家们站在不同的阶级立场上，他们对世界观根本问题的看法，他们对待事物的态度和价值观念，都明显地打上了阶级烙印。

某种哲学体系的阶级属性，并不完全取决于哲学家本人的阶级出身；也就是说，并非所有的哲学家都自觉地按照自己阶级的需要来创立自己的哲学体系。事实上，哲学家们往往自认为是超阶级的，是摆脱一切物质利益的。然而，这并不影响哲学的阶级实质。判断一种哲学体系的阶级性质，并不是根据哲学家们对自己体系的看法，而是看在现实的斗争中，这种哲学体系以及由其引出的政治结论，究竟对谁有利。

哲学的阶级性是就哲学整个体系说的，而不是指每一个命题、范畴或哲学判断。事实上，在一个哲学家的哲学体系中，有些论述政治性强些，有些学术性强些。这取决于这个哲学判断或命题与人们的经济和政治利益的关系。一般说来，越是直接涉及经济和政治利益、处于斗争激烈中心的问题，阶级性越明显。

哲学的阶级性并不排斥某个哲学体系中可能包含的真理性颗粒和对人类文化的积极贡献。哲学家是以哲学的方式来为某种阶级利益服务的。他们的阶级立场、政治态度是通过对哲学问题的阐述间接地、曲折地表现出来的，因而往往会迸发出哲学的天才火花。在哲学史上，不少卓越的哲学家，既是某个阶级在哲学上的代言人，又是人类文化的积极创造者。

同其他意识形态一样，哲学也有精华与糟粕之分。作为文明活的灵魂的哲学是指它的积极方面。因此，就有一个如何对待哲学传统的问题。我们既不能采取虚无主义，也不能采取复古主义。我们要使传统中优秀的东西在当代得到发扬；要使当代的东西在传统中得到滋补和营养。离开了传统，当代没有根；离开了当代，传统没有果。黑格尔说过：哲学只有在本质上与前此哲学有了联系，才能够有其存在，而且必然地从前此哲学产生出来。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属于唯物主义阵营，但它是唯物主义的高级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实践为核心，建立起辩证法与唯物主义相结合、辩证唯物自然观与历史观相结合的完整科学体系。它的创立意味着哲学上的一次变革。

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前，民族性是哲学的一个主要特征，即使孔子、老子、朱熹、王阳明、康德、黑格尔哲学对其他民族和地区发生过深刻的影响，但这仍然属于文化交流和传播的范围，并未改变哲学的民族特性。老庄哲学仍是中国哲学；康德、黑格尔哲学也仍是德国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则与之不同，它是国际性的学说，尽管德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故乡，但它并不专属德国，而是一种“世界性哲学”。马克思曾经预言会出现这种哲学：“哲学对于其他的一定体系来说，不再是一定的体系，而正在变成世界的一般哲学，即变成当代世界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这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世界性哲学”。同时它可以在各个民族和地区生根发芽，成为它们的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早在1888年恩格斯就曾说过，马克思的世界观在德国乃至欧洲境界以外，在文明世界的一切语言中都找到了代表。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世界性哲学”，但不是所谓“全人类”的哲学，它代表的是全世界无产者和劳动人民的利益。历史证明，任何一个阶级如果想取得政权或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就都必须有相应的哲学体系。无产阶级更是如此。无产阶级要认清自己的阶级地位、认清自己与资产阶级的关系，找到一条获得彻底解放的道路，不可能从当时流行的空想社会主义或其他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世界观中找到出路，唯一代表他们利益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正如恩格斯说的那样，“只有当工人阶级不是带着有色的法学眼镜，而是如实地观察事物的时候，它才能亲自彻底认清自己的生活状况。在这方面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帮助了工人阶级”。

就内容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不是唯物主义、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三个部分的板块结构，而是它们的辩证统一，彼此渗透。列宁说过，在这个由一整块钢铁铸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绝不可去掉任何一个基本前提、任何一个重要部分，不然就会离开客观真理，就会落入资产阶级反动谬论的怀抱。辩证法、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一旦分离，就会丧失它们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重要组成部分的性质。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这不仅是说，在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之外，还有辩证法的三大规律及其他辩证法原理，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本身就是辩证的。它的世界物质统一性、思维和存在的相互关系、认识的本质和机制等等一系列原理，都是辩证的，既反对唯心主义又不同于旧唯物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是唯物辩证法。这不仅是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与辩证法并存的还有一系列唯物主义原理，而且是说辩证法本身就是唯物主义的。任何辩证法的运动都有客观载体。自然辩证法就是自然界自身的辩证运动；社会辩证法是以物质资料生产方式为载体的社会辩证运动；主观辩证法是对客观辩证法的反映，它同样不能离开以人为主体的思维运动。矛盾、质量、肯定否定等等一系列辩证法的规律和范畴，只有在纯概念中才似乎是独立的，实际上它的运行机制和作用，始终是与它借以运行的载体不可分的。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两个不同的“主义”，而是一个主义，即辩证的唯物的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并列，另加上历史唯物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特点的强调，即它不是像旧唯物主义那样把历史放在唯物主义之外的半截子的唯物主义，也不是不彻底的辩证法。它是最彻底最完备的唯物主义，这种彻底性和完备性正表现在社会历史之中，即表现在历史唯物主义之中。列宁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注意的是使唯物主义哲学向上发展，也就是说，他们所特别注意的不是唯物主义认识论，而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中，列宁把历史唯物主义称为对哲学唯物主义的“加深和发展”。他说，马克思加深和发展了哲学唯物主义，使它成为完备的唯物主义哲学，把唯物主义对自然界的认识推广到对人类社会的认识。在《卡尔·马克思》中，列宁有专节论述唯物主义历史观，强调的是唯物主义的彻底性和完备性问题。他说，马克思认识到旧唯物主义的不彻底性、不完备性和片面性，因此确信必须使关于社会的科学同唯物主义的基础协调起来，并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改造。还说，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就是彻底发挥唯物主义，即把唯物主义运用于社会现象。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整个马克思主义体系中，特别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可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却把辩证法和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割裂开来，着重强调其中的一方面，用以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

他们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割裂开来，强调辩证法，但强调的是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人学辩证法，否定自然辩证法，把物质同运动分割开来。例如，萨特就力图把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辩证法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清除出去。萨特的著作《辩证理性批判》的主旨就是为了确定辩证法的有效性和它的限度。在萨特看来，辩证法只能来源于个人的实践，辩证法不是人以外的对象所固有的，而是人所创造的，离开了人就不可能有辩证法。“如果我们不想把辩证法重新变成一种新的法则和形而上学的宿命，那么，它必须来自一个个的个人，而不是来自我所不知道的什么超个人的集合体。”

萨特还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割裂开来，只承认历史唯物主义而否认辩证唯物主义。他说：“我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乃是以一种历史的内在辩证法为前提的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而法兰克福学派则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篡改为仅仅是一种社会批判理论，完全抛弃了辩证唯物主义。

实践观点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是它区别于以往一切旧哲学的显著特点。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科学实践观的意义和作用是多方面的：在世界观中，它认为人类通过实践改造自然，使自然打上人的烙印，我们周围的感性世界绝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在认识论中，它把实践放在首位，作为全部人类认识的来源和基础；在社会历史观中，它把人类的实践作为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据，认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但马克思主义哲学反对西方马克思主义鼓吹的“实践本体”论，唯物辩证地、恰当地评价实践的作用。

重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西方某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态度。按照乔治·莱尔因在《重构历史唯物主义》中的说法，所谓重构就是“不用教条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立场来对待马克思、恩格斯，而是特别注意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能够找到的同教条的传统马克思截然不同之处，以及解决这一问题的必要性”。西方某些学者正是这样，他们用强调一点不及其余的方法，把完整严密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肢解为片面的、畸形的哲学学说。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双重功能

在人类历史上，哲学家们非常重视哲学的功能。不过有的重视它探求宇宙奥秘的本体论功能；有的强调它研究认识可能性和途径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功能；有的则推崇它的所谓明生死、去私欲，作为安身立命精神支柱的人生哲学功能。由于以往哲学的局限，它的认识功能是有限的，其中有不少还是消极的。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功能则是以往任何哲学都无法相比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双重功能。一是科学认识功能。马克思把这个功能比做“头脑”的功能。他说，无产阶级“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无产阶级解放的“头脑”，最突出、最集中地表现在它为无产阶级和人类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我们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唯一科学的世界观，因为只有它才提供了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为依据的、关于整个物质世界的科学图景。辩证唯物主义关于世界的物质性、关于世界发展普遍规律的观点，是对客观世界本身面貌真正的揭示。整个科学都表明，世界确实如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揭示的那样，处于普遍联系和永恒运动之中。

马克思主义哲学又是唯一科学的方法论。这一点同样是极其重要的。它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本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紧密联系、和各门科学的紧密联系，其最突出的、最集中的表现，就是给予它们认识和改造世界唯一科学的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十分强调自己哲学的方法论意义。恩格斯以其远见卓识向人们宣布：“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一致性，贯穿着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其中任何一个规律、任何一个范畴，都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体。把辩证法作为方法而否认它是世界观，或者把唯物主义作为世界观而否认它是方法，都是不全面的，因而也是错误的。

唯物主义是世界观，它给予世界本质以唯一科学的解释，正因为如此，它又是方法论。恩格斯说，唯物主义的自然观无非是对自然界本来面目的朴直的理解，不添加任何外来的东西。这充分表明了唯物主义世界观作为方法论的功能。按照世界本来面目认识世界，不附加任何外来成分，应该说是最科学、最客观的研究方法，它和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是根本对立的。后来，列宁在辩证法十六要素中，把这一方法规定为观察的客观性（“不是实例，不是枝节之论，而是自在之物本身”），使唯物主义作为科学方法显得更加突出。

无疑辩证法是一种方法，是从事物的矛盾中，从运动、变化和发展中考察事物的科学方法，但它同时又是世界观，因为它承认世界本身就是运动的、发展的、包含矛盾的。辩证法之所以能成为一种科学方法，首先在于它是科学世界观。全部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和范畴的内容都是客观世界所固有的，主观辩证法只是对客观辩证法的反映。把辩证法仅仅作为方法，主观地加以应用，就会导致诡辩论，从根本上歪曲了辩证法的本质。

不仅全部辩证唯物主义，而且全部历史唯物主义也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体。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同时也为认识和分析社会历史提供了唯一科学的方法。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之为辩证方法（它与形而上学方法相反）的，不是别的，正是社会学中的科学方法，这个方法把社会看作处在不断发展中的活的机体。

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有一个重要功能，这就是意识形态的功能。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它公开申明为无产阶级服务；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坚持党性原则，反对和批判各种敌对的学说和思想体系，反对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潮。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来的一个半世纪中，它在动员、组织、宣传群众，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既发挥着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功能，又起着在意识形态领域，把各种错误的理论和学说从工人运动中、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不断清除出去的作用。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既是指导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实践史，又是哲学斗争史。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认识功能和意识形态功能的一个突出表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联系。

从理论上说，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他们把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是同一个过程。19世纪初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之所以陷于空想，从世界观来说，主要因为他们是历史唯心主义者，把社会主义建立在抽象人道主义原则的基础上。而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能把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除了剩余价值理论外，是因为他们创立了唯物史观。他们把社会主义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运用唯物史观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及其运动，从资本主义制度自身发现了它被社会主义制度所代替的必然性。

从实践上说，社会主义由理论变为现实，也是同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可分的。列宁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他在领导俄国革命的过程中，不仅亲自撰写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哲学笔记》等著作，而且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俄国的阶级状况，为俄国共产党领导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制定了正确的路线和策略。在十月革命以后的七年中，列宁又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了俄国当时的状况，制定了新经济政策，力图在恢复国民经济的基础上，把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迅速向前推进。

中国革命的历史也极其生动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作用。我们可以想一想：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对于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推翻蒋介石统治、夺取民主革命的胜利，起了何等重要的作用。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毛泽东又写下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论十大关系》等重要著作，其中关于社会主义时期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重视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斗争，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工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以及关于反对“和平演变”、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等等论述对于社会主义建设都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们曾经犯过不少错误，而且当前社会主义也在一些国家遭到重大挫折，社会主义革命正处于低潮，但这并不能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错误，相反，却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能违背的。“违犯辩证法是要受惩罚的”。

在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同志和党中央恢复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从中国国情出发，制定了一整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这条正确的路线，已经取得明显的效果。这充分说明，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对社会主义原有的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

毛泽东历来重视学习哲学。1955年，他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说，马克思主义中“基础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我劝同志们要学哲学”。在哲学学习中，我们一定要遵循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马克思曾经批判过旧哲学的经院派学风，他说：“哲学，尤其是德国的哲学，喜欢幽静孤寂、闭关自守并醉心于淡漠的自我直观……它那玄妙的自我深化在门外汉看来正像脱离现实的活动一样稀奇古怪；它被当做一个魔术师，若有其事地念着咒语，因为谁也不懂得他在念些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不应是“沙漠里的高僧”，不能空谈哲理，推崇“机锋”，把哲学变成貌似高深的“偈语”。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教条，它并不提供当代问题的现成答案。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没有结束真理，它只是为人类认识新的真理提供了一个支撑点。我们一定要密切联系实际，真正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和解决当代面临的问题。

（原载《北京社会科学》，199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