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8万羽和平鸽中，能读出怎样的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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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日，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上，8万羽和平鸽展翅高飞，象征中国人民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美好愿景。“感彼云外鸽，群飞千翩翩。”中国人寄情于鸟，既包含对自然万物的尊重，又缘于对鸟的精神共鸣。中国古代具有护鸟、爱鸟的伦理共识，由此形成王朝保护鸟类的道德义务。今日人民论坛读史，带您体会中国古人爱鸟护鸟的生态智慧。

这是纪念大会现场放飞鸽子。新华社记者 牟宇 摄

古代王朝保护鸟类的道德义务、执行机构及法律规定

《史记·殷本纪》记载，商朝的开国君主商汤外出，见到捕猎者在野外张网，将四面都围困起来。商汤认为这样做会让鸟兽都被捕尽，于是让其去掉三面网，只留一面。诸侯听闻这件事，赞誉商汤能够为鸟兽广开生路，认为其德行高尚。此时正值商灭夏的前夕，商汤保护鸟兽之举，赢得诸侯人心，为其击败夏桀奠定重要的舆论基础。由此可见，善待鸟兽体现的重要伦理精神，为人之共识。此后，制约包括君主在内的各种人的行为以爱护鸟兽，逐渐形成制度规定。《礼记·曲礼下》记载：“国君春田不围泽，大夫不掩群，士不取麛卵。”国君春天田猎时不能采用四面包围的方法，大夫不能猎取成群的鸟兽，士也不能伤害幼兽与鸟卵。《论语·述而》记述：“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可见孔子亦遵循爱护鱼鸟的道德传统。《礼记》《论语》所记载的这些规训成为后世爱护鸟兽的行为准则。

除在道德层面制定明确的规定，古人还将爱护鸟兽纳入政府的职责范围。据《周官·天官》，“大宰之职，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国”。在社会治理层面，大宰“以九职任万民”，九职之中，“养蕃鸟兽”位居第四，排在管理百工、商贾之前。具体履行这一职责的是虞人，《周官·地官》记载，司徒属下有管理山区的山虞、管理树林的林衡、管理大泽的泽虞。他们的主要任务是维护山林湖泽的生态平衡，仅在特定时间开放山林湖泽。《礼记·王制》记载：“獭祭鱼，然后虞人入泽梁。豺祭兽，然后田猎。鸠化为鹰，然后设罻罗。草木零落，然后入山林。昆虫未蛰，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杀胎，不殀夭，不覆巢。”可见，《礼记·王制》详细规定了虞人保护鸟兽的工作内容：既管理开放山林湖泽的具体时间，又监督人类行动，避免出现伤害鸟兽的行为。虞人一职，留存至后世官制中。据《通典·职官五》，魏、晋在尚书省中设虞曹郎中，南朝梁、陈提升其级别为侍郎，北魏、北齐设置虞部尚书，唐朝设工部尚书属官虞部郎中与员外郎，“掌京城街巷种植、山泽、苑囿、草木、薪炭供须、田猎等事”。

金沙古蜀文明三星堆青铜鸟

战国变法以后，保护鸟兽成为法律规定的义务。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出土，其中有秦律《田律》。《田律》规定，春季二月不允许上山林砍伐木材，不到夏季，不可焚烧草木用以肥田。此举，可以保护山林，维系鸟兽赖以生长的生态环境。《田律》还规定：“百姓犬入禁苑中而不追兽及捕兽者，勿敢杀；其追兽及捕兽者，杀之。”如百姓犬在禁苑中有追捕鸟兽的行为，则予以诛杀。《秦律杂抄》对园林管理者的责任进行界定，如有失职，啬夫、令、丞等各级人员皆要受到不同程度的惩罚。

汉朝护鸟的法律有更加具体的规定。西汉元康三年（公元前63年），汉宣帝下诏：“前年夏，神爵集雍。今春，五色鸟以万数飞过属县，翱翔而舞，欲集未下。其令三辅毋得以春夏擿巢探卵，弹射飞鸟。具为令。”20世纪90年代，敦煌悬泉置汉简出土，中有王莽执政时元始五年（公元5年）的《使者和中所督察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对保护鸟类有较为细致的规定。例如，保护鸟巢，无论鸟巢是空还是实，都不允许摘取，尤其是有鸟或卵的实巢，春夏秋冬四时皆禁止探取。再如，保护飞鸟，一至十二月均不可捕猎飞鸟。还有保护鸟卵，一至九月不可取鸟卵。秦汉保护鸟类的法令，基本上被后世所继承。唐朝更是将保护的范围从山林之鸟扩大到笼养之鸟。唐开成二年（公元837年），唐文宗下诏释放五坊鹰隼，并表明这一举措是对万物所尽的生养之责，并表明这一举措是“思全物类，以顺天时”。

从感应自然到升华境界：古人爱鸟的精神历程

保护鸟类成为古代朝野的广泛共识，其观念基础乃是“天人合一”、顺应自然的哲学思想。古人爱鸟，其实是爱护自然的一种典型表现。古典诗词很少对鸟进行孤立描绘，鸟的意象是自然整体意境的一部分，常与树木、原野相关联。例如，《诗经》对凤凰（“凤皇”）的描写：“凤皇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大雅·卷阿》）对鹙、鹤的描写：“有鹙在梁，有鹤在林。”（《小雅·白华》）对鵻的描写：“翩翩者鵻，载飞载下，集于苞栩。翩翩者鵻，载飞载止，集于苞杞。”（《小雅·四牡》）对黄鸟的描写：“黄鸟于飞，集于灌木，其鸣喈喈。”（《周南·葛覃》）“春日载阳，有鸣仓庚。”（《豳风·七月》）在这些诗句中，鸟栖息于树木、鸣叫于山泽，是一个整体画面，渲染出特定时节中的自然之景。

最为典型的是《小雅·鹤鸣》，诗云：“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鱼在于渚，或潜在渊。乐彼之园，爰有树檀，其下维榖。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以自然之景呈现自然之理。鸟以其灵动性，成为自然的代表，人与自然的精神交往常常借助与鸟的感通来实现。人的情绪受到鸟的启发，鸟也成为人之心境中的特定意象。《诗经·周南·关雎》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开篇，在河之洲的雎鸠引发君子对自己生活的憧憬。与之相似的还有《小雅·鸳鸯》，诗云：“鸳鸯于飞，毕之罗之。君子万年，福禄宜之。鸳鸯在梁，戢其左翼。君子万年，宜其遐福。”以鸳鸯起兴，引发对君子福禄万年的祝福。《大雅·大明》以鹰扬来比兴在商周易代中立下大功的姜尚，“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作于灭商后的《周颂·振鹭》则以“振鹭于飞”作比殷商后人，以示怀柔之意，“振鹭于飞，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

人与鸟之间的感通，有时并非表达同一种寓意。同样是以鸳鸯起兴，《小雅·白华》以鸳鸯在梁的美好，反衬出自己受到无良之人的伤害，“鸳鸯在梁，戢其左翼。之子无良，二三其德”。《小雅·小宛》云：“宛彼鸣鸠，翰飞戾天。我心忧伤，念昔先人。”鸠鸟鸣叫翱翔于空，引发对逝去先人的怀念。人因鸟而起兴，不止是以鸟引发情绪，也会以鸟为情感依靠。《小雅·鸿雁》云：“鸿雁于飞，哀鸣嗷嗷。维此哲人，谓我劬劳。维彼愚人，谓我宣骄。”在不为人理解之时，哀鸣的鸿雁成为诗人的知音。

鸳鸯

古人对鸟的爱，既缘自同万物间的民胞物与，又缘于对鸟的精神共鸣。屈原《离骚》以凤凰（“凤皇”）之姿展现高远之志，“凤皇翼其承旂兮，高翱翔之翼翼”，“扬云霓之晻蔼兮，鸣玉鸾之啾啾”。以鸷鸟表明不群之意，“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卜居》以黄鹄、鸡鹜作对比，表达精神的高贵，“宁与黄鹄比翼乎？将与鸡鹜争食乎”。宋玉《九辩》以燕、雁表现自由，“燕翩翩其辞归兮”，“雁廱廱而南游兮，鹍鸡啁哳而悲鸣”。以凤凰隐喻遗世而独立，“众鸟皆有所登栖兮，凤独遑遑而无所集”。可以说，人的高贵德行寄寓在对鸟之习性的描述中。

汉、魏、晋士人继承以鸟来隐喻人生的思维传统。东汉末年的祢衡作《鹦鹉赋》，赋言：“虽同族于羽毛，固殊智而异心。配鸾皇而等美，焉比德于众禽？”祢衡称颂鹦鹉不群的习性，将之等比于凤凰。同时，描述鹦鹉的处境，“闭以雕笼，剪其翅羽，流飘万里，崎岖重阻”，借以表达自身的怀才不遇。杨修《孔雀赋》亦表达同一感受，其序云：“魏王园中有孔雀，久在池沼，与众鸟同列。其初至也，甚见奇伟，而今行者莫眂。”祢衡、杨修以鸟喻人，深刻表现汉魏之际士人为时所困的处境与自我肯定的弘毅精神。王粲的《白鹤赋》则结合超越世俗的求仙思想，将白鹤视为仙人之伴，“接王乔于汤谷，驾赤松于扶桑，餐灵岳之琼蕊，吸云表之露浆”。魏晋之际，嵇康、阮籍以鸟之飞翔表达“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人生理想。嵇康《四言赠兄秀才入军诗》云：“浩浩洪流，带我邦畿。萋萋绿林，奋荣扬晖。鱼龙瀺灂，山鸟群飞。驾言出游，日夕忘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嘉彼钓叟，得鱼忘筌。”嵇康以“山鸟群飞”展示大自然的洪流浩势，以“目送归鸿”表达“俯仰自得”的孤冷高绝。阮籍《咏怀诗》则以“仰瞻翔鸟，俯视游鱼”展现其对万物一体的哲学认识，要将自己融入自然之中。阮籍消解对立的观鸟方式，成为两晋书写物我关系的范本。东晋孙绰参加兰亭集会，作《三月三日兰亭诗序》云：“乃席芳草，镜清流，览卉木，观鱼鸟，具物同荣，资生咸畅。于是和以醇醪，齐以达观，决然兀矣，焉复觉鹏鷃之二物哉！”在“齐以达观”的观看方式下，鹏与鷃的差别不再显现。自然，由外在的景物转化为内在的精神境界，鸟便成为内在精神的一部分。陶渊明著名的诗句“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便是将飞鸟视作内心自然的一部分，不需要再作分辨。可以说，借助鸟，汉、魏、晋士人从展示自身与周遭的对立，转变为内心的和谐统一，形成了一种内在的高远境界。

唐人爱鸟，所爱乃是鸟的生机意趣。例如，杜甫《曲江对酒》中有“桃花细逐杨花落，黄鸟时兼白鸟飞”，借助对黄鸟、白鸟相飞的描绘，展现春日的生趣。《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其六）》中的名句“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亦重在表现黄莺给自然带来的勃勃生机。在《江村》中，杜甫更表达出对梁上燕、水中鸥的亲近、喜爱之意，“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

上文略有删减
选自 | 《人民论坛》杂志2025年第16期
原标题 | 中国古人爱鸟护鸟的生态智慧

作者 |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导 李 磊

新媒体编辑 | 常宇峰

原文责编 | 周小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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