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国际关系理论，说到底就是一门解释权力和秩序的学问。
可在中国学界轰轰烈烈要建“中国学派”的大潮里，一个关键问题却被长期忽略——女性在哪里？
光谈儒家、谈和谐、谈大国崛起，却从不问：那些被儒家传统定义为“附属”的女性角色，在这套叙事里意味着什么？当学者们高声宣称“中国式和平主义”时，他们用的语言，依旧带着浓厚的父权痕迹：君臣、父子、夫妇。
这些本就带有性别等级的隐喻，被直接套进国际关系的框架里，结果就是强化了“国际政治是男人的事业”这种印象。
问题在于，如果不把性别引入分析，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注定是片面的。
表面看，它有文化自信，有“儒家和平”的包装；但深层里，它回避了女性主义最敏感的追问：秩序真的公平吗？等级真的仁慈吗？在父权逻辑主导的语境下，所谓“和谐”往往意味着“让女性闭嘴、待在该待的地方”。
这种传统思想若不加批判就搬到国际政治中，会不会同样遮蔽了弱小国家的声音？
事实上，中国并不是没有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的声音。
早在上世纪末，王逸舟就在书里介绍了西方女性主义学者对主流理论的批判。
进入21世纪，中国的学术界也陆续出现专著、论文和研究中心，北京外国语大学甚至专门设立了“社会性别与全球问题研究中心”。
只是这些成果，在主流国际关系研究里几乎被边缘化，远远比不上儒家叙事、国家主义话语受到的关注。
更讽刺的是，女性议题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并不是新鲜事。
换句话说，真正的“中国学派”，不能只是搬出儒家文化和历史记忆，也不能只强调大国身份和仁政和平。
它必须直面性别问题，必须让女性主义进入主流讨论，否则，我们自诩的“例外论”，很可能只是另一种包装过的父权秩序。
未来中国学界要走的路，应该是吸收女性主义的批判，把性别敏感性纳入国际关系分析。
比如，重新审视“家庭式”隐喻对外交话语的影响；分析女性在战争、和平与全球治理中的实际角色；揭示被忽略的弱势群体在国际体系中的处境。
这样不仅能拓宽理论边界，也能让“中国学派”更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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