盼葛兆光老师余音再续，接着往下讲

我们习惯于“外求”，到寺院里，烧香拜佛，除了虔诚心外，还希望保“平安”“身体健康”“学业进步”，有人还更求“升官发财”……这当然是很低层次的修行，但俗人的我们总是未能免俗。

撰文丨姚峥华

2024年6月，我到宁波枫林晚书店做一个书活动，期间书店老总郑永宏带我去一个著名的禅寺——宁波七塔禅寺，拜谒了该寺住持可祥法师。

七塔禅寺始建于唐大中十二年（858），由心镜禅师开山。因寺前建有7座佛塔（喻示过去七佛，为禅宗法脉源头表征），民间俗称“七塔寺”。我看到山门牌楼可祥法师所撰的边联：“镜师始作，弘临济正宗，广传圣教；慈老中兴，仰观音灵感，代出高僧”，由尉天池先生所书。

坦白讲，我是带着困惑前往的。日常中我读书，对于佛学只有皮毛了解，并没有深入研究的动力和兴趣。因了身为居士的母亲于2021年往生，她生前的种种修为，让我在怀念她的时候产生了好奇，便有了请益高僧大德的念想。

那天见到可祥法师，我像水龙头被拧开一样，哗哗哗地叙述母亲往生前后的各个细节和我遭受打击的真切感受，很想得到一个明确的开示——一心虔诚修行、有坚定信仰的人，是否真的可以抵达光明的彼岸，永得解脱？

如今想来，很感谢可祥法师。他没有打断我的“滔滔不绝”，而是静坐于一旁，倾听、倾听、倾听。最后，他取出寺院编纂的《七塔寺史话》，以及《栖心图书馆聚珍辑刊》（第一辑）、《栖心图书馆聚珍辑刊》（第二辑），签名钤印赠与我。并说了一句，大意是：千年沧桑，尽在其中，鉴往知来，向史而新。

我惶惶然告退。书现在就放在书架上，面对它，我赧然。

困惑依旧。用佛教的语言说，无明。

未明，也未解。

《余音不绝》

葛兆光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2025年8月

葛兆光老师的新书《余音不绝》（北京大学出版社2025年8月）出版，副标题是“接着讲宗教史”，因为是课堂讲座，讲得比较提纲挈领。正好北大出版社同时出版了他的《再增订本中国禅思想史：从6世纪到10世纪》（北京大学出版社2025年6月第四次印刷），这两本书放一起，我便想着对照着看，或许，能找到一些答案。

01

葛兆光说他转了一大圈，“经过几十年，在思想文化史、周边与中国等议题中，兜过一大圈后，我的兴趣点似乎又部分回到宗教史”，尽管读的是古典文献专业，后来涉足道教史和禅宗史领域，这让他对宗教史产生了兴趣。 他想通过重读前辈论著，引出一些新观察、新思考和新问题。

这些前辈里边，胡适让他最为看重。

我发现关于胡适与禅学，葛兆光可以单独写一本书。他显然做足了功课——胡适从1924年起，就下定决心研究禅宗史。他对敦煌卷子的注意更早，1914年在美国留学的时候他就给英国刊物写文章，指出大英博物馆敦煌文书目录的问题。到了1926年，他到欧洲去看敦煌卷子，发现了禅宗史上前人很少接触的新资料，1926年10月胡适致顾颉刚信，“发见了不少的禅宗重要史料，使我数年搁笔的《禅宗史长编》又有中兴的希望了”。胡适所发现有关禅宗的敦煌文献，比如，关于《坛经》不是惠能的作品，而是神会的作品；比如，开元年间滑台大会，是禅宗史南宗与北宗盛衰的转折点；比如，安史之乱中神会为朝廷筹“香水钱”，奠定了南宗的正统地位；又比如，传统依据来写禅宗系谱的传灯录，往往不可信，等等。

先回到禅宗的基本常识，这里边有很多概念我们需要厘清，什么是“顿悟”？如何才能“顿悟”？所谓“无念、无住、无相”究竟怎样转向了“平常心是道”？所谓“即心即佛”如何转向“非心非佛”？在这些变化中，牛头、荷泽、洪州各自起了什么作用？这种逐渐趋向轻松修行和自我超越的思想，对于禅宗和佛教本身的宗教性，以及对于禅宗信仰者的成分，会有什么影响？形成这种轻松修行的历史和文化语境是什么？禅宗如何，以及为什么能够进入上层社会，并成为文人士大夫的精英文化？……

这些杂陈的定义，纷纷扰扰。

而关于惠能关于南北宗，历史遗留各种说法，至今也没有定论。有一条主线倒是确凿的：达摩从印度来到北魏，把禅法传给慧可，慧可传给僧璨，僧璨传道信，道信传弘忍。弘忍之后分成南北二系——神秀在北方传法，建立北宗；惠能在南方传法，建立南宗。惠能的南宗经弟子神会等人的发扬光大，加上他与朝廷建立良好的关系，得到朝廷的支持，南宗取得了禅宗的正统地位。从达摩到惠能经过六代，故传统旧说将达摩视为“初祖”，把惠能称为“六祖”。

▲达摩祖师（图/电影《达摩祖师》）

胡适据敦煌文献提出的判断，葛兆光说且不论研究结论是否正确，单凭这个都足以使得禅宗史不得不重写。“正是这些结论导致了数不清的批评，至今依然不休。但是，我们应当体会这些结论背后所潜藏的一种方法和思路，也就是当胡适面对新发现的禅文献时，他是用怎样的眼光来注视它们的。（《余音不绝》第8页）”

所以葛兆光在《再增订本中国禅思想史：从6世纪到10世纪》中，新写了一篇序《仍在胡适的延长线上》，认为是胡适真正使得中国禅宗史研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胡适所开创的有关禅宗史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在当下中国仍然有意义。因为在史料批判和历史评价的道路上，禅宗史研究还没有走出胡适的时代。

胡适日记、书信到外人写胡适的谈话录、传记等等，都是我喜欢阅读的书籍。“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胡适的谨慎下笔，我总是信之不疑，照单全收。

说到南禅宗，必须提到六祖惠能，必须提到位于广东韶关的南华禅寺。六祖惠能曾在此弘法37年。2024年春节时我到南华禅寺参拜，这个供奉惠能真身像的寺庙至今香火不绝。当晚，大学学长世如兄看到我发在微信朋友圈的图片，说，南华禅寺的法广方丈是汕头澄海人。

我心里一咯噔。不得不说，一种缘。

母亲在世时，我曾许诺带她到南华寺，亲拜禅宗祖庭。但直至她往生净土，这个承诺没有兑现。我为之内心懊恼不已，忏悔不已，“早知道……就……”，这也是促成我韶关行的根本原因。母亲当然不知法广方丈是汕头澄海人，但母亲本人是汕头澄海人。

我并不能代替母亲。她前往，自有她的意义；我去，只是“遂”自己的意。

02

如此，我带着沉重的心情，希望能了解一点点禅学，以及禅宗在中国的潮起潮落。

可祥法师说七塔禅寺“弘临济正宗”。

关于各宗，有多种说法，比如“一花开五叶”。葛兆光说：

六祖惠能以后，青原行思、石头希迁这一支后面衍生出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三家，而南岳怀让、马祖道一这一支后面衍生出临济宗和沩仰宗两家。到了宋代，禅宗最兴盛的就是临济和曹洞两家，……就连传入日本的禅宗，也是这两派最兴盛，像京都的花园大学是临济宗大学，东京的驹泽大学是曹洞宗大学。

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临济宗和沩仰宗这五叶，皆是南宗六祖惠能这一花开出。七塔禅寺上承即是马祖道一的临济宗。

马祖道一是六祖惠能再传弟子(709—788)，又称洪州道一，他长住洪州，故其门派称洪州宗。

说到马祖道一和洪州宗，葛兆光认为我们忽略了他的影响，对这一宗研究得还不够。他说，中唐之初，北宗、牛头宗、荷泽宗三足鼎立。到贞元（785—805）、元和（806—820）年间，南宗禅迅速崛起，在禅宗中一枝独秀。但这时崛起的南宗并不是早已闻名的荷泽宗，而是以马祖道一禅师为首的洪州宗。

尽管马祖系的洪州宗与神会系的荷泽宗，原本同出自南宗曹溪门下，但他们一方面是并肩作战的友军，一方面又是彼此争锋的对头。这四派在中唐之初成了并立的局面。

马祖禅后来成为中唐之后的南宗禅正脉，门下禅师众多，广布四方。

葛兆光分析马祖禅“受捧”和风行的原因，在佛教思想中有三个彼此相关的问题最为重要，一是佛性问题即人的自性究竟如何，二是成佛途径即修行方式究竟如何，三是佛陀境界即真正解脱的境界究竟如何。马祖道一提出的禅思想“即心即佛”虽然只有四个字，涉及了上述所有的三个方面，是对惠能、神会以来“立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的进一步修正。

按照马祖道一的倡导，人的心灵就是“自家宝藏”，“一切具足”，与佛心没有差别。不必向外苦苦觅求。世俗世界就是佛国净土，寻常意思就是佛法大意。

“即心即佛”直接表达了“顿宗”在佛性论、修证方式、终极境界三方面的独特思想，因而它成了南宗禅常用的著名命题。

但马祖禅也在不断发展。从早年主张“即心即佛”，到大历、贞元年间，转为提倡“非心非佛”。贞元四年（788）马祖圆寂，“非心非佛”是马祖生命最后十来年的深思熟虑。正是从“即心即佛’到“非心非佛”的命题转换，使中唐禅思想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再增订本中国禅思想史：从6世纪到10世纪》

葛兆光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2025年6月第四次印刷）

我看到有佛教界人士评价称，自马祖起，禅宗历史在禅学理念、教学方法、禅修范围、禅居方式等方面都出现大变革，这使禅宗走向了兴盛的局面。

在洪州宗的繁荣下，旗下枝枝叶叶发展壮大，其中包括兴建于唐的七塔禅寺。它与宁波的天童寺、阿育王寺、观宗寺并列，成为临济宗的重要祖庭。

南方很多寺院都属南宗禅，有的在临济宗门下，有的属曹洞宗。2009年父亲因病离世，母亲选择了汕头潮阳灵山护国禅寺作为他的骨灰安放处。该寺由唐代大颠和尚创建，大颠禅师（732—824）为石头希迁法嗣，是惠能法系的第三代传人。他与韩愈的交集成为佳话，也促使韩愈在《与大颠师书》中探讨儒释融合思想，提出“行止系缚”等观点，成为儒学与佛教对话的典范。因此，灵山寺成了禅宗南岳一系的重要道场。每年清明，我们全家都到灵山寺祭祖，雷打不动，这成了日常生活最重要的事务之一。

我有时不免想，如果母亲知道我已开始游览有关禅学的书，踏足这些佛教胜境，她是不是以她的习惯动作——“双手合什含笑默念：南无阿弥陀佛”作为对我的肯定？

03

母亲愿意做的事，我尽可能重拾起来，依规而行。不单单是信仰的问题，而是，我能体会到她与我同在。她笑，我便开心。

回到禅宗本身。

自从有了南北之分后，人们将注意力集中在谁是主流谁是正宗的问题上，甚至不择手段抢夺“出生证”“合法权”，而忽视了各方重要的思想主张。

但葛兆光在书中为大家澄清一点，即早期的北宗南宗，思想差别并不大，并非你死我活的二极对立。

他说，从达摩到南宗禅的二百多年，是印度禅学逐渐让位和中国禅宗逐渐自立的时期，而这一时期有一条若隐若现的思想脉络贯穿其中。这一思想脉络从所依经典来看，是《般若》凭借老庄的影响力，逐渐取代《楞伽》为主的思想支配地位；从思想关键词来看，是以瓦解力极强的“空”，逐渐取代了始终恪守本体的“心”；从修行方式来看，是简截方便的领悟，逐渐取代了艰难辛苦的修炼；而从终极境界来看，则是人心与佛性了无差别的“平常心”，逐渐取代了人心与佛性彼此悬隔的“清净心”。

不管北宗还是南宗，盛唐时代惠能及神会时代的南宗禅，实际上和神秀北宗一系的思想一样，都处在印度早期禅学向中国式禅宗过渡的阶段。也就是水土适应期。

比如南宗惠能的思想主脉，从“自心即佛性”“无念无相无住”之“顿悟”，到“空”的绝无差别境界。这三部曲，是惠能偏向了《般若》思想之后，对传统禅法的重要改造。

北宗禅师所强调的清净无垢之心、不忆念诸法的自觉修行方式，以及在它理路上逐渐明晰起来的“空”或无差别意识，以及对人性与佛性之间差异的消解，和惠能及神会等南宗禅师都相去不远。

无论是法如、神秀、老安，还是惠能、神会，他们都还没有摆脱人性和佛性、染和净的二元分别。

葛兆光认为，这个阶段不管西蜀智诜一系、北宗神秀一系、东吴牛头一系还是南方惠能一系，都在试图建立这种沟通宇宙本原、终极境界与宗教生活之间的贯通之路。

我通俗点理解，就是北宗南宗都目标一致地努力让禅宗世俗化、生活化、平民化、落地生根化，让禅思想成了老百姓的生活日常经验。

令南北宗有明确争锋的，则是到了马祖道一及其之后。之间的区分，已不在渐悟和顿悟（这个提法，葛兆光在《余音不绝》中有新见），而在于渐修和不修。也就是说，它们之间的分界，在于修行的方式与途径。而修行的差异，则来源于他们对人性与佛性的观念分歧。

▲葛兆光老师签名（作者供图）

按我们惯常的理解，传统佛教一般倾向于认定人有“无明”、有“业因”、有“烦恼种子”。母亲在世时，经常提醒我不得造“口业”（背后议论别人），不能杀生（连蛟子都不要打），不可贪心，不能做对别人无益的事，不能……各种“不”，像戒律一样，无形中让人收束了心性，端正了行为。以至于我现在路上看到流浪小猫小狗，心里特别难过，生怕它们遭受不测，担心它们受寒挨饿。餐桌上看到牛羊肉鸡鸭鱼，举筷之前也为自己吃食而心生惭愧，矛盾无比。这本身也是一种“业”……但我无法校正自己。

母亲自己每天坚持早中晚课，坐禅、伏地叩拜、念佛、数息、放生、印书，持五戒，过午不食，颂《地藏经》《观世音普门品》《阿弥陀佛经》等等。忙得团团转的她，总是闲闲地说，一切放下。

对了，母亲修的是净土宗。据说始于东晋慧远，宋明以后与禅宗融合。

在葛兆光看来，北宗禅始终坚守佛教最后一道界限，即人与佛、此岸与彼岸、染与净、生灭与永恒之间，有一道虽然很窄，但依然存在的壕沟。所以，要达到佛的境界，要超越世俗人生，要解脱苦难烦恼，仍然要经历一个艰难的修行过程。

而南禅马祖及其门下所谈的“即心即佛”，与要求持戒、诵律、析理、修心而渐入佛境的传统佛教流派不同。

当般若思想的瓦解性与日常经验的自主性成了禅修行的基石时，那种宗教用来维系信仰与敬畏的支点还能否存在？

葛兆光分析说，在信仰中没有了崇拜与模仿对象，信仰的情感就无所依附并缺乏方向；在宗教中没有了义理与信条，宗教的思想就不会清晰而有条理；在修行中没有了规矩与纪律，宗教的生活就无法维持而导致自由放纵。

宗教收拾的是散乱的人心，它仿佛木桶需要一道桶箍才能把片片木板聚合起来，才能盛起那一桶容易四溢的水。

“非心非佛”让“一切成空”，“连‘心’也不须维系的时候，那么‘信’也就随之而去。”

果不其然，洪州宗为代表的南宗禅在中唐在完成了禅思想的中国化历程后，也走上自我瓦解的历程。

从葛兆光全书的论述中，我感觉他更认同北宗禅思想。其中有一条深得我心，比如，

它又不像传统佛教那样，把善恶二元化推到极端，而使人陷入一种无法自拔的困境；也不像民众佛教那样，把一切奢望寄托在外在功德的救赎上，而放弃了内心理性的自觉。

这番道理，确实需要好好消化。我们习惯于“外求”，到寺院里，烧香拜佛，除了虔诚心外，还希望保“平安”“身体健康”“学业进步”，有人还更求“升官发财”……这当然是很低层次的修行，但俗人的我们总是未能免俗。

与后来者居上的南禅宗相比，北宗不够炫耀，但它始终不曾退出历史舞台，用葛兆光的话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我从历往母亲心怀敬畏、处处行善、时刻忏悔的行为举止看，作为普通信众，她并不分别南北宗，也没有门户之见。在她，信仰的力量最重要也最神圣。因了坚定的信念，母亲最终含笑而去，向死而生。这是非亲历者不能信的事。当母亲的遗体从殡仪馆被推出来的刹那间，我亲眼看到，她的脸上映着天地之光，无比圣洁，无比殊胜。

04

可以说，是母亲以她超越生死的出离心和菩提心，为我重重上了一堂课，让我开始向这个神奇的信仰及其发展史注目。

前边讲了，葛兆光通过重读前辈论著，引出禅学的新发现。

《余音不绝》第三讲“新史料与新问题：学术史的国际竞赛——从戴密微《吐蕃僧诤记》说起”中，他从吐蕃的佛教论战，回到中国禅宗史，并“革命性”地重塑了一个千余年的南顿北渐定论。

禅宗史上不单有南北宗修行方式之分，还有“南顿北渐”之说。葛兆光说，南宗禅门如神会在与北宗争胜中，强调“顿悟”是自己的秘传家法。但去吐蕃传播汉地禅宗的“摩诃衍”，与印度僧人辩论时也讲“顿悟”。这就引出一个大问题——“从敦煌书石刻文献和传世资料中，能不能重新认识‘北宗禅也讲顿悟’这个现象？（《余音不绝》第107页）”葛兆光为此推断，如果“《顿悟法门要诀》是智达（北宗老安和神秀的学生）在先天元年的作品，那么，就颠覆了禅宗史上的旧说。”

这个“颠覆”，解决了禅宗史上三个重要的问题：第一，过去一个很重要的历史定论，即南宗顿悟、北宗渐悟截然两分的说法，成了需要重新检查的论断。第二，“摩诃衍”不是南宗神会的弟子，确实是北宗禅的门下，北宗禅师也讲“顿悟”。第三，证明了胡适当年揭穿的一种历史现象，即禅宗史上的“攀龙附凤”。在争夺正统地位的过程中，禅师们书写历史，总是为“编造家谱”而“隐没证据”。

以我粗浅的理解，这个新发现是：北宗也讲顿悟，比南宗还早。顿悟非南宗特产。

也许，还是神会剽窃了北宗的思想，反而在南北之争中倒打一耙，使得后来形成了“南顿北渐”的固定看法（《再增订本中国禅思想史》第34页）。

如果这个成立，足以刷新了禅宗史。

不管北宗南宗，最终走向了没落。这里边有禅宗自身的原因，也有外部的因素。

葛兆光说我们总把禅宗看成是汉传佛教的一部分，总聚焦于禅宗精英层面的话题，关注禅宗的传承系谱。这是方法方式的“短板”。其实应该把眼光放远一点，把宗教史放进政治史语境中来理解。

他举陈寅恪为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做序为例，“中国乙部之中，几无完善之宗教史。然其有之，实自近岁新会陈援庵先生之著述始”，这是历史学家陈寅恪对陈垣的评价。为何如此之高？葛兆光推测，在陈寅恪心目中，宗教史首先应该是历史，历史的重心应当偏向政教关系史的研究。

《余音不绝》第四讲“政治史与宗教史之间——接着陈垣先生讨论清代前期的佛教”，葛兆光举了天童寺的例子。

在清代前期，汉地佛教最兴盛的是禅宗，禅宗里最有力量的是临济宗，临济宗里又以天童寺一派为大，而天童寺中，木陈忞因为气焰嚣张，弟子众多，而且依仗与皇帝的亲密关系，总有些不那么顺从和低调。因此，就成了雍正枪打出头鸟的对象。

天童寺是宁波著名的临济宗圣地，可惜我当年时间紧迫，不及造访。

皇权对宗教以及思想的严厉管控，在古代中国是一个传统。

特别是在雍正时代，华夷满汉族群因素、帝国控制众多族群与广大疆域的需求，以及雍正个人心理性格，这三个原因叠加使这种压抑和管控达到了登峰造极。（《余音不绝》第150页）

所以，葛兆光强调，宗教史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政教关系。从清代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的历史看，皇权与宗教始终在角力，满族统治者与汉地宗教信仰也始终在明争暗斗。正因为如此，陈寅恪先生才那么郑重地把“宗教史”和“政治史”并举。

从这个角度看，

中国的宗教衰落，它在历代皇权的打压之下，不仅没有和政治权力对抗的本钱，也没有充当世俗世界信仰力量的资格，甚至没有维持宗教独立性的能力（《余音不绝》）。

这也是禅宗衰败的原因所在。

坦白讲，看完书，我并没有“求”到答案，心中的混沌依旧混沌。

我想“求”的是什么呢？仔细想了想，大概是这样的例子：比如母亲往生头七，我们按佛教仪轨，在深圳弘法寺请高僧大德做水陆法会。深圳弘法寺由禅宗泰斗虚云大师的嫡传弟子本焕长老筹建，也是1949年后国内兴建的首座寺院。本焕长老为南禅临济宗第44代传人。本焕长老圆寂后，印顺法师为临济宗第45代衣钵传人。当天法事前，印顺大和尚对我说，知足吧，你母亲没有拖累你一分钟。当时我的惊诧，无语形容。我们刚见面一分钟，印顺大和尚怎么知道来龙去脉？他的这句话可能不是某种解答，但确确实实让我回味、回味再回味。

▲深圳弘法寺（图/图虫创意）

我是想“求”得具体的指引吗？想得到大师“开悟”吗？因为内在的不明未明无明，所以需要“灯”的照亮或是“风”的吹拂吗？我不知道。

如今，父亲的骨灰安驻于灵山护国禅寺，母亲的牌位立于弘法寺养生堂，这算不算禅宗在绵绵岁月中的延续，并与我的生活息息相关？

我相信，缘，始终在。

葛兆光经常引用胡适评日本禅学者和自己区别的话“他们是佛教徒，我只是史家”，想必这句话也适用于他自身。

禅宗与禅宗史，密不可分。有了史的枝干脉络，就像有了地图导航，走起路来便多了选择，也不至于迷失了方向。这是我从书中的大所获。

我注意到，《中国禅思想史》第一版写到九世纪，后来增订版写到十世纪。从1986年的《禅宗与中国文化》，1995年的《中国禅思想史——从6世纪到9世纪》，到2008年大幅修订的《增订本中国禅思想史——从六世纪到十世纪》，乃至到《余音不绝》，葛兆光始终延续《中国禅思想史》研究脉络，始终“仍在胡适的延长线上”，展现跨学科研究方法的新突破。

书名叫余音不绝，起得相当的贴切。确实可以说，“等了30年，终于等到这本书接着讲”。

盼葛老师余音再续，接着往下讲，十一世纪、十二世纪……直至……

如此，用母亲生前的大白话讲，功德无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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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为葛兆光老师，来源于CF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