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智瑶一手好牌打得稀烂，只能说不知道要想予之必先予之

三家分晋是春秋战国的分水岭，历史自此由春秋进入战国，开始赵、魏、韩、齐、秦、燕、楚七雄争霸的场面。这一标志性事件在中国古代史上有着重大意义。

“三家分晋”标志性战国时代的来临，正式开始了“统一争霸赛”，偌大一个诸侯国，居然被三个臣子瓜分。而作为周天子对此居然毫无作为，而且对此居然予以承认，分封三家诸侯王各国诸侯国对此也是袖手旁观，无所事事。可以肯定的是，作为春秋第一大国，分家不可能是一朝一夕的，一定是一个缓慢地过程，而晋国作为周天子亲封的诸侯国，为什么能被明目张胆地“瓜分”？

周文王登基分封的诸侯国是71个，其中天子近亲（姬姓是周天子的姓氏）封了53个，而后周成王把同母弟姬虞封在“唐”这便是晋国的前身，作为天子近亲，晋国不仅领土广阔，而且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所以不过数百年，晋国就春秋霸主，而且始终位于超级大国之列。

但外部来光鲜亮丽并不能掩饰内部忧患频发，已是一团乱麻，各路势力都虎视眈眈，随时可能威胁到晋国国公的地位。西周是分封制，晋国是周天子直接分封的诸侯国，而晋国下面的晋国再于国内依据血缘亲疏及功勋大小继续把部分封地分给卿大夫。和后来的周天子一样，随着晋国王室的衰弱，各个氏族公卿的地位不断提高，他们共同塑造了晋，却也互相争权夺利，视晋公于无物。最终酿成大祸。

最初晋公以次子身份分封于曲沃的武公一脉反噬长子夺取军权，以小宗取大宗而代之。此次政变引发了三代人的恩怨，晋君先后有六位被弑，大宗公族大多已随晋故君作了牺牲品，其余为数不多的旧公族地位也日益下降，几乎沦为庶人。到武公之子即位为晋献公后，他担心新公族之威胁，最终于公元前669年“尽杀群公子”，将公族剪除殆尽。异姓势力的不断强大（即被分封的卿大夫）蚕食着王族的利益。

晋国的公族势力大为削弱，这就为异姓、异氏的兴起提供了时机。故此，曲沃新立之宗为了消除公族迫君的忧患，选择加倍倚重异姓异氏。晋献公于公元前656年“始为令，国无公族焉”，规定近支公族不得为卿执政或受封食邑，正式确定了晋“国无公族”的制度。晋国国君成为光杆司令。

公元前552年，晋国的范氏、中行氏、智氏与赵氏联合驱逐了公族栾氏，两年后又联合魏氏诛灭栾氏全族并没收其采邑。栾氏的诛灭，象征晋国就只剩下范、中行、智、赵、魏、韩六家公族了，他们基本上控制了晋国政权，国君被架空，而“公族尽矣”。随着时间的推移，晋国六卿的实力此消彼长，氏族之间的不平衡状态加深。在公室已无可供兼并领土的情况下，六卿之间开始以大兼小、以强食弱。

公元前497年，赵氏一族宗主赵鞅想索回置于邯郸的卫国贡民，但邯郸大夫赵出于自身势力的发展前景，拒绝了赵鞅的要求。赵鞅派人斩杀了赵午。有了曲沃代翼的先例，赵午之子赵稷也想以小搏大，随后举兵叛乱。紧接着，晋国其他卿族及周边小国都参与了进来，而智、韩、魏三家“趁火打劫”，因私怨与利益诉求，借晋君名义联合讨伐范与中行。

结果赵稷击败范、中行二氏，胜利被赵鞅收入囊中。其采邑领地除部分划归赵氏外，其余暂寄公室。而暂时的平静不过是缓兵之计。就此晋国国内迎来了一个权力重新分配的机会。晋虽实行世卿制，但六卿的位序依次递升，并不固定，亦不世袭，故六卿相继为“上卿”，即依卿位先后次序轮流继任第一执政者。此时功名累硕的赵氏宗主赵鞅病逝，按照次序，下一位“上卿”轮到了智氏的宗主。智宣子立儿子智瑶为后之时，但此举遭到旁系出身的智果的反对。

智瑶虽然坚毅果敢，可他却少了一国之君最不可或缺的“仁”。无仁而行走世间，必然会招致祸患，甚至会让整个智氏灭亡。可惜智宣子并没有采纳这一建议，智瑶不仅成功继位宗主，甚至还坐稳了正卿之位。智瑶初次掌政，便不可一世，对外穷兵黩武，对内不修政理，此时的野心不断膨胀，终于，他独霸晋国的野心再也藏不住，他决定付诸行动。

于是性格中的缺陷使得他愈来愈狂妄自大，加之由他所立的晋哀公与他关系密切，智氏很快便取代了赵氏，成为晋国余下四卿中最强的势力。晋国国内四卿独大后，家族彼此之间的矛盾逐渐加剧，尤其是智氏与赵氏简直似水火不相容。最初还可以彼此合作，双方还能勉强配合作战，如今因为利益导致友谊荡然无存。时务瞬息万变，春秋无义战就是个意思。智瑶也不例外，自上位后时刻都在寻找由头削弱其他三家，意图一家独大。

公元前453年，智氏宗主智瑶登上了晋国正卿的执政宝座，此时的智瑶想要从晋国余下的赵氏、魏氏与韩氏手中谋求更多利益。司马迁形容这一时期的他，“知伯益骄”。为此智瑶以壮晋国、夺霸主的名义，向韩赵魏分别索取一百里的食邑，不用想也知道，三家必定不情愿。韩康子不想给，他手下的段规说：

“智伯好利而愎，不与，将伐我；不如与之。彼狃于得地，必请于他人；他人不与，必向之以兵，然后我得免于患而待事之变矣。”他说服了韩康子，以让出封地为代价将祸水东引。

魏桓子也舍不得封地，任章给他出主意：“无故索地，诸大夫必惧；吾与之地，智伯必骄。彼骄而轻敌，此惧而相亲；以相亲之兵待轻敌之人，智氏之命必不长矣。”任章认为不逞一时之快，让出土地，以此来麻痹智伯，放任他膨胀，等待其肚皮涨破的那一天。

韩魏两家的意思很明显，意图让对方出头，自己坐收渔翁之利。而智瑶乐于见到这样的结果，但他又“求蔡、皋狼之地于赵襄子”。赵襄子却断然拒绝，智瑶绝对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为了杀一儆百，智瑶局决定拿赵襄子开刀。

可对对赵氏而言，智氏的贪婪是无法，满足的，更是他们的心头大患。长久堆积的仇恨经导火索一引便爆，智瑶以赵氏拒绝纳地为借口，胁迫韩、魏一起出兵，于公元前454年攻打赵氏，晋国发生了继四十年前卿族之间“满六减二”大屠杀之后的第二次兼并战争。

赵襄子虽然强硬，实力也不弱，但面对三家也自知寡不敌众，唯一的选择就是逃亡晋阳固守，智瑶带着韩康子与魏桓子追到了晋阳，看到赵襄子坚守不出，联军挖开汾水，准备引汾河之水淹没晋阳城，“三家以国人围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汾河水越积越深，晋阳城的城墙很大一截都被洪水淹没，露出水面的部分只剩六尺，城中已是一片狼藉，炉灶都被淹没在水里，到处爬着青蛙。但哪怕如此，晋阳城里的军民也丝毫没有退缩和投降的意思, 他们与赵襄子一直坚守不出。智、赵双方在晋阳一带，就此僵持三年之久。可固守只是一时上策，并非长久之计。

从围城之日起三年已经过去了，剿灭赵氏指日可待，可魏桓子与韩康子居然半分喜色都没有，他们知道，赵氏灭亡后接下来便会轮到他们与智为敌，抱持着这种想法，难免心生叛意。虽然有人提醒智瑶，可智瑶却并不相信，智瑶的刚愎自用在此时暴露无遗。

与此同时的晋阳已“财食将尽，士卒病羸”，千钧一发之际，谋士张孟谈潜出晋阳城，偷偷去去见了魏桓子与韩康子，向他们讲述了唇亡齿寒的道理：“今智伯帅韩、魏以攻赵，赵亡则韩、魏为之次矣。”

韩魏两家此时也感到危机，于是二人立刻与张孟谈约定了举事手段与日期。到了与魏韩二人商定的那天，赵襄子趁夜使人杀死了看守堤坝的士兵，将堤坝放水去淹智伯的军队。智伯忙着去救决堤的水，军营中乱作一团，韩、魏军队突从两翼杀出夹击，赵襄子率领大军从正面进攻，三面围堵，大败智氏。

智瑶从一人之下的晋国正卿，到兵败被杀，皆因其独断专行固执己见。如果当时智瑶许诺赵家封地韩魏两家两家均分，也许就不会有此事发生，只能说智瑶不知道要想予之必先予之，贪婪无度害死了他。

智氏覆灭后，赵魏韩三家为绝后患，杀光了智瑶族中二百余口人，并将原本属于智氏的土地蚕食殆尽。

公元前403年，齐康公吕贷亲自去朝见周威烈王，并主动请求周天子册封韩、赵、魏三家为诸侯，以此换取齐国的安稳。为此齐康公远赴洛阳觐见周天子。此时的周威烈王面对王室的衰败。对于这种公然的灭国行径只能是熟视无睹。周威烈王只能正式下诏：

“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

韩、赵、魏从此摆脱了“晋卿”身份，取得了合法的“诸侯国运营权”，晋公室名存实亡。公元前376年，赵魏韩正式废黜晋静公，“迁其于端氏”，瓜分其仅存的绛、曲沃二邑，晋国彻底灭亡。

这一纸册封，是周王朝开国以来不曾发生过的大事，严重冲击了传统的宗法制和贵族政治，彻底终结了晋国作为政治实体的历史，并宣告韩、赵、魏作为独立诸侯国诞生，战国七雄并立的新格局完全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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