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教员为何反对“言必称希腊”？

“言必称希腊”这一论断，由毛泽东同志在特定历史背景下提出，不仅是对当时学风、党风中一种不良倾向的尖锐批评，更是一套系统性思想方法的凝练表达。

它超越了简单的文化争论，深刻地触及了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外来文化与本国国情之间的关系问题。

01 表层现象：对“言必称希腊”的界定与批判起点

教员的批判始于对一个具体现象的精准捕捉与定义。

他所指的“言必称希腊”，并非反对学习和借鉴包括古希腊文明在内的外国优秀文化，而是批判一种脱离中国实际、盲目崇拜、生吞活剥外国理论的教条主义学风。

核心论点：批判的直接对象是学术与思想上的“崇洋媚外”和“本本主义”，而非希腊文明本身。

在1941年5月延安干部会上所作的报告《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教员首次系统阐述了这一观点。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时党内一部分同志研究问题，“对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特别重要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员，对于自己的祖宗，竟然是食古不化。”紧接着，他用极具讽刺性的语言描绘了这种人的画像：“对于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很少，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这里的“希腊”是一个象征符号，泛指一切外国的、尤其是西方的理论、历史和经验。

具体表现：

1.话语上的依赖：在文章、演讲和政策讨论中，习惯性地引用外国典故、理论模型，仿佛不如此便不足以显示其“理论水平”和“科学性”。

2.思想上的懒惰：不去深入研究中国社会的复杂现实和历史脉络，而是试图用现成的外国理论来裁剪中国的现实，把复杂的中国问题简单化、公式化。

3.情感上的疏离：对本民族的历史文化缺乏温情与敬意，甚至抱持虚无主义态度，形成了“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的病态学风。

因此，教员的批判是对一种显性不良风气的“画像”与“定性”。他揭示了这种风气“割断历史”的本质，并将其作为改造全党学习方法和思想路线的切入点和突破口。

02 思想内核：对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的清算

教员通过表象深挖到思想根源，将“言必称希腊”视为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一种典型表现。这是他整个批判体系的理论内核。

核心论点：“言必称希腊”的本质是理论脱离实际，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作僵死教条，而非行动指南。

延安整风运动的核心任务之一，就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而教条主义是主观主义的主要形态之一。教条主义者虽然口头上也讲马克思主义，但他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不是将其视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方法，而是当作可以到处套用的“万灵丹”。他们“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个别词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不去研究这些理论产生的历史条件和适用范围，更不去研究它们如何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实践危害：

1.理论的空谈化：马克思主义被束之高阁，成为少数人书斋里的学问，无法指导火热的中国革命实践，造成理论与实践的“两张皮”。

2.革命的歧途：历史上，王明等人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就是“言必称希腊”（此处指共产国际的决议和苏联经验）的恶果，给中国革命带来了巨大损失。他们不从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业大国这一实际出发，盲目照搬城市中心暴动的苏联模式，最终导致失败。

3.思想的僵化：这种风气扼杀了党员干部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创造精神，使思想变得僵化、保守，无法应对中国革命中层出不穷的新情况、新问题。

教员的批判从学风问题上升到了思想路线问题。他明确指出，反对“言必称希腊”，就是要反对那种把马克思主义当“圣经”来念的错误态度，确立“理论联系实际”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

03 历史维度：“数典忘祖”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确立

而且教员超越了党内思想路线的范畴，进入了更宏大的历史与文化维度。认为“言必称希腊”背后，是一种深层次的民族虚无主义和文化不自信，是一种“数典忘祖”的历史观。

核心论点：一个民族的解放，不仅是政治和经济上的解放，更是思想和文化上的解放；必须重新认识并尊重本民族的历史，确立民族文化的主体性。

教员强调：“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他批评那些“言必称希腊”的人“对于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实际上是割断了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整个中国历史，看不见中华民族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和文化积淀。

这种历史观的错误在于：

1.否定历史的连续性：将中国近代以来的落后归咎于传统文化的一切，主张全盘西化，看不到中华文明在数千年发展中形成的独特智慧和宝贵遗产。

2.丧失文化的主体性：在面对外来文化时，缺乏主体意识和鉴别能力，不是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而是被动接受、盲目模仿，最终可能沦为西方文化的附庸。

3.割裂革命的根基：中国革命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发生的，参与者是中国人民。如果不了解中国的历史、社会和人民的文化心理，革命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教员的实践与之相辅相成。他一生酷爱读中国史书，从《二十四史》到各种地方志、笔记小说，他都广泛涉猎，并善于从中汲取智慧运用于革命斗争。他要求全党“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正是对“言必称希腊”的有力反拨。他强调的不是复古，而是“古为今用”，在批判地继承本国历史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建设新的民族文化。

04 方法论重塑：从“希腊”回归“中国”的实践路径

在揭示了现象、剖析了思想根源、阐明了历史维度之后，教员进一步给出了克服“言必称希腊”的方法论，即如何将理论与实践正确结合的路径。

核心论点：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深入地、系统地调查研究中国的现状与历史，从中找出其固有的规律性。

教员开出的“药方”不是简单地“不称希腊”，而是要“言必称中国”。

他明确提出了两条根本途径：

1.认真研究现状：他反复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他要求同志们“到下面去”，到工厂、农村、军队中去，对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进行“精密的研究”。例如，为了驳斥那些认为中国农民运动“糟得很”的论调，他亲自深入湖南农村，经过32天的实地考察，写出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雄辩地证明了农民运动“好得很”，为党制定正确的农村政策提供了坚实的依据。

2.认真研究历史：他认为，不仅要了解中国的今天，还必须了解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对中国历史的无知，就不可能深刻理解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著作中，对中国古代社会、近代历史和革命性质作了系统性的梳理和分析，这本身就是他研究中国历史的典范。

核心是“洋为中用”和“古为今用”的原则。学习外国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和本国历史，目的都在于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有一个“中心思想”，即“中国的问题”。所有知识，无论是来自“希腊”还是来自“孔夫子”，都必须围绕这个中心，为这个中心服务，经过咀嚼、消化，变成我们自己的血肉。

05 实践目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民族新文化的创造

批判与重塑的最终落脚点，是要达成创造民族新文化的宏伟目标。这个目标既是理论的，也是实践的；既是革命的，也是文化的。

核心论点：反对“言必称希腊”，根本目的是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出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民族新文化。

教员的整个批判体系，最终指向一个伟大的创造性工程：

1.理论创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他明确指出，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都带有中国的特性”。反对“言必称希腊”的教条主义，正是为了打破对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主义理解，为其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扫清思想障碍。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体系，再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辉成果，是立足中国大地生长出来的理论，而不是从“希腊”的书本里照搬来的。

2.文化创造：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教员认为，我们中华民族要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就必须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新文化。这种新文化，是民族的，即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继承了优秀的传统；是科学的，即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为指导，反对一切封建迷信和唯心主义；是大众的，即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服务。这一目标的实现，前提就是必须破除对外国文化的盲目崇拜（“言必称希腊”）和对本国传统的盲目排斥。

具体实践案例：教员的诗词、文章就是“民族新文化”的典范。他的文章语言生动活泼，大量运用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成语、典故和民间谚语，形成了独特的“中国气派”，极具说服力和感染力。他的诗词，气势磅礴，意境宏大，格律上继承了中国古典诗词的传统，内容上又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壮丽史诗，是“古为今用”的杰作。这本身就是对“言必称希腊”的最好反证和超越。

结论

教员对“言必称希腊”的批判，是一个由表及里、层层递进、逻辑严密的思想体系。

它从一个具体的学风问题入手（第一层次），深刻揭示了其教条主义的思想内核（第二层次），并从确立民族文化主体性的高度阐明了其历史危害（第三层次），进而提出了以调查研究为核心的实践方法论（第四层次），最终指向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创造民族新文化的宏伟目标（第五层次）。

这一批判在今天依然具有强大的现实意义。

它警示我们，无论是过去面对苏联经验，还是今天面对西方话语体系（所谓的“言必称美西方”），都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坚定的立场，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在吸收借鉴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同时，扎根于本国丰厚的历史文化土壤，走自己的路，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理论与新文化。

这不仅是学术研究应遵循的原则，更是关乎民族复兴与文化自信的根本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