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警事》热播，这部警务纪录片为何值得追？

《小城警事》在爱奇艺的纪录片频道上线仅四集，便在观众中引发热议。有人评价它是“比电视剧还好看的纪录片”，有人感叹“原来基层警察的日常，比悬疑剧更跌宕”。

这部纪录片并非凭空而来。它出自曾拍摄《生门》、《城市梦》的团队之手，依旧坚持“零解说、零摆拍”的风格，却首次以电视剧的体量展开——36集，每集45分钟，完整覆盖一个县级市公安系统的工作与生活。其规模和野心，在中国纪录片史上尚属首次。

从“现象级”到“孤勇者”

对于纪录片爱好者来说，陈为军这个名字并不陌生。《生门》《城市梦》都让他赢得了声誉。

这一次，陈为军退居幕后担任监制，将执导权交给弟子程春霖。后者正是《生门》、《城市梦》的摄影师，对贴身跟拍与无声叙事早已熟稔。制片人戴年文在接受采访时直言：“我们要真正抵达‘听得见炮声、看得见硝烟’的阵地去记录。”

自2018年起，摄制组进入恩施公安系统，用一年半的时间同吃同住，足迹遍布城市、乡村与城乡结合部。4个派出所、1个刑侦大队成为镜头的主舞台。经过两年的后期剪辑，36集的庞大工程才最终成型。

在纪录片普遍追求轻量化的今天，这样的投入近乎“逆行”。但也正是这种“孤勇”，让《小城警事》在开播后迅速脱颖而出。

真实比剧情更精彩

《小城警事》没有解说词，也没有摆拍镜头。观众看到的，都是警察与市民在第一现场的互动。

第一集从一幕熟悉的高考送准考证切入，随即转入土桥坝派出所与视频侦查大队的夜巡案件：几名少年持刀滋事，虽未酿成流血，但侦破过程悬念丛生。副所长任海卿的机智与责任感由此跃然纸上。

第二集里，一个游客钱包丢失的“小案子”，因金额反复、说辞不一，愈演愈烈，甚至一度濒临肢体冲突。镜头完整记录了民警在电话与现场间的斡旋。观众或许觉得冗长，但这恰恰是真实警务的日常。牟宏潔警官的冷静与温情，让人看见了基层民警的另一种“英雄气”。

第三、四集的转折更加耐人寻味。一个个与警察交道的老人形象出现：溺水的老人、精神障碍的老人、孤独酗酒的老人……镜头从案卷里抽离，投向社会现实本身。在“老之将至”的主题下，中国社会的人口老龄化与家庭结构裂变的困境，悄然显影。

案件不必惊天动地，人性本身便足够复杂与动人。正如一位观众评论：“这是真实的生活，比虚构的悬疑更让人心里发紧。”

《小城警事》最打动人的地方，并不仅在于展现了警察个体，而是通过他们与市民的互动，折射出社会的复杂切面。

夜市的持刀少年，背后是家庭教育与社会化失败；钱包案中的纠缠，揭示了人与人之间脆弱的信任；而围绕老人的故事，则直面了人口老龄化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现实挑战。

这种叙事方式，与团队此前的《生门》《城市梦》一脉相承。导演从个体故事切入，最终勾勒的是宏大的社会图景。只不过这一次，舞台从医院、城市搬迁现场，转向了公安派出所。警察成了叙事的切口，而他们面对的“对手”或“服务对象”，是千千万万的普通人。

在《小城警事》中，观众看到的不是“高大全”的英雄形象，而是有责任、有无奈、有情感的普通人。他们的工作日常，正是我们社会的真实缩影。

36集的纪录片剧集

《小城警事》是一部纪录片剧集。

36集的体量，每集45分钟，与一部电视剧无异。这种“剧集化”的叙事，使观众不再是偶尔“看一看纪录片”，而是可以像追剧一样，形成持续的观看习惯。主创团队在创作初衷中明确提到，他们采用“观众喜欢的剧情化讲述方式”，让纪实素材具备电视剧的观赏性。

在国内，纪录片的主流依然是历史、人文、美食题材，现实类纪录片往往因拍摄难度大、市场接受度有限而屈指可数。长篇剧集化的尝试，为这一类型开辟了新的路径：纪录片也可以成为大众文化的一部分。

如果说《生门》与《城市梦》曾让人意识到纪录片的震撼力，那么《小城警事》则让人看到纪录片的可持续性与市场潜力。

任海卿、牟宏潔、杨昊……随着剧情推进，一个个基层民警的形象逐渐鲜活。

任海卿在侦办案件时的冷静与果敢，让观众看到了责任背后的沉重；牟宏潔用数小时的沟通化解了冲突，却在生日当天仍值守一线，他轻描淡写的“有这帮伙计怎么能不开心”，背后是警察职业的孤独与坚守。

他们不再是抽象的“公安干警”，而是带着性格、情感与矛盾的真实人物。他们的身上，寄托着普通观众的安全感，也反映着基层治理的温度与张力。

纪录片的镜头没有刻意拔高，而是通过细节让人物“长出来”。这种群像塑造，使观众与警察之间产生了一种罕见的共情。从《生门》《城市梦》到《小城警事》，主创团队始终在坚持：用影像记录中国社会的真实切片。这份坚持，需要的不仅是技术与耐心，更是巨大的现实关怀。

正因如此，《小城警事》也许不会像虚构剧那样拥有爆款的流量，却在观众中赢得了另一种口碑：“终于有人把这些警察和他们面对的人，原原本本地拍了下来。”

36个章节，《小城警事》勾勒着当代中国的社会切面。那些熙熙攘攘的案件与琐碎的冲突，构成日常生活的底色。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纪录片依然可以成为观众“追”的对象。而当观众愿意追逐真实，便是纪录片最好的未来。

（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