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
目 录
- 集结于哈尔滨
- 从伊万诺沃到莫斯科
- 为祖国发奋学习
- 党支部和学生会
- 栋梁之材
摘要：他们都是革命烈士的后代和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子女。他们在苏联接受大学教育，以学习经济、工业为主，学成后都回到祖国。“文化大革命”中，这21人都受到审查，被立案为“4821苏修特务案”，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迫害。“文化大革命”结束后，“4821苏修特务案”得到彻底平反。扣在他们头上的“苏修特务”的大帽子被摘掉了，而“4821”的称呼却在一定范围保留了下来，成为对他们的一个特殊简称，甚至他们自己有时也使用这个称呼。
1948年，经党中央批准、由东北局负责组织，选送了21位年轻同志去苏联学习，为新中国准备建设人才。他们都是革命烈士的后代和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子女。他们在苏联接受大学教育，以学习经济、工业为主，学成后都回到祖国。“文化大革命”中，这21人都受到审查，被立案为“4821苏修特务案”，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迫害。“文化大革命”结束后，“4821苏修特务案”得到彻底平反。扣在他们头上的“苏修特务”的大帽子被摘掉了，而“4821”的称呼却在一定范围保留了下来，成为对他们的一个特殊简称，甚至他们自己有时也使用这个称呼。这21人是（按姓氏笔画排列）：
叶正大（叶挺烈士之长子）、叶正明（叶挺烈士之次子）、叶楚梅（叶剑英之女）、李鹏（李硕勋烈士之子）、朱忠洪（王稼祥之义子）、任岳（任铭鼎之女）、任湘（任卓明之子）、江明（高岗之外甥）、刘虎生（刘伯坚烈士之子）、杨廷藩（杨棋烈士之子）、肖永定（肖劲光之子）、邹家华（邹韬奋之子）、张代侠（张宗逊之侄）、林汉雄（张浩之子）、罗西北（罗亦农之子）、罗镇涛（罗炳辉之女）、项苏云（项英之女）、贺毅（贺晋年之子）、高毅（高岗之子）、崔军（崔田夫之子）、谢绍明（谢子长之子）。
集结于哈尔滨
1945年“8．15”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蓄势待发，准备做最后的较量，延安和重庆的目光都投向了中国的东北。
东北地区当时的人口有三千多万，资源丰富，重工业比较发达，加上它背靠苏联，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中共七大时毛泽东曾说道：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
而就在同时，蒋介石对他的部下说：东北不是国民革命的策源地，而是归宿地。希望各位在这最后成功的时候，格外奋起，格外努力，完此一篑，以竟全功。
国民党政府通过《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取得了接受东北的合法身份，迅速向东北调集兵力。
中共中央则确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和“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毛泽东指出，限于中苏条约，苏联不可能直接援助中共。我们先派干部去是确定的，是大有文章可做的。
1945年9月，东北局成立，彭真、林彪、高岗、罗荣桓、陈云、李富春、王稼祥、张闻天、林枫、蔡畅等都曾担任东北局领导；11月，从山东、苏北调部队11万进入东北，与东北抗日联军合编，组建东北人民自治军，后改称东北民主联军。同时，抽调干部2万名去东北工作，充实党的力量。
“4821”中的大部分人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来到哈尔滨的。
谢绍明
谢绍明，谢子长烈士之子，1924年生于陕西安定（今子长县），早在红军时期就参加了革命，15岁入党，在“4821”中年龄较大、资历最深。谢绍明曾在延安自然科学院学习。抗战胜利后，作为派往东北的干部团成员，从延安到赤峰市任职。不久，东北局决定送他去苏联学习。
对此，谢绍明回忆道：
“我是延安组建的第一批干部团成员，1945年9月2日出发去东北，同时走的还有林汉南（林汉雄的哥哥）、江明。干部团有几百人，政委是张秀山，副政委是林枫。护送我们的是黄永胜的一个旅。
“那时，太原铁路被阎锡山占着，到张家口以前，我们都是靠一双脚板走路，在夜间通过封锁线。到张家口后，见到了聂荣臻同志，在他的安排下，终于坐上了拉煤的敞篷货车。我从没见过铁路和火车，还特意趴在地上摸了摸铁轨。离开张家口前，聂荣臻同志发给我们每人一双从日本人那里缴获来的翻毛皮靴。我们沿着正太铁路到沙河下了火车，晚上通过康庄到北平。冀东一带在日本侵略者实行‘三光政策’后，造成了一片片的‘无人区’，我们住宿的村子里被杀的一个人都不剩。经密云、黑山口再向北，到古北口后，就可以见到苏联红军了。
当时，我们的身份还不能完全公开，在古北口住了两个晚上，又坐上闷罐车到达承德。这里已经是苏联红军占领区了。
“走到热河时已是10月底，接到上级的电报，要求在热河留一批干部。干部团一共有4个大队，每个大队又分4个中队，决定所有大队的第一中队都留下，其他人接着前进。我是一中队的，就留下了，被分配到赤峰市，任一个区的区委书记，工作到1948年的春天。这时，接到东北局通知，要我去哈尔滨报到，准备去苏联学习。江明也留在赤峰，在一个区当助理，后来到县政府搞公安工作。他1946年就到了哈尔滨，在东北局土改团工作。
“1948年五一节过后，我离开赤峰到达哈尔滨，当时已经集中了一部份人。李鹏在油脂厂担任协理员，叶正大、叶正明、叶楚梅在哈尔滨俄文专科学校学习俄文，高毅、罗西北在哈工大学习。我没有马上去学习俄文，因为王稼祥同志听说我从热河来了，找我了解热河接收后的情况，他和我谈了好几次，我又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帮他整理出一份较为详细的材料。当时大家都住在东北局招待所，他们上课，我工作。李鹏也还没有离开工作单位。直到8月份才开始办理各项手续。”
罗西北
罗西北，罗亦农烈士之子。因俄文、中文俱佳，被指定为“4821”的领队。他的情况在21人中略有些特殊。他1938年从四川到延安，先后在鲁迅小学（保小）、边区中学、延安自然科学院读书，1941年初从延安去苏联，被送进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生活和学习，后来考入伊万诺沃电机工程学校。1945年8月初，中国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时候，他被苏联安全部选中，派往齐齐哈尔从事情报工作。1946年11月，罗西北前往哈尔滨向东北局报到，并进入哈工大重新学习。
关于“4821”去苏联学习一事的酝酿和经过，罗西北是这样回忆的：
“大约是1948年春节以后，当时担任东北局俄文翻译、负责东北局和苏联联络的卢竟如同志告诉我一个消息，东北局准备派一批同志去苏联学习。我当时和高岗的儿子高毅一起住在卢的家里，是靠近哈工大旁边的一个机关大院。高毅曾于1939年去苏联，我们是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的同学，他1947年回国。事情确定下来后，我和高毅搬出卢家，住进位于哈尔滨南岗的东北局招待所。这时，张家口那边过来的一批延安的同志已经在招待所集结了，有谢绍明、江明、张代侠、林汉雄、贺毅、崔军、杨廷藩等。
“东北局对这次派出留学的人员要求很高，必须是军级以上的烈士和干部子弟。
“我们集结在东北局招待所等待两方面的消息，一个是等中央批准，当时中央已经搬到西柏坡，东北局给中央发了电报。二是等与苏方办理手续，主要由卢竟如同驻哈尔滨的苏联领事馆接洽，我们办理的是哈尔滨市的护照。这件事经过了苏共中央同意，但接待单位是苏联红十字协会。
“直到临走前，21人才全部集合到一起，东北局在南岗俱乐部为我们送行，高岗、李富春、林彪都参加了。东北局领导要求我们学习经济和工业，回来搞建设，还立了一条规矩，学业完成之前不准谈恋爱。我们在苏联的学习生活情况直接向东北局汇报，诸项事宜都同东北局联系。
“东北局领导还为我们准备了饯行酒宴。从延安来的同志从没见过这么丰盛的食物，大饱口福，有的甚至都喝醉了。”
延安保小
罗西北提到的已在南岗招待所的贺毅、崔军、张代侠、杨廷藩等人也是1945年从延安出来的。他们以及21人中的许多位同学从上延安保小时就在一起，上中学后才彼此分开。贺毅也在自然科学院学习过，但一心想当兵的他后来进入了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司令部主办的培养军官的参训队，崔军、张代侠、杨廷藩也是参训队成员。1945年10月，他们从参训队毕业时正赶上国共和谈达成裁军协议。一时当不了兵，贺毅不知该干什么，就与几位同学一起找父亲商量。
贺毅的父亲贺晋年早在红军时期就已是27军的军长。贺晋年与贺龙是邻居，两个窑洞紧挨着。贺毅他们围着贺晋年七嘴八舌议论着的时候，贺龙过来发表了意见。他说，现在老兵要裁，新兵更要裁，甭说你们还没当兵的了。我们打江山，你们搞建设，打江山不易，搞建设更不易，要有本领，有真才实学。我送你们去北平念书好不好？
贺毅与崔军、张代侠、杨廷藩在贺老总的安排下，带着干粮，牵了两匹骡子，离开延安，奔赴北平。他们几经辗转，在内蒙找到了张代侠的叔父、当时任五省联防副司令员的张宗逊。张宗逊告诉他们，蒋介石要撕毁停战协定，北平附近正在打仗，形势危险，已经不可能去那里求学了。他建议孩子们去张家口工业专科学校，它与延安自然科学院一样，也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在张宗逊的安排下，他们从集宁乘火车赶到了张家口。
当时，张家口工业专科学校师资力量比较雄厚，教学设备齐全，学生多来自解放区，学习刻苦，竞争激烈。贺毅他们在这种环境中进步很快。他们还结识了同在此校念书的李鹏。李鹏是高班的党支部书记。
不久，由于形势变化，张家口工专撤到了哈尔滨，贺毅等同学在李富春的安排下，到东北野战军通讯参谋部工作。他们后来也有幸成为“4821”的成员。
李鹏、邹家华等人也是“8．15”后到东北的。当贺毅等人在南岗招待所补习俄语的时候，他们还没有卸下原单位的职务，仍然忙于手头的工作。
邓颖超与李鹏
李鹏时任哈尔滨油脂公司协理和党支部书记，他是21人当中惟一在企业工作的。在这个任职之前，他是晋察冀电业公司的一名技术员。
李鹏入选“4821”是李富春、蔡畅夫妇推荐的。在延安时，李鹏和其他烈士子弟一样，也是李富春、蔡畅家里的常客。
李鹏一开始对留苏一事有些犹豫。他曾经同母亲谈起自己的想法：一来他热爱自己现在所从事的工作；二来眼看全国就要解放，自己早盼着这一天的到来，对胜利的场面很向往。此外，他还觉得，以前去苏联学习的同志，回来以后，不少人都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他担心自己学回来后，也脱离中国实际。
但母亲说服了他。李鹏的母亲认为应该把眼光看的远一点。建国后搞建设办工业，现在的知识水平同党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有很多宝贵的建设经验。去苏联学习，是党的事业的需要。
邹家华
邹家华接到去苏联学习的通知时，已经担任了中共松江省宾县常安区区委书记。他没有在延安读过书。自幼随父亲邹韬奋奔走于上海、重庆、香港等地，历尽艰辛，却也开拓了视野。1942年，邹韬奋赴广东东江游击区，后到苏北解放区，1944年7月病逝。这一年的12月，16岁的邹家华在淮南参加了新四军，和敌人真枪实弹打过仗。后来进入华中新四军建设大学学习，结业后被分配到上东升政府实业厅建设科任干事。抗战前他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6年调往东北工作，历任中共松江哈东地委秘书、副书记等职。
说到邹家华，就不能不提到叶楚梅。她是“4821”中的四位女性之一，后来成为邹家华的妻子。
叶楚梅
叶楚梅是叶剑英的女儿，1928年生于香港。1927年叶剑英参加领导广州起义时，叶楚梅正躁动与母腹之中。起义失败后，叶剑英将家人转移到香港。没等女儿出生，又匆匆投入了革命斗争。
1937年，叶剑英负伤回到广东做手术，已经9岁的叶楚梅才第一次见到父亲。1945年，17岁的叶楚梅被送到延安与父亲团聚。仅仅呆了一个多月，父亲又把她送到遥远的东北，当了一名民主联军的战士。
刘虎生是1947年从晋察冀边区到哈尔滨的，就住在李富春、蔡畅家里。他的父亲是著名的刘伯坚烈士。刘伯坚早年赴欧勤工俭学，与李富春夫妇结识，是蔡畅的入党介绍人。红军长征开始后，刘伯坚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在一次突围中身中数弹，不幸落入敌人魔掌，1935年3月21日英勇就义，留下了脍炙人口的抒怀诗《戴镣行》。党中央到陕北后，在各地寻找烈士子弟，刘虎生被接到了延安。
叶正大、叶正明
叶正大、叶正明是叶挺的儿子。叶挺生前共有九个孩子，到他遇难时还剩下五个，叶正大、叶正明是年长的两个。父亲遇难后，他们被送到延安，后来叶正明被送到张家口，寄养在聂荣臻家中。党中央从延安撤退后，他们都到了哈尔滨，1947年就已经进入哈尔滨俄文专科学校学习俄语。
林汉雄是张浩的儿子，在延安保小上小学；肖劲光的儿子肖永定、项英的女儿项苏云都是经八路军西安办事处送到延安的，也在保小读书；西北局书记任卓明的儿子任湘、侄女任岳也是从西安办事处到的延安，进入边区师范学校念书，后来就读于延安自然科学院；罗炳辉的女儿罗镇涛长征时被寄养百姓家里，后来才找回来；朱忠洪是王稼祥的内侄。大部分同志都是党中央撤离延安后，辗转到达东北的。
从伊万诺沃到莫斯科
1949年9月初，21位年轻人乘火车离开哈尔滨前往苏联，开始了留苏生涯。
出发前，东北局为每人做了一身西装，添置了皮鞋，并合影留念。
火车驶到满洲里停了下来，在这里经过苏联称为“奥特伯尔”的边境城市，进行边防检疫。因为日本人在我国东北搞细菌战，哈尔滨又刚刚闹过鼠疫，所以苏联边检人员要求他们待在车上，不得随便走动，他们的衣物都被拿去消毒。他们在车上度过了十来天。通过边检后，行至赤塔，转乘海参崴开往莫斯科的列车。
到达莫斯科火车站时，代表苏方来迎接他们的是苏联红十字会所属的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院长季莫菲·扎哈罗维奇·马卡洛夫。这就意味着他们的终点站不是莫斯科，而是伊万诺沃。与马卡洛夫院长同来的，还有儿童院中国教师张梅（林彪的前妻）。最让“4821”们激动和兴奋的是，留苏多年的陈祖涛（陈昌浩之子）、刘允斌（刘少奇之子）也来迎接他们。他们两人和“4821”中的许多人在延安保小、延安中学就是同学，和罗西北、高毅的关系就更不用说了。
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
苏联方面安排中国学生乘坐当晚的一班火车前往伊万诺沃。离开车还有好几个钟头，陈祖涛、刘允斌带着“4821”们去了向往已久的红场。莫斯科纵横交错、方便快捷的地铁让他们初识了现代化的面孔，也令他们晕头转向。从红场返回火车站时，江明只顾欣赏站台里的景物，动作稍慢，被关在了地铁车厢门外。他只记得来时坐了4站，于是数着站往回坐，却不见同伴的影子。原来大家又返回去找他了，折腾一番，才在出站口碰上。当晚，“4821”乘火车前往伊万诺沃。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成为他们到达苏联后的第一个落脚点。
据谢绍明回忆，他们在儿童院呆了大约三四个月，一边补习俄语，一边等着苏方的安排。一天，苏联高等教育部派来一位同志解决“4821”的入学问题。他表示，由于苏联与国民党政府还存在外交关系，所以中共派到苏联学习的学生，其身份是非公开的，无法进入莫斯科的高等院校，而且他们所持的哈尔滨市护照也不允许他们到莫斯科去。苏联方面将安排他们在伊万诺沃市学习，并满足他们的专业需要。这样的结果与“4821”的愿望是有很大差距的。
伊万诺沃是苏联著名的纺织工业基地，只有纺织、电工、医科、化工等三四所非综合性非重点院校。不能去莫斯科读书，大家都有些失望，有的闹开了情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