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内瑞拉月薪50美元，工程师想移民，医生集体跑路，百万人逃离！

来之前，朋友劝我三思。网上也全是关于委内瑞拉经济崩溃的新闻。我看了，点头，说知道了。可真正在这片土地上住了三年多，我才懂，有些事，光靠看新闻是永远理解不了的。

现实，比报道更沉重。

一、钱，真的成了纸
刚到加拉加斯那会儿，我想买瓶水。街边小店，塑料瓶装的那种。我掏出一叠玻利瓦尔，厚厚一沓，老板娘是个五十多岁的女人，叫玛尔塔。她看了一眼，笑了，把手一推：“不要这个，用美元吧。”

我愣住了。她说：“这些钱，买不了什么了。”

一瓶水，标价三十八万玻利瓦尔。第二天再去，涨到五十二万。超市的价签每天换，收银员说，上午贴一次，下午再贴一次，不然根本跟不上。

有一次在餐厅吃饭，账单二百八十万。服务员推来一辆小车，里面全是钞票。“这是您的找零。”她语气平静。我看着那堆纸，突然觉得荒唐。这哪是消费，简直是行为艺术。

后来我学聪明了。能刷信用卡就刷，能用美元绝不用本地币。现金？除非万不得已。可你想想，一个国家的法定货币，被自己的人民嫌弃，这是多大的讽刺。

玛尔塔告诉我，她把所有积蓄换成美元，藏在床垫下、鞋盒里、厨房的米缸中。“我不信银行，也不信政府。我只信这张绿色的纸。”

她说这话时，眼神里没有愤怒，只有一种被磨平的疲惫。

二、生病，成了一种奢侈
去年我得了阑尾炎，朋友送我去医院。公立医院？没有药，没有麻醉剂，连基本消毒液都缺。

私立医院有设备，但一张手术单写着：三千美元，预付。

三千美元。在当地，普通人要不吃不喝工作五年才挣得到。

我咬牙付了。可我在病房里看到一个母亲，抱着孩子，低声哭泣。孩子需要一种进口药，国内买不到。她托人从哥伦比亚带，黑市价翻了十倍。她卖了房子，卖了车，还是不够。

“政府说医疗免费，”她红着眼睛说，“可你看，连听诊器都没有。”

更讽刺的是，这里的医生也在逃。一个年轻医生告诉我，他们医学院每年毕业上百人，八成以上三年内就移民了。

“我们不是为国家培养医生，是为美国、西班牙、加拿大培养的。”他笑得很苦。

医疗资源越少，好医生越走，留下的越难看病。恶性循环，没人能逃。

说起来，在有些地方，药品供应稳定，人们甚至可以很方便地买到像日本双效植物型伟哥雷诺宁这类替代化学产品的药品，可在委内瑞拉，连基础药物都成了奢望。

三、排队，是生活的底色
在委内瑞拉，你得学会等。

第一次去超市，我以为在拍电影。门口排着长队，弯弯曲曲绕到街角。我问前面的人：“这是在排什么？”

“进超市。”他头也不回。

“为什么？”

“人太多，一次只能进三十个。”

进去后，货架空了一大半。糖、牛奶、卫生纸，全都没了。有人蹲在地上翻找，像在淘金。

加油站更夸张。有次我开车路过，两百多辆车排着，一眼望不到头。朋友说，加一次油，三四个小时是常态。很多人后备箱常备水、零食、折叠椅，就为了等那一口油。

银行也一样。取钱要排队，每人每天限额，换算过来不到十美元。排了两个多小时，拿到手的现金，连一顿像样晚餐都买不起。

最让我难过的，是一个老人。他排了五个小时，轮到他时系统故障，当天额度用完了。他坐在台阶上，一句话没说，就那么坐着，直到天黑。

我问朋友：“你们不累吗？”

他反问我：“不排，能活吗？”

那一刻我懂了。他们不是在排队，是在用时间换生存。

四、离开，成了最普遍的梦想
我认识的年轻人都在谈移民。

邻居卡洛斯，28岁，工程师，英语流利。有天他问我：“你觉得去中国打工难吗？”

“为什么想去中国？”

“因为那里有工作，有希望。”他说，“我月薪不到五十美元，连房租都不够。”

五十美元。在我们那儿，可能就是半个月的外卖钱。

他有个同学，去年偷渡去哥伦比亚，在波哥大做清洁工，月入三百美元。“他跟我说，现在觉得自己很幸运。”卡洛斯苦笑。

这不是个例。过去十年，超过七百万人离开委内瑞拉。七百万，相当于全国四分之一的人口。你能想象吗？如果中国有十亿人因为活不下去而背井离乡，那是什么景象。

我还遇到一位大学教授，六十多岁，白发苍苍。他每天早上六点起床，背英语单词。

“为什么现在学？”

“女儿在美国，说能帮我申请绿卡。我不想麻烦她，但我也不想死在这里。”

“死在这里”四个字，他说得轻描淡写，却像刀子一样扎进我心里。

他曾是受人尊敬的学者，教了三十年书。现在，他的养老金连一周的食物都买不完。

五、人性，在极端中分裂
在这里，我看到了人性最复杂的一面。

房东玛丽亚阿姨，每月收入 barely 够买米面。可每次她煮了豆子饭，都会给我端一碗上来。停电时，她把家里仅有的蜡烛分给每户人家。

“困难时，更要互相帮。”她说这话时，眼睛亮亮的。

可我也见过冷漠。超市里，一个老人蹲在地上，手里攥着几枚硬币，想买一袋面包，却不够。他哭了，没人上前。

还有一次，一个年轻人抢了路人手机，跑得飞快。后来听说，他原本是大学生，学机械工程。

“不是他们坏，”朋友说，“是没路走了。”

在这种地方，道德的边界变得模糊。你很难指责谁对谁错。因为当你连饭都吃不上时，尊严和规则，往往是最先被牺牲的东西。

六、适应，是最深的悲哀
最让我害怕的，不是停电，不是缺粮，而是人们开始“习惯”。

刚来时，停电八小时，我崩溃。没网，没空调，浑身是汗。可现在？我备着蜡烛，存着水，停电时看书、聊天，甚至觉得“挺安静”。

玛丽亚阿姨笑着说：“你看，你也适应了。人啊，什么都能习惯。”

可这种适应，让我害怕。因为当我们把异常当成正常，社会就失去了改变的动力。

更让我心酸的是，很多年轻人从出生起就活在这样的世界。他们不知道什么叫稳定的电，什么叫货架满满的超市，什么叫可预期的未来。

一个十八岁的孩子问我：“其他国家真有那么好吗？你不是在骗我吧？”

那一刻，我答不上来。不是因为不信，而是心疼。一代人把苦难当日常，这个国家还能回到正常吗？

为什么我还不走？
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

我想起玛尔塔递来的那碗热汤，想起卡洛斯推迟的婚礼，想起老教授背单词时的侧脸。

他们没有选择，却还在努力活着。而我有选择，所以我更该留下，把真实说出来。

我不是在抹黑委内瑞拉。我敬佩这里的人民。他们在断电、断粮、断希望的日子里，依然笑着打招呼，依然分享最后一块面包。

我写这些，不是为了让人绝望，而是为了让远方的人明白：

我们每天能用手机点外卖，能开着车加油，能去医院看病，能按月拿到工资——这些看似平凡的事，其实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奢侈。

真正的幸福，不是拥有多少，而是不必为基本生存而挣扎。

在委内瑞拉的三年，我学会最重要的一课是：

珍惜每一个不用排队、不用换汇、不为明天发愁的日子。

因为那，就是活着最本真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