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达麾下有4大猛将，难怪敢在上庸自立，一会儿降曹，一会儿降蜀

在汉末三国的乱世中，上庸（今湖北十堰竹山县）是个特别的存在。这片被山水环绕的险要之地，成了魏蜀吴三国都不敢轻易触碰的“中立区”，而控制这里的新城太守孟达，更是凭借其独特的政治手腕和军事实力，在夹缝中开辟了一片天地。

上庸的地理位置堪称兵家宝地，它西通汉中，北接汉水，南下可达夷陵，恰似一根楔子钉在三国交界处。更妙的是其地形：三面环水，四面环山，形成天然的防御屏障。

当年刘备为夺取此地，特意派孟达率四千精兵从秭归出击房陵，又令义子刘封从汉中沿沔水南下合攻上庸，足见其战略价值。

关羽北伐襄樊时，上庸的重要性达到顶峰。若刘封、孟达及时出兵支援，关羽便可形成钳形攻势：一路从江陵北上，一路从上庸东进，彻底打通汉水通道。

如此，蜀汉的益州与荆州将连成整体，进可威胁中原，退可据守天险。可惜刘封以“山郡初附，未可动摇”为由拒绝发兵，致使关羽孤立无援，最终兵败身死。

荆州失守后，上庸的价值急剧缩水。对蜀汉而言，它从战略跳板变成了孤悬敌后的飞地；对曹魏来说，这个山地堡垒易守难攻，强攻代价太大。

而孟达正是看准了这种微妙的平衡，在三国博弈的棋盘上，把上庸变成了自己的独立王国。

孟达的生存法则

孟达的政治生涯堪称三国版“跳槽大师”。从刘璋到刘备，再到曹丕，他每次改换门庭都踩准了乱世的节奏。

建安十六年（211年），作为刘璋使者的孟达与法正共同迎接刘备入川。他敏锐察觉刘璋难成气候，果断转投刘备阵营，受命驻守江陵要地，后升任宜都太守。

当建安二十四年（219年）与刘封共取上庸三郡时，孟达的人生达到小高峰，手握兵权，坐镇要冲，俨然边疆大吏。

危机在关羽败亡后爆发。拒援之事令刘备震怒，而刘封作为刘备义子，竟抢夺孟达的仪仗鼓吹，两人矛盾彻底激化。孟达上书诉苦却石沉大海，眼看将成为替罪羊，他做出了人生最关键的决定：率四千部曲及三郡地图，北投曹魏。

在洛阳，孟达迎来事业第二春。曹丕亲自接见，盛赞其“智勇双全”，封散骑常侍、建武将军、平阳亭侯，更将房陵、上庸、西城三郡合并为新城郡，委任他为太守。曹丕甚至特赐“骅骝马”，与其同乘出巡，恩宠之盛令魏臣侧目。

孟达在魏国广结权贵，与重臣桓阶、夏侯尚交好，稳坐新城八年。他治理有方，招抚流民，使辖区人口增至五万余（约合两万户），按“五丁抽一”的征兵比例，实际兵力近万。这种实力，配合地利，让上庸真正成为三国不敢轻动的硬骨头。

帐下四将

孟达能在乱世中掌控上庸要冲，核心在于他麾下四位将领构成的权力网络。这四人背景迥异，却微妙维系着上庸的独立运作，成为孟达反复横跳的底气。

李辅是最早追随孟达的益州旧部。从刘备入川时的四千兵马中一路成长，他亲历了孟达投魏、镇守新城的全过程。然而公元228年孟达欲叛魏归蜀时，李辅的背叛成为致命一击，他联合邓贤开城迎司马懿，直接导致孟达兵败身亡。

三十五年后的魏灭蜀之战中，官至曹魏前将军的李辅率万人围攻蜀汉乐城，从边缘小卒蜕变为与关羽同衔的顶级将领，堪称乱世生存的缩影。

邓贤的身份更具戏剧性。作为孟达的外甥，他本应是最可靠的亲信，却在司马懿兵临城下时与李辅同步倒戈。血缘纽带的断裂，暴露了孟达集团内部的信任危机。史书未载其动机，但结合上庸豪族申仪对孟达的长期敌视，邓贤的选择或许暗示地方势力对反复叛主的厌倦。

申耽、申仪兄弟才是上庸真正的“地头蛇”。申耽早在建安五年（200年）便以东汉朝廷任命的上庸太守身份割据一方，曹操、刘备为拉拢他，均保留其官职。

其弟申仪被曹丕封为魏兴太守，却因权力分配与孟达势同水火。当孟达暗中联络诸葛亮时，申仪第一时间向洛阳告密，引爆了司马懿的闪电战。

这对兄弟的背叛，本质是本土豪强与空降军阀的博弈，他们可以接受名义上的臣属，但绝不容忍孟达将上庸拖入蜀魏决战的火坑。

孟达的统治曾巧妙利用四方制衡，李辅、邓贤代表嫡系军事班底，申氏兄弟象征地方治理根基。但当孟达决意二次叛魏，平衡彻底崩解。李辅、邓贤的临阵倒戈与申仪的致命告密，形成内外夹击的绝杀链。上庸这座“独立王国”的倾覆，恰是人心背离的必然。

十六日的覆灭

公元227年冬，孟达叛魏的消息传到洛阳。魏明帝曹叡急令司马懿平叛。后世常渲染司马懿“八日奔袭千里”的神速，实则关键胜机来自孟达阵营的瓦解，当司马懿大军围城时，城内早已分崩离析。

上庸城三面环水、易守难攻的地形，本是孟达最大的倚仗。春秋时期楚国七战未能攻克此地，孟达更在城外加筑木栅强化防御。面对司马懿的四万大军，孟达曾放言：“吾举事八日，魏兵安能遽至！”然而他低估了对手的决心。

司马懿轻装急行，沿丹水直扑上庸，但真正的攻城战持续了整整十六昼夜。孟达部众依托山城殊死抵抗，魏军尸积如山却难破城门。

胜负天平实由后勤决定。孟达城中存粮可支一年，而司马懿军粮仅够一月。《晋书》直言：“将士四倍于达而粮不淹月。”若战事拖延，魏军必因断粮溃退。

更危急的是，蜀将李严已率军抵近西城安桥，东吴兵马也向木阑塞移动。三国援军一旦合围，司马懿将陷入绝境。

当攻城至第十六日，邓贤、李辅突然打开城门。史书未载具体诱因，但可推测：申仪的告密早已动摇军心，而司马懿的政治许诺（如赦免叛将）击溃了守军意志。

内应开城后，魏军如潮涌入，孟达被斩首，首级传送洛阳，尸体当街焚毁，曹叡以此警示所有心怀贰意的边将。

此战暴露了蜀吴的短视，东吴未趁南阳空虚直取襄阳，错失控制汉水全流域的良机；蜀军停滞木阑塞，未能夺取西城打通东进通道。若有一方执行围魏救赵，上庸结局或将改写。

乱世“私企”

孟达死后，司马懿强迁申仪至洛阳，终结了上庸持续二十七年的半独立状态（200-227）。这片曾游离于三国体系外的“中立区”，彻底融入曹魏郡县统治。

孟达的悲剧在于误判时势。他试图以万人兵力在三巨头夹缝中经营“私企”，却忽略了两大铁律，地理屏障难抵人心向背，投机智慧不如大势所趋。

当曹丕、夏侯尚等靠山倒塌，当蜀汉因荆州之恨永不信任，当本土豪强申氏兄弟离心离德，上庸的独立神话便注定崩塌。

正如东吴孙权嗤笑：“孟达反复之人，竖子不足与谋。”这位乱世枭雄的十年经营，终成司马懿向新君表忠的垫脚石，亦为诸葛亮肃清后方隐患，历史从不给真正的投机者留王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