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聆听亲历者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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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记忆中的父亲紧急出征

今年6月初，我路过天安门，见城楼正在修缮，爱子告诉我，9月3日国家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阅兵式。我立刻想到住在附近东交民巷的 倪征（1906-2003）大法官之女乃先大姐，于是打电话，得知她前一天刚从儿子通州的家回来，仿佛特意在等我。次日我便到了她家，虽是第二次见面，却如老友般自然聊起我早想听的往事——抗战胜利后，她父亲参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甲级战犯的经历。

乃先大姐回忆：“父亲结束对美英法三国司法制度的考察后，于1946年7月30日返沪。离家已逾四年的他，与家人刚团聚不久，就赴南京司法部报到、述职、撰写考察报告，忙于工作。秋后，懵懂的我在上海入学成为小学生。1947年年初寒假，双亲带我去南京过春节，这是我第一次坐火车，一路过大桥穿隧道，满心欢喜！……最高兴的是见到了曾在沦陷区里与我生死相依的外公！没多久，我因出麻疹在公教新邨的新家病倒，只得与亲友隔离。养病时，母亲全程陪伴，外祖父也常来看望，而父亲又出差了。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临危受命任中国检察官顾问组组长，从上海龙华机场起飞，去东京审判日本战犯去了。”

1947年9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时，倪征诘问侵华元凶板垣征四郎

倪征（右一）与同事在日本陆军省档案库取证

望着倪征先生的遗像，乃先凝重地说道：“抗战胜利后，只有将战犯送上断头台，才能告慰几千万遇难同胞。”那时候，抗战已结束近一年了，罪大恶极的战犯却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制裁。因美国主导控诉侧重日本在全球的罪行，中国的法官、检察官力量明显不足，为此民国政府外交部紧急抽调倪征迅速前往日本，加强中国检察组的力量。

倪征先生飞到日本时，法庭的审判进度已经完成第一阶段。只能在第二三阶段充实证据后针对被告的辩护做反诘。中国人民遭受了十四年凌辱与苦难，在法庭上却话语权受限。发动战争的日本首相东条英机亲手策划指挥了对中国、东南亚及太平洋地区的侵略，是世界公敌，罪证确凿，毋庸置疑。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等对中国犯下滔天罪行的战犯，当时却因为我们证据匮乏，随时可能轻判或脱罪。倪征临危受命，紧急回到北平补充证据，还原真相。他找到吴佩孚夫人，吴夫人控诉土肥原贤二派特务伪装成牙医，给不屈从的吴佩孚注射毒针的真相；又到第一监狱找到汉奸赵欣伯，让他提供土、板建立伪“满洲国”傀儡政权的材料；还说服盟军司令麦克阿瑟支持中国法官进入已经封闭的日本陆军部档案库，就地取材查阅收集日方档案资料、报刊等日本内部罪证……这些证据最终均以铁证在法庭上呈现。

法庭上，倪征以中国检察官顾问组组长身份，凭着证据，对侵华主要战犯提出有力控诉。最终，这两名在中国犯下累累血债的战犯与东条英机等一同被处以绞刑。

当年目睹远东国际法庭审判现场的昔日中国检察组最年轻的秘书高文彬先生，前些年给倪乃先来信深情地感叹道：“令尊大人真是无名英雄！”他当年还想写回忆录，为历史留下翔实的记录，遗憾身体欠佳，于2020年病故。

这些年来，倪乃先还陆续收到来自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2011年成立）顾问向隆万先生（其父向哲浚为当年中国检察组检察官）提供的有关资料和信息，也与梅汝璈等中国检察组成员的后代多方面取得联系，彼此常交流研究成果。上述研究中心从中国台湾档案部门发现了倪征于1948年岁末中国检察组即将离开东京之前写给时任民国外交部长王世杰的信，信中写到，“……发觉美英各国代表辄以太平洋战争为注意之中心，而于对华侵略战争不愿多所究问，终因我方立场严正、力排众议……并于最后辩论时对于土肥原、板垣等，提出特殊个人节略，以资充实检察工作。……虽引发美方不满，但伸张了正义”。

当中国代表团大部分人员离开东京后，已经在日本工作近两载的倪征还奉王世杰先生的委托“继续完成法庭工作，就全案四万八十余页卷宗，做一有系统之研究，并就对华侵略部分，撰拟判词计255页。对于每点有争执之事实，援引证据，支持我方之主张”。

今天想来，如此大的工作量，四万多页卷宗，以及255页判词，需要倪先生及助手付出多少心血！用体育的术语表述，倪先生如同肩负重任的超级替补队员，上场就是主力。乃先姐说，父亲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是学法律的，Justice（正义）是最要紧的。”

珍贵的《让庐日记》记录胜利夜

毕业于武汉大学的杨静远女士（1923-2015），是著名作家、翻译家，其母袁昌英早年留英，是爱丁堡大学最早的中国籍女留学生，回国后任武大外文系教授，为五四时期著名女作家、“珞珈三女杰”之一（另两位为苏雪林、凌叔华）；其父杨端六为武大经济系教授，我国现代货币金融学奠基人，曾任武大法学院院长、教务长，留日同盟会会员，早年受毛泽东委托在湖南第一师范授课，1902年创刊于天津的著名的《大公报》曾报道此事。

2005年与2008年，我两次见到静远大姐。她优雅博学、平易近人，位于北京清华园的书房一尘不染。后一次见面，老人家赠我两册书和两份复印报，其中《让庐日记》尤为珍贵。武大抗战初期（1938年）从武汉迁至四川乐山，静远女士家住在乐山县城陕西街尽头，与苏雪林、凌叔华家相邻（1939年杨家在日寇轰炸中被毁，家人幸免于难，“让庐”是后来新置的住所，故日记名为《让庐日记》）。日记记录了1941年7月至1945年8月10日，身为武大学生的她在抗战岁月的所见所闻。

在武大的几年，她参加鼓舞抗战的合唱团，演唱《抗敌歌》《旗正飘飘》《大刀进行曲》《黄河大合唱》《我所爱的大中华》等歌曲，日记中特别记下“妈妈喜欢，苏先生说音乐会真好，让人们忘记了物质”（我想苏雪林先生的话意是，在物质紧缺的战乱年代，音乐带来的精神力量让人们暂时忘却了生活上的窘迫）。我与静远女士聊天时，她还用风琴弹奏罗家伦1934年作词、李惟宁谱曲的《玉门出塞歌》。

《让庐日记》展现了乐山武大四年间大后方高校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苏雪林教授在艰苦教学之余自己种菜；英语教授朱光潜认真授课，过年时还来家拜年；孙家琇教授用英语为学生讲解托尔斯泰；黄炎培之子黄方刚教授（1944年初因肺病去世）讲授逻辑学；武大机械系教授郭霖（静远日记中称“郭伯伯”）在抗战初期设计、赶制钢盔以及防毒面具供前方抗日战士使用，还捐献1800银元支援抗战……

《让庐日记》中涉及到中外名人政要，除武大众多教授，还有冯玉祥、黄炎培、成舍我（原配曾是静远的姑姑）、李约瑟、白崇禧、孔祥熙、汤恩伯、赵超构、胡适、郭沫若、鲁迅、臧克家、斯诺、罗斯福、王世杰、张爱玲等。细致的描写为抗战大后方生活留下一手资料。

《让庐日记》最后一篇为1945年8月10日（星期五）所写：“这一天的日记该用红墨水来记！八年奋战突然结束，日本竖起降旗！……爹爹从叶乔家回来，未进门就兴奋喊：‘好消息！日本投降了！’……外面爆竹声大作，如压抑后的欢笑。八年来忍气吞声的中国人，情绪决堤……妈妈和苏先生等要上街，我抹泪同去，不错过这‘胜利夜’的狂欢。”

2003年日记出版后，有读者质疑日期——日本天皇宣布投降是8月15日，日记却记为8月10日。时年八十岁的静远患青光眼，那时网络信息尚不丰富，查资料困难，静远虽坚信原始日记无误却无旁证，只好暂时被动“更正”，但内心始终耿耿于怀，决心弄个水落石出。

2005年，她阅读8月18日《参考消息》时，突然发现一篇署名陈钢的文章，题为《六十年前的“8.15”这一天》，文中提及《国际歌》译者萧三8月15日发表于《新华日报》的《延安狂欢夜》，诗后注明“十日子夜后于文化沟写成”。原来8月10日延安已是欢腾之夜，萧三笔下百姓舞火炬、扭秧歌、喊口号；文中还提及重庆人民载歌载舞，“号外”声不断，数万民众聚集在宣传画前。据此，静远确定60年前的日记无误：民间在8月10日已得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并开始狂欢。

随后，她撰写《抗战胜利日全民狂欢夜是在哪一天》，发表于2005年12月14日《中华读书报》，还复印报纸给我留念。1945年8月10日下午约六时，重庆一个小镇的破收音机接收到东京广播：日本准备接受中美英三国政府领袖1945年7月26日在波茨坦发表、后经苏联赞成的联合宣言条款……曾供职于《大公报》的作家陈纪滢在《小镇所见》中，记述了杂货店老板组装的收音机发出的吱吱声响和那个令全国人民振奋欢欣的喜讯。

1945年8月10日《新民报》的“号外”，也有这个喜讯，梁实秋与幼女梁文蔷两代人保存了80年。若当年我早知此事告知静远，她便不必为考证分神两年。虽未及时相助，但我真切领教了她作为文学研究者对历史研究的高度负责与认真的考证钻研。她的日记，也确为中华民族留下了最真实的记忆。

1945年8月10日《新华日报》号外刊登日本投降消息

胜利的回响与历史铭记

循着静远送我的《参考消息》，我又做了一些考索记录。在8月10日重庆、乐山、延安多地狂欢后，8月13日的重庆各报刊刊登社讯：为宣扬国民胜利热情，以五万元酬金为罗家伦的《凯歌》征求乐谱。社评附歌词，要求作曲“音调雄浑沉着，表达歌词外精神，不更改字句，便于军民歌唱”。罗家伦曾任国立清华大学首任校长、中央大学校长，1937年8月组织中央大学西迁四川沙坪坝，保留了教育火种。他曾在回忆孙多慈的文章中写道：“我自己最惭愧，我生平很爱好音乐，可是自己不会弹一下唱一声。”尽管不会弹唱，罗家伦却留下了诸多抗战音乐中动人的军歌歌词。

1945年8月中旬，华夏大地的空气里弥漫着压抑已久的狂喜。多家报纸的黑体标题划破硝烟散尽的天空，将抗战胜利的消息传遍街巷：《新蜀报》挥笔写下《东京王气惨然收，一片降幡挂城头》，字里行间尽是扬眉吐气的激昂；《新民报》直抒胸臆，以《战争结束天下太平》道出亿万人的心声；而《大公报》则以最简洁有力的五个字宣告：《日本投降矣！》；远在香江之畔，《香港华侨日报》《香岛日报》亦纷纷刊发社评，与全国同胞共庆这来之不易的胜利。

胜利的喜悦在《大公报》1945年8月16日的社评中得到淋漓尽致的抒发。文章开篇便引用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的诗句，寥寥数语道尽山河破碎后的重生之喜。紧接着，文字转向深沉的控诉：“此时活着的中国人，六十岁以下的，记事以来，谁不是满身心遭受劫夺欺压，承受不堪言说的凌辱？”这既是对十四年苦难的回望，更是对胜利价值的深刻注解。

值得一提的是，《大公报》创始人之一英敛之，正是演员英达的曾祖父，而英达曾在《东京审判》中饰演审判日本甲级战犯的大法官倪征。巧的是，倪征与近代教育家罗家伦为连襟，二人虽在不同战线，却都以各自的坚守为抗战胜利倾注了心血。这般跨越时空的联结，更让胜利的记忆多了几分人文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