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俄乌战争，为什么乌克兰有的人越打越有钱？

三年俄乌冲突中，有一小部分群体不仅不用上前线，还越打越富。民众渴望停战，但乌克兰寡头却不断维持冲突，美俄两方势力也推波助澜。这种两极反转的态度，仿佛让所有人忽视了一个规律：资本必然带来垄断，垄断必然带来霸权，霸权必然带来战争。这一规律不以任何意志为转移，若脱离它分析资本行为，便是典型的非蠢即坏。

当美俄乌三方的利益集团在乌克兰战场默契收割能源与军火的双重暴利时，我们是否想过，台湾问题也可能走向类似结局？政治分立场，利益分阶层。俄乌冲突的主要矛盾，无疑是俄罗斯国家安全与乌克兰国家主权之间的不可调和冲突，这一点无需质疑。在此主要矛盾下，才能进一步分析经济、地理、民族、政治等次要矛盾。

观察俄乌冲突，我们必须警醒：若无法打破资本垄断结构，代理人战争必将以牟利为目的在我国上演，例如台湾问题。它是否可能成为美国下一个牟利目标？目前，美俄博弈并非寡头利益一致化的体现，但无需过度担忧，俄罗斯尚不会轻易切断与我国的能源贸易。

是美俄等国资本集团为争夺地缘经济主导权而发动的战争。地缘经济主导权的本质，是以利益为目标、以规则为手段、以安全为底线的立体化博弈，绝非平面分析所能涵盖，而是错综复杂的。但归根结底，核心只有两点：阶层与国家。用通俗的话说，就是争夺“谁定义规则”的权利，这类似于我们身边的各类平台，无论谁亏谁赚，平台永远稳赚不赔。

要理解俄乌冲突的资本逻辑，需先厘清“资本”为何物。因此，事件的起点不应从乌克兰独立说起，而应追溯至苏联解体的资本化进程。苏联解体的主要推动者并非只有俄罗斯。

苏联共有15个加盟国，全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联盟”二字道尽其本质：名义上是社会主义制度，但斯大林死后，其本质逐渐异化。更严谨地说，这是一种由官僚特权阶层主导的畸形社会主义。因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观念冲突，学术界将此模式独立出来，统称为“斯大林模式”。

斯大林时期推行中央高度集权的政治体系，普通民众难有政治表达空间，国家决策主要由少数高层做出。但从1930年至1950年看，这种集权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苏联战后恢复与经济增长速度显著。然而，重工业过快发展挤压了农业，导致以农业为主的地区（发展滞后。尽管饥荒与农业制度落后有关，但根本原因是政策失误，而非计划经济制度本身。

苏联是“联盟制”，甚至可视为中央集权下的联邦制。而斯大林模式的高度集权破坏了党内民主，底层意见难以上传，各地民主思想逐渐复苏。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上台，强调集体领导、反对个人迷信，推行干部轮换制、任期制并尝试开放言论自由。但当民众首次获得言论自由时，长期压抑的愤懑爆发，对政府的批评愈演愈烈。苏联部分加盟共和国借机寻求更大自治权，中央权威被削弱。赫鲁晓夫的初衷虽好，却高估了苏联内部的凝聚力与民众的理性，更多人将言论自由当作发泄渠道。

经济上，他加大农业投入，将农产品义务交售制改为收购制，并扩大地方企业自主权。此外，他将克里米亚划归乌克兰，部分原因在于乌西反苏情绪强烈。改革虽取得一定成效，却为特权阶层打开了牟利缺口；而他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做法，更让民众困惑。可以说，赫鲁晓夫的改革引发了苏联的初期混乱。

继任的勃列日涅夫推行干部终身制，直接导致特权阶层固化——仅占人口2%的群体垄断了所有决策权，生产资料实际控制权由此从全民转向特权阶级，苏联逐渐从社会主义滑向官僚资本主义。美苏冷战时期的军备竞赛也发生于这一阶段。勃列日涅夫时期让苏联发展陷入僵化。

最后的戈尔巴乔夫则取消苏共领导地位，放弃社会主义制度，实行议会制、总统制与多党制，抛弃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放任西方资本主义对苏联实施和平演变。结果思想混乱、无政府状态蔓延，民族主义分裂兴起。1990年立陶宛率先独立，随后俄罗斯发表主权宣言，其他地区纷纷效仿。尽管多位苏联领导人试图阻止分裂，但无力回天。1991年12月26日，苏联宣告解体。可以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直接导致了苏联解体。

苏联解体并非简单的制度崩溃，本质是特权阶层寻求独立，将国家转化为资本积累的工具。私有化的本质，是一小撮特权阶层为满足私利、攫取权力而美化的制度。西方及我国少数人鼓吹的新自由主义与全面私有化理论，由此衍生的种种观点并不正确。

通过时间线对比苏联不同时期的经济数据：

斯大林时期：国内经济年均增长率10%到16.8%。二战后苏联虽受重创，但斯大林模式未衰反强，1946年到1950年年平均增长率达14.46%，远超西方。

赫鲁晓夫时期：他尝试引入市场经济调整斯大林模式，但农产品市场化反而扩大了特权阶层的逐利空间，农业未真正发展，年均增长率仅7%到10%，改革伴随经济增长下滑、农业失败及特权商店出现。

勃列日涅夫时期：干部终身制催生官僚垄断集团，特权阶层固化，少数个体掌控全国决策权，贫富差距拉大，年均增长率4.4%到7%。

戈尔巴乔夫时期：西方资本渗透下，官僚侵占国有资产，寡头崛起。七大寡头瓜分了60%的国有资产，经济增长转负。这七大寡头均为俄罗斯籍，但其财富与西方资本紧密关联，毕竟俄罗斯犹太人占比不足1%。他们垄断石油、航空、媒体、金融、零售等领域，甚至扬言“能让猴子当总统”。推动苏联解体的叶利钦，正是他们资助的对象。

苏联解体的本质，是特权阶层自我赎卖：通过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七大寡头以不足1%的人口比例鲸吞60%的国有资产，完成从国家代理人到资本寡头的身份转变。上述数据源自俄罗斯国家杜马1992年报告及1996年经济寡头报告。这一进程的深层逻辑，正是列宁所言“垄断资本必然寻求政治霸权”的当代印证。当官僚特权与跨国资本合流，地缘战争便成为利益收割的终极工具。由此，俄乌冲突具备了爆发基础，因为资本必然带来垄断，垄断必然带来霸权，霸权必然带来战争。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在现实中得到了部分验证。这并非单一国家的诉求，而是一个阶层的诉求。无论美国还是俄罗斯，地缘争夺本质皆为利益，而战争只是收割利益的手段。

美国在台海不断挑衅，本质仍是逐利。而我们的智慧在于始终将台海问题定义为内政。也希望台湾地区认清形势，早日回归祖国怀抱。普京曾直言：俄罗斯曾尝试与西方合作，通过国家资本化与军事政治双退让展现诚意，但美国拒绝接受，反而借北约东扩对俄实施经济地理双重封锁。

北约本是为保护欧洲及成员国的军事组织。若俄罗斯加入，美国将无法借俄兜售军火、驻军欧洲，更难维持军事政治主导权与能源出口封锁。于是，在美国霸权主义下，俄欧关系恶化，最终引发克里米亚危机与俄乌冲突。由此可见，乌克兰部分立场的背后，外部因素影响深远。而俄乌冲突中，美俄乌三方利益相关者通过操控能源定价、军火销售及援助资金挪用，实现“战争与资本”的增值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