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保基金的模式,还是比较传统的“现收现付制”(即:当前劳工缴费支付退休者),但老龄化和少子化同步发生后,将直接导致当下“缴费者减少、领取者激增,且以后的缴费者更少的问题”!
因此,强制缴纳社保是维系这一体系的关键,不管是当下坚持的每年增长2%左右的养老金,还是像丹麦一样在未来采用“弹性养老制”,稳定好现在都是其中的关键!
截至 2020 年末,中央层面已完成 93 家央企及金融机构合计 1.68 万亿元国有资本划转,这一规模相当于 2024 年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的 19.3%。这里我要特别说明下,划转工作虽于 2020 年完成,但社保基金的累计结余是动态滚存的结果,划转的国有股权在 2021-2024 年间持续产生收益,如 2024 年收取分红 264.22 亿元,累计分红达 1116 亿元,这些收益已逐步计入社保基金资产池。因此,2020 年的划转规模与 2024 年的累计结余存在直接关联性。
通过股权划转,社保基金获得了长期稳定的资产收益来源。以 2021 年中央企业划转股权分红为例,当年产生约 200 亿元收益,未来随着经济结构转变,资源集中趋势会更加明显,大部分大型国企的盈利能力都会得到进一步提升,预计这一收益规模也将持续扩大。这种资本性注入不同于财政补贴的 “输血” 模式,其是通过市场化资产运作形成 “造血” 机制,能有效缓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支付压力。
并且,国有企业作为全民所有制经济的载体,其发展成果通过股权划转直接转化为社保基金权益,这种安排突破了传统财政转移支付的间接性,将国有资本的 “全民” 属性具象化为养老金保障能力。以 2024 年数据为例,全国 10.7 亿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均可间接分享国企红利,体现了 “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的制度逻辑,这句话我是很认真说的。同时,划转政策通过税收优惠强化了这一共享机制, 免征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政策直接提升社保基金投资净收益,也避免了因税负侵蚀全民权益(都一样实际上,加个税,还有经济摩擦损失)。
而我国养老保险制度转轨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双轨制(2012年左右已逐步并轨,但单位福利的差异和补贴还真实存在),以及一定的隐性债务(如视同缴费年限政策),这本质上是历史责任的代际转移,且这些压力主要集中在80后人群之上,通过划转国有资本弥补这一缺口,避免了通过提高缴费率或延迟退休将负担转,再次嫁给下一代90后之上。
以 2024 年基金收支数据为例,当年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8.2 万亿元、支出 7.3 万亿元!而根据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2019~2050》预测,我国养老基金累计结余预计在2027年达到峰值6.99万亿元,随后迅速下降,2035年可能耗尽。这意味着未来缴费者与退休者的赡养比将从2019年的2:1恶化至2050年的1:1,如果按现在的模式下去,养老势必面临不可持续问题!
因此,划转资产的长期收益将逐步填补未来可能出现的收支缺口,实现代际负担的合理分配,接着通过诸如全民强制社保,延迟退休等等政策,叠加商业养老,有望逐步建立起类似美国401K,叠加社保之类的新型养老保障体系。
而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划转政策本质上是财政体系内部的资产负债重组,其将国有股权从企业资产负债表转入社保基金资产负债表。一方面,社保基金通过持有优质股权增强自身抗风险能力,截至 2024 年其投资运营规模已覆盖当年基金支出的 32%;另一方面,避免了因社保基金不足倒逼财政兜底的潜在风险。实质是通过财政让渡短期收入换取长期风险防控能力。
最后,这一制度创新既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优势,又为全球养老金体系改革提供了 “中国方案”!而日本、美国的国企基本都是公共服务的亏损单位,而且其他大部分国家的经济结构要么没有股市,要么没有国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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