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 | 谌旭彬《从刘邦到王莽：时代的改良与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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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

作者：谌旭彬

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5.2

本书勾勒了西汉两百年自刘邦至王莽在“立国之道”上所出现的多次变化。作者一如既往不关心帝王将相的丰功伟业，只在意底层小民的命运浮沉。

全书围绕两个问题展开。第一，廓清汉帝国历任高层统治者的所作所为对底层百姓的命运而言究竟是改良还是倒退。第二，汉帝国虽诞生于反抗暴秦，可在西汉政权存续的二百余年间，竟先后两次（分别于刘彻与王莽执政时期）全面回归乃至超越了秦制，那么，屠龙者因何最终变成恶龙？

作者认为，西汉之于中国帝制史，犹如原生家庭之于人的成长，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故将西汉两百年定位为“中国帝制时代的原生期”。

作者的话

除非对所处时代漠不关心，否则便没人可以摆脱时代的影响站到完全超然的位置上去审视历史。求真是每个撰史者必须遵循的原则，但求真不等于撰史者要放弃对所处时代的现实关怀。恰恰相反，现实关怀——也即与未来发生连接——才是史学诞生的根源。

在皇权不受制约的时代，当社会经济有了明显恢复，朝廷亦可汲取可观的人力和物力时，只要坐在帝位上的君王不是幼儿或傀儡，便很难摆脱诱惑不去追求大有作为。而一旦追求大有作为，轻则显著加大民众经济负担，重则严重压缩社会自由空间。

缺乏足以与之形成竞争的文明共同体，是汉帝国走上“汉承秦制”旧路的重要原因。作为东亚大陆上的巨型帝国，汉帝国周边不存在同等体量的文明实体。而良性变革最重要的动力就是多样化竞争，在一个严重缺乏外部竞争的环境里，期望统治者摆脱路径依赖是非常困难的。

对汉帝国知识界来说，后刘彻时代最重要的事情便是守住真实的历史记忆。只有真实的历史记忆才能催生真实的历史教训，只有真实的历史教训才能阻止历史悲剧在未来重演。

作者/译者简介

谌旭彬，笔名言九林，历史研究者，腾讯历史频道原主编。曾出版历史畅销书《秦制两千年：封建帝王的权力规则》《活在洪武时代：朱元璋治下小人物的命运》《大变局：晚清改革五十年》《大宋繁华：造极之世的表与里》等。

目录

引言　漫长的下行时代

第一章 妥协

一、游士刘邦

二、两种“皇帝”

三、白马之盟

四、陆贾无为

第二章 政变

一、吕后的忧惧

二、大赏军功阶层

三、政不出房户

四、所谓诸吕作

第三章 黄老

一、皇权的隐忍

二、贾谊的妙策

三、另一个文帝

第四章 崩坏

一、打破政治规矩

二、三十税一神话

三、文景之变

第五章 雄主

一、无为的余晖

二、尊儒实为灭儒

三、消灭有组织者

四、天下户口减半

第六章 反思

一、伟大的盐铁会议

二、说真话的夏侯胜

三、沉痛的历史记忆

第七章 霸王道

一、民众怀念卫太子

二、浩劫后的有限改革

三、霸王道与文字狱

四、石渠阁会议

第八章 德教

一、外儒不敌内法

二、给经济松绑

三、“豪杰”归来

四、虽远必诛大论战

第九章 灾异

一、普通百姓的好时光

二、庙堂之上，灾异乱斗

三、大洪水与沙尘暴

四、成帝的最后一搏

第十章 禅让

一、哀帝打开禁忌之门

二、西王母崇拜事件

三、灾异消失，祥瑞开演

第十一章 新莽

一、改革与倒车

二、亡国与轮回

后记

试 读

对于西汉史，我一直怀有浓厚的兴趣。

众所周知，汉承秦制乃是历史公论。但若以国祚长短而言，西汉，而非秦帝国，才是中国帝制史上第一个真正成功的王朝。毕竟秦帝国二世而亡，西汉却存续了两百余年。这国祚长短的巨大差异，决定了后世帝王在总结历史教训时会更多注意秦帝国；而在吸取成功经验时，则会更多注意西汉。从这个角度来讲，西汉留给后世的影响丝毫不逊于秦帝国，甚至犹有过之。西汉之于中国帝制史，便犹如原生家庭之于人的成长，烙刻着难以磨灭的印迹。所以我很愿意将西汉两百年视为“中国帝制时代的原生期”。

这种“原生期”效应，突出体现为统治术的继承。

比如尊君卑臣。绝对皇权始于秦帝国，此前的中国传统政治中，并无君臣尊卑悬殊的绝对皇（王）权。西汉政权始于武力反抗暴秦，这种合法性来源，使得刘邦初即皇帝之位时，一度不得不“悉去秦苛仪”，抛弃秦帝国式的绝对皇权及其相关礼制。遗憾的是，此番革新持续时间极短。谀儒叔孙通重定朝仪且“大抵皆袭秦故”后，西汉皇权尝到了至尊无上的快感，从此再难自拔。皇权的持续扩张与臣权的持续萎缩，是西汉前半个世纪最核心的政治脉络。至汉武帝刘彻执政，因反抗暴秦而诞生的“相对皇权”终于彻底回归到秦帝国式的“绝对皇权”，也就是俗谓的专制皇权，巨大的社会灾难也随之而来。这种绝对皇权成了此后两千余年间绝对的政治主流，无论是庙堂还是江湖，再无追求“相对皇权”的余地。即便是在号称“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宋代，亦同样是绝对皇权的舞台，无人可以阻遏宋神宗富国贫民式的财政变法，也无人可以阻遏宋徽宗的自我成就欲泛滥成灾。

再如酷吏政治。西汉酷吏泛滥的现象始于景帝时代，极盛于刘彻执政时期，大体与无限皇权的回归同步。此后直至西汉灭亡，酷吏一直是西汉官吏集团的主流，故班固在《汉书》中感慨：“自是（刘彻执政时期）以至哀、平，酷吏众多。”酷吏政治与无限皇权同调，是因为前者乃是后者的标配。只要朝廷的权力结构以无限皇权为核心，酷吏政治便必不可少。没有酷吏政治，皇权便无法落实其对社会方方面面的控制；没有酷吏政治，皇权也无法有效完成其对各阶层的强力汲取。

汉成帝时代的著名酷吏尹赏，临终时向诸子传授为官之道，曾言：“丈夫为吏，正坐残贼免，追思其功效，则复进用矣。一坐软弱不胜任免，终身废弃无有赦时，其羞辱甚于贪污坐臧。慎毋然！”略言之就是告诫子孙后代不可畏惧做酷吏，不要担忧凶残暴虐的坏名声，因为朝廷的存续本就缺不了酷吏这块重要拼图。做酷吏，确有可能因为造成坏的舆论影响而被罢免，但在朝廷眼里，敢于做酷吏的官员是有用的官员，故仍有再度被起用的机会。反之，若是爱惜名声不愿做酷吏，于朝廷而言无用，仕途必定走不远。尹赏窥破了酷吏政治与专制皇权之间的关系，自己飞黄腾达，四个儿子也以敢于、善于做酷吏而皆官至郡守。

需要注意的是，酷吏政治的本质是管控与恐吓，而非依法施政。唯有理解了这一点，才能正确评价秦汉而下历代政权高度热衷于立法的现象。“秦法繁于秋荼，而网密于凝脂”的后果，是秦帝国治下出现了“道不拾遗”的奇观，因为秦民活在酷吏政治下，拾遗者必会被恐惧连坐之法的左邻右舍举报。汉法最初“约法三章”，但随着无限皇权回归并达到极盛，也终于发展到“大辟之刑千有余条，律令烦多，百有余万言”的程度，其法网繁杂细密的程度丝毫不逊于秦帝国，结果同样在刘彻时代造就出了“郡中震恐，道不拾遗”的荒唐景象。繁杂细密的单方面立法，是为了造就“总有一款律法适合整治你”的恐怖，而非让社会运作的方方面面皆有法可依。所以刘彻执政时期盛行“春秋决狱”，皇权希望怎样判决，便选择性采用相应的儒家经典，并做出符合皇权需要的解读。

此类统治术，在后世亦被广泛继承。如乾隆四十四年的“井陉刁民上控案”，本始于井陉知县贪墨粮款，百姓无计可施才在当地生员的带领下向上级衙门控告。案件引起乾隆皇帝关注后，井陉知县作为贪污犯固然被处死，可更惨的是那些参与控告知县的村民，共有近五十人被判刑，其中判死刑者七人，有两人破例判为斩立决。乾隆皇帝在谕旨中说：“朕平日所抚绥惠爱者，乃良善平民。若强悍之徒，敢于纠众抗官，必执法严惩，不稍轻纵。……夫地方官果有科派累民之事，自应重究。而奸民胆敢藉端抗官，亦诛所必加。”意思是自己只爱老老实实的百姓，只爱服从官府的百姓，绝不爱胆敢聚众对抗官员的百姓。在乾隆皇帝这里，法律的正义性不重要，依法决狱也不必要。繁杂细密的《大清律》只是为了管控和恐吓大清百姓，当《大清律》不足以起到恐吓作用时，乾隆皇帝并不介意亲自化身酷吏，直接下达无法可依的判决。

除了尊君卑臣与酷吏政治两例，西汉在统治术层面留给后世的“遗产”还有很多。如消灭有组织能力者的种种手段，如掠夺社会财富的种种妙法，如以尊儒的方式灭儒而行“儒表法里”之术，如在国家全面崩溃后如何释放社会自由度以重振经济……这些内容在小书正文里有详略不同的涉及，后记中就不再赘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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