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君：追求有社会价值的写作 而非自我陶醉和满足

作家吴君曾凭借中篇小说《万事如意》摘得2023年度人民文学奖中篇小说奖桂冠。评委会赞誉其作品：“父与子、夫与妻的矛盾，揭开了家庭原有的温情面纱，也使每个人自现原形，而这又让他们逐渐意识到自身的问题，转而切实面对时世流变，以求万事如意。争执激化了潜在的冲突，也提供了和解的契机。由此，一桩看似嘈嘈切切的家常故事，又有平地一声雷的震撼，凸显出作者别致的叙事能力与强劲的艺术腕力。”

作为深圳文学的代表性作家，其笔下鲜活的深圳叙事，为这座城市构建了一份珍贵的“精神档案”，对人性复杂的深刻呈现，是吴君文学生命力的核心所在。

近日，她的小说集《阿姐还在真理街》出版，收录的作品除了《万事如意》，还有《小户人家》《你好大圣》《结婚记》《好百年》《阿姐还在真理街》。这些作品均以深圳为背景，聚焦不同地域、阶层人物在都市快速发展洪流中的生存图景，展现了他们面临的机遇、挑战以及对生活、家庭、爱情的复杂思考。这些作品不仅关注个体命运，更以宏阔的视野描摹深圳的社会变迁：从工业区的兴衰沉浮到城市格局的转变，从传统文化的坚守到现代文明的冲击。作者以细腻的笔触，生动呈现了这座城市在急速发展中所经历的阵痛与转型。小说集中的六部作品如同六幅社会切片，记录了一座城市从破土而出到姹紫嫣红的壮阔历程。

吴君的作品曾屡获殊荣，除了人民文学奖，还有中国小说双年奖、百花文学奖、北京文学奖、小说选刊奖、广东省鲁迅文学艺术奖、广东省“五个一工程”奖等。作为广东省作协副主席、深圳作协主席，吴君表示，深圳是一座文学富矿，始终滋养着她；这座城市更像一处无尽的创意源泉，为她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灵感。“我希望把它持续融入我的书写，用一个个故事，串联起深圳人的心灵秘史。”

用小说勾画自己的深圳精神地图

北青报：请您简单介绍一下小说集《阿姐还在真理街》里的这几篇作品，创作之前是否有过一些规划？

吴君：《阿姐还在真理街》里的六篇作品，是我近五年来发表在期刊上的中篇小说。每部小说的创作灵感或故事背景，都与我关注到的一些现实事件隔空相关。比如《好百年》2019年发表于杂志《芒种》，小说写了二孩政策之后，独生子女群体的处境。《万事如意》描写了在新的商业环境下，厨师、曾经的戏曲演员、酒楼老板三位昔日老友的生活困境和自强不息的市井故事。完成小说的那一年秋天，我已经离开红岭中路，但新安酒楼的招牌让我难忘。这篇小说表达了我对这个群体的美好祈愿。还有《阿姐还在真理街》中，在面对后代们“啃老”时，姜兰惠曾经是社教队员的身份被唤醒了。姜兰惠这样的人像是一颗颗被不经意遗落的种子，历经风雨，重新萌发，再次站立。

在阅读这本小说集时，如果读者意识到，这是一份属于一个作家的深圳精神地图，我的努力也就没有白费。

北青报：感觉“真理街”既是真实的物理空间，也是某种精神困境的隐喻。在《阿姐还在真理街》中，主人公姜兰惠的命运与真理街的兴衰同频。她从教育者到被生活裹挟的妥协者，其坚韧与挣扎不仅是个体的困境，更是一代移民在城市化浪潮中的缩影。创作《阿姐还在真理街》的过程中，您有什么难忘的事吗？

吴君：与纪实文学完全不同，小说是虚构的艺术。虽然我小说中的地名是真实的，与深圳的历史进程也吻合，可故事和人物完全是虚构的。《阿姐还在真理街》源于多年前我了解过的一件事情。当时社教工作队里有个年轻的女孩子，被组织安排到一个村里做反赌反黄反家暴宣传。工作中，她认识了街上的两兄弟，二人同时被女队员的知性气质所吸引，并展开了追求，女队员的命运就此发生了巨变。这个事情，对我来说非常震撼。时代洪流中，女性命运转折的故事，我会一直比较关注。

创作过程是酝酿到发酵 而非真假之间的转换

北青报：您在筹备《阿姐还在真理街》期间，用三年时间采访城中村租户，在这个过程中，哪个场景或细节最让您觉得“必须写进小说”？小说绝非简单的“采访实录”，在真实事件与文学虚构之间，您的“转换密码”是什么？

吴君：有一年我和单位同事在街上宣传政策，期间有一位戴着口罩的女性走到我的摊位面前，问我“你们管不管这些”，随后她掀开衣服让我看她的伤口。可是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她便迅速消失了，我不知道她是胆怯还是感到了危险。望着藏着她的人流，我的脑海里一直是她身上的伤口。

还有一位女作家，她经常在公号里骂前任，诉苦，可是我知道她是在办理离婚期间怀的孕。她们反复横跳的人生没有正确或错误答案，而是迷失和一言难尽。我认为小说不负责给出答案，悬浮的、不确定的人心和不可测的人性，可能才是文学要探究的东西。创作过程是酝酿到发酵而不是真假之间的转换。

北青报：是否也因此，您的作品中好几个故事都结束在“好像什么都没解决”的节点，并没有给出更明确的结局？

吴君：即使是长篇小说，也解决不了现实中的出路问题。在我看来，透出光亮，带来温暖和希望，或许是文学的意义所在。

北青报：在将采访素材转化为文学形象时，您最注重保留人物的哪类特质？

吴君：文学和新闻不同，我不会把具体的人和事放进作品中。遇见的人和事只会引发我的思考和创作思路，不会直接在文字中输出。我认为小说里的人物应该“像”生活里的人，而不能“是”生活中真实的人，否则我将麻烦不断。

小说是写日常 不需要表演

北青报：您的小说使用了一些方言，那么您如何把握方言的使用尺度？如何既保留地域真实性，又不让非本地读者产生隔阂？这种语言选择是否与深圳“移民城市”的文化混杂性有关？

吴君：当然要考虑到接受程度，我保留的多为口语，是日常生活中用到的语言。目的是贴近人物，让人物形象立体丰满，从而达到一种真实的效果。有人说写小说就是写语言，我认为仅有语言是不够的。无论长篇、中篇还是短篇，都需要结构，都需要思想，都需要与周围环境有关联。

写《我们不是一个人类》时，责编要我删掉所有的成语，她说你写这个群体，表现的是他们的日常，不能用书面语更不要用舞台腔。小说是写日常，不需要表演，不是炫耀你能背下来多少古诗，掌握多少知识点。高端的瓷器，往往使用的是最朴素的色彩。

北青报：您的叙事风格冷静、克制，但小说中蕴含的情感冲击力却非常强大，您是如何做到在看似客观的描述中积蓄并传递深沉的情感的？

吴君：尽管理性、克制，可内心里我喜欢有温度的小说，不是微波炉里的加热，而是人的体温、内心的暖流。与此同时，我追求有社会价值的写作，而不是个人的自我陶醉和满足，否则与写日记无异。在我看来，记录城市并不只需要新闻和精准的数据，文学也非常必要。当然不能是哲学化概念化的文学，而是描述人在非公共空间里的表现。

北青报：您的作品有强烈的社会现实关怀，如何在写作中平衡对现实问题的深刻揭示与对文学艺术性的追求？

吴君：关注现实和艺术性不是二选一，更不是对立的关系。我理想的文学作品是强烈介入现实的那一种，比如《暴风骤雨》《子夜》。文学只有和现实联系起来才有意义，这类话很多作家都说过。卡夫卡关注的是昆虫吗？当然不是，是家庭关系吗？也不是，他反映的是人的根本处境，被极致异化的人生。

成长就是理解与自己不同的人和事

北青报：您认为文学在记录城市史时，扮演怎样的角色？

吴君：文学应该和城市同在、共生，作家虽然隐身在人物之外，读者却可以透过作品找到线索，发现作家的立场，听到作家的声音。

北青报：女性写作常被标签化，您希望读者抛开性别预设后，还能在您的作品里看到什么？

吴君：希望读者能看到具体语境下，人的精神状态、真实的境遇、大时代下个体的命运。

北青报：您如何看待自己创作脉络的演变？业内评价您的创作“稳定强劲，质量上乘”，您是如何做到的？

吴君：我的创作一直与城市的发展同频共振，是一个平行的关系。在创作上，任何作家都需要不断学习，不断实践。在这个过程中，需要不断打破执念，调整认知。我认为写是最重要的，因为很多问题都是在写的过程中解决的，而不是想就可以了。就像你学了很多游泳的理论，可是没有下过水，呛过水，怎么能学会呢？这是量变和质变的关系。尽管我会认真对待每一篇，但同时我也不纠结在具体的某一篇，因为我是宏观地写作，完成我一个整体写作计划，具体的每一篇只是我写作版图上的一篇，它代表的只是我的一个时期。写作不是短跑，而是马拉松。前提是认准了这条路，然后坚定不移。

北青报：您说“写作是一个作家暴露短板的过程，也是一个作家认识自我的过程，是梳理和反思的过程，也是不断成长的历程。”请您举例具体讲一下。

吴君：作家特别需要稳定的生活状态，包括稳定的内心，尤其是小说作者。心浮气躁、急功近利、储备不足都将影响作家的心态和作品的深度。记者和作家不同，记者的工作是对外，而作家是面向自己。小说可以虚构，而作家的诚意无法虚构，一个作家的成长过程是漫长的，需要长期的积累和实践，要在生活中扎根下来，在一次次磨炼中掌握创作要领，并贯穿到整个创作生涯中。

我曾经在电台做过6年采编工作，记者这个职业习惯帮了我。在书写他者的时候，自然会被人物带着成长。比如《同乐街》里的陈有光，如果生活中我遇见他，有可能不予理会，可是要写他，就必须设身处地感同身受，为他的行为找到合理性。过程中，会理解与自己完全不同的人和事。我认为这就是成长和进步。

北青报：您做过记者，当过公务员，这些经历对您的写作有哪些影响和帮助？您喜欢的作家是哪一类型？

吴君：我认为任何职业都会对人有或多或少的影响。就我个人的情况来说，适当的焦虑和紧张感可能有益于写作，工作越忙越想写点什么来缓解——写作是我的另一个世界。说到焦虑问题，我认为谁都有，只是程度不同。我的职业让我没有那么多的任性，也没有那么多姿态，而是多了一些机会了解文学之外的人和事。古代文人中我比较喜欢曾巩。

写作让我踏实 让我开阔

北青报：您平时是怎么为写作做积累的？

吴君：在我看来，活着就是深入生活。写作不能只靠想象力，你需要素材，就像厨师要有新鲜食材。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每天的所见所闻不可能让他无动于衷。体验生活很难代替设身处地、置身其中。创作时，作家应该向演员学习，把角色的苦当作自己的苦，把人物的经历视为自己的经历。事不关己的话，极有可能出现隔岸观火的结果。我只有在写作时才是作家，其他时间，我只是一个职业妇女，和其他人一样，经历所有的一切。我希望我所了解的生活，不是二手的生活和过滤的生活。

北青报：对于现在的年轻读者，您希望自己的作品能给他们带来什么帮助吗？

吴君：我认为年轻读者未必需要前辈作家的意见，他们这代人有自己的方式进入世界。我的小说只提供一个角度，让他们看到另一位作家的盲人摸象、一孔之见。

北青报：写作对您的意义是什么？未来还有什么写作计划吗？

吴君：写作可以让内心变得踏实，会更加包容和开阔。未来的计划就是继续完成我的深圳叙事。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张嘉

编辑/汪浩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