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组缃：我渐渐从拥薛派叛变到拥林派

怎样读《红楼梦》

1988年6月8日在苏州铁道师院中文系的演讲

由于很偶然的原因，我有机会来苏州这座文化名城同大家见面，觉得非常高兴。贵院及中文系领导要我谈一谈怎样读《红楼梦》,这个题目对我十分合适。因为我和在座各位一样，都是《红楼梦》的热心读者，当然也只是一名普通读者，谈不上有什么高深的研究。不过，我有些失败的教训可谈出来供大家借鉴。

《红楼梦》我在少年时代就读过。它不同于一般的小说，读一两遍就全知道了，没有更多的咀嚼头。《红楼梦》则不同。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生活经验和社会阅历的日益丰富，每次读都有不同的感受、不同的认识，所以，它可以百读不厌，使人总有新鲜感。

1954年，在我四五十岁时，文艺界批评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研究》,后来扩大成一场批判运动。运动至尾声时，朱德讲过这样的话：“你们都说人家讲得不好，那么你们自己讲一讲。”于是让北京大学开一门课叫“《红楼梦》研究”。由于当时我在北大教授中国文学史课，讲宋元明清阶段，所以，我承接了讲授“《红楼梦》研究”的任务。那时我就把自己不成功的经验告诉学生：“《红楼梦》必须读三遍，只有读三遍，你才能看懂一些。”不料这句话一说，每次批评运动都把我拽出来批一通。那些人认为《红楼梦》是黄色小说，贾宝玉是“坏分子”,认为我让青年读三遍《红楼梦》是犯了方向性错误。后来毛主席老人家发表了一个言论：“《红楼梦》必须读五遍。”比我的要求还要多出两遍，这才救了我，以后再没人批我了。我讲这个情况并非说笑话，当时由于一些人幼稚，委实弄出现在看来很滑稽的事。

在我准备讲《红楼梦》时，再仔细读，确实感到过去没有体会到许多内容，感到原先读只是了解了个表面，很简单，很肤浅，没有深入进去。所以，我体会到，要紧的一条就是先要相信作者曹雪芹在书中说出的意见、发表的议论，但又不可偏信、全信。

就拿薛家来说，是个皇商家庭，“本是书香继世之家，且有百万之富，现领着内帑钱粮，采办杂料”,专为皇室宫廷采购各种物品，可以无限制地从宫里领钱，从中营私以饱私囊。故而薛家比一般商人家庭势力大，也更富有。“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可谓豪富之至。薛家在全国各大城市都开有铺子，北京城也不例外，而且在北京还有大量私房，自家房舍好多处。尽管如此富奢，但毕竟是皇商之家，商人在封建社会的地位是很低的，薛家在政治上无权无势，没有稳妥的靠山，因而当“呆霸王”薛蟠为争买一个拐子手中的婢女—香菱，悍然将另一买主冯渊打死时，薛家立刻感到：如果不找到一个势力很大的亲戚朋友做依靠出面保护，一时将很难逍遥法外。封建社会，在维护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前提下还是有法可依的，虽有“刑不上大夫”之说，可薛家并无在仕途宦海中青云直上的人物，如得不到权势羽翼的庇护，对薛蟠来讲，杀人偿命大有可能，何况薛家还只是个皇商家族呢!薛家深知这一点。另外，待在南京城，老百姓对薛家出来人命案之事的舆论于薛家不利。所以，薛家事先就派十几个仆人在北京收拾整修房舍，然后准备离开南京，避人耳目，落个溜之大吉。这里需指出一下，《红楼梦》里大的空间地点忽而在北京，忽而在南京或其他地方，读者不必详查追究，作者是为了避讳。书中之事并非真正发生在哪个城市，年代也无考，到底发生在哪个朝代，你猜不清楚，最好别去管这些。初读《红楼梦》就陷进考据的樊篱，是不利于很好地把握它、鉴赏它、理解它的。电视剧《红楼梦》中，服装道具相对来说比较随便，观众不能用哪一个具体朝代的衣着来苛求舞台上的服装，艺术设计并不要求像生活那样真实。

皇商家庭比一般商人阔，也较有势力。不然，薛蟠也不至于那么飞扬跋扈、气焰嚣张。但是与一般商人毕竟无本质差别。在封建社会，商人素来为士大夫阶层所不齿。因为商人唯利是图，为富不仁。

所以《论语》上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重“义”轻“利”的思想作为一种历史积淀一直承传下来，在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商人的地位在社会中难以得到很高的认可。其实这种思想同中国封建社会的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小农经济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小农意识“万事不求人”。躬耕陇亩，种麻养蚕，纺绸织布，全由生产者个体单独进行。小农经济反映到家庭中就是一切由家长统治支配，祖父、父亲、长子说了算。反映到政治上就是封建专制，形成君臣、父子等严格的封建伦理道德规范，约束着人们的言行。那时择媳只要家长满意即可，全然无视子女意愿。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定终身。就贾宝玉而言，尽管他坚持自己的选择，可娶谁做妻子的权利却完全在操纵者贾母、贾政等人手里。

再说，封建社会基础是小农经济。在小农经济时代最看不起商人。农业为本，商业为末。经商乃本末倒置，舍本逐末。中国封建社会长期以来一直重农轻商，重农抑商。然而，到封建社会后期，虽然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商品经济还是在许多地方萌生、成长起来，压抑不住。尤其我国东南江浙一带，水运发达，交通方便，人们心灵手巧，制作多种工艺品。在这些方面主要不是自足，满足自身消费需要。他们将这些货物运到外地出卖，这样就产生了商品。明代时，松江府常云集着各地来此买花布的商人。到明代中叶，商品经济就自行发展起来。可是，整个封建社会还是以小农经济为主体，政治上还是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制。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商品经济就像刚刚形成的胎儿，尚未脱离封建经济的母体，母亲只是感到了这个活体生命的蠕动。这就是《红楼梦》所反映的封建社会的经济态势，它所表现的社会生活正是处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之下的。知道这些历史知识和经济知识，对我们读懂《红楼梦》,深入地理解它，无疑是大有帮助的。

有了对那时政治经济情况的大致了解，我们再回头谈薛家。前面已讲过薛家腰缠万贯，比一般商人家有势力，可薛家毕竟不属于封建士大夫阶层，比起豪门贵族，比起荣、宁二府，无论门第还是地位，差得很远。薛家有“华”、有“富”,但缺乏“贵”、缺乏“荣”。所以，这次薛蟠出了人命关天的案子，马上就感觉到自家理亏，多少有些诚惶诚恐。心神未定之余，想到该依靠一个有权有势的亲戚，所以就必须赶快进京。作者在作品中讲到薛家进京有四个原因：其一是送宝钗进京候选宫女。其二是整顿商务。薛家自从宝钗父亲过世后，就剩下孤儿寡母共三人。这个皇商家庭已走向没落，而且政治势力弱，出了人命案，使他们坐卧不宁，急于找到权势的保护以开脱罪责。当时又想不出良策佳计，于是别无选择，送女儿到宫廷候选宫女，可望攀附上皇亲国戚，并且家道中落，无人主持料理家中日常事务，薛家在各地开的铺子常被其经纪人窃为己有，所以第二个原因——去整顿商务也是合乎情理的，这都是书中明写的事实。第三个原因是去探亲。

北京城里节度使王子腾家是薛姨妈娘家。这样，他们可以在王家避一避。第四个原因就是去北京观光上国风光。

前面我已讲过，读《红楼梦》需要一些生活知识、历史知识，随着年龄增长，阅历见识的丰富，对它的认识和理解也会逐渐加深。比方说，对上面讲的第一个原因——宝钗进京候选宫女一事，不知你们读到这里有什么感想?我最初看到这里时也没什么感受，以后年纪大了些，才晓得曹雪芹写了这么一笔是贬抑薛家。为了追求势力，不顾女儿幸福，竟主动送女去候选宫女，使人看到薛家家庭内部人情关系是如此冷酷。在封建社会，宫女生活是悲苦不堪的。青春少女一旦入宫，一生就等于葬送在那暗无天日的高墙之内。受宠得幸者寥若晨星。杜牧《阿房宫赋》中说：“有不得见者三十六年。”所以，每到选宫女时，家家户户赶忙将女儿嫁出，哪怕是嫁给比女儿大几十岁的老头，也不愿让女儿进宫受罪。《聊斋志异》中的《刘夫人》《窦氏》都是写皇上选宫女在民间造成了冲击引起不安的反响。京剧中有出戏叫《拉郎配》,说的就是许多人家担心女儿被选入宫，于是随便拉个男子来成婚相配。请看，贾府内被封贵妃的元春，也竟公然埋怨父母当初不该把她送入那牢狱一般的“见不得人的去处”。可见，没有一个善良人家愿打这种主意，只有那些势利眼，像薛家这种唯利是图、对权势趋之若鹜的皇商家庭才会做出这无情无义之举。这样一对比，曹雪芹不动声色、平心静气的一笔叙述，就把薛家的势利贬抑至极。

畏罪而逃，为找靠山，送女入宫的打算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好的脱身之计。这些方面，大家在读《红楼梦》时就不能流于表面，而要充分地运用所能掌握的生活知识来理解某些细节，可以得到更深一层的感受。

我常看到有些《红楼梦》专家喜欢去考证《红楼梦》,甚至考证宝钗究竟是否候选。是没有去还是未考取，洋洋洒洒，长篇大论。在我看来，这没什么价值，没多大意义(我并无恶意诽谤人)。因为考证家们不了解，曹雪芹写这笔，是写薛家，虚晃一枪。薛蟠打死人命，想一走了之，恐怕没那么容易。有舆论压力，说不定还会有几位志士伸张正义。苏州的“五人墓”,不就是说发生百姓打死太监的义愤之事吗?所以薛家扬言送女进宫候选宫女是为了造个声势，把舆论压下去。

这样，薛家入京也就名正言顺了。曹雪芹所讲的四个原因，我们透过表面仔细分析，可看出那是四个主意，四条计策。这四个主意是谁出的?薛蟠不可能，他是个花花太岁，“弄性尚气”,挥霍无度，斗鸡走狗，吃喝玩乐之徒——一句话，是个只会胡闹的“呆霸王”。薛姨妈倒是老于世故，很有社会经验，但是读者再开动脑筋想想，就会明白，最能出这些良策的只有薛宝钗。她受过良好教育，受过封建礼教的熏陶，城府很深，极有心机，博学多才，比其母更高明一筹，薛家许多大事常由她处理。因此，主意只能是她谋划。对这些，作者却未直接说明，只是做了简单客观的描叙。由此我想到古人的不少言论对理解《红楼梦》很有指导意义。

孔子认为，全面分析评价一个人，需听其言而察其行。对《红楼梦》的理解，先要看作者讲些什么,而更重要的是要考察人物在具体情节场面中的行动。《红楼梦》中作者的直接言论、看法，常常同他在作品的具体环境描写中表现出的事实不符甚至矛盾。所以，读作品时，不应一味对作者意见信以为真。

《红楼梦》中曾写到薛家在京城有好几所宅舍，可是进京后却未住进自家房中，会使人觉得十分蹊跷。另外，薛姨妈娘家王子腾家也在北京，他们也未搬去，却住进贾府。王夫人与薛姨妈只是姐妹关系而已，王夫人是宝钗的姨娘，在封建社会，这只是外亲。而他们却想在贾府久居，先被安排在梨香院，后来梨香院住上了贾府从苏州买来的十二个戏子，贾家把他们从梨香院赶出来，这是很不客气的。戏子地位比奴隶还低下，却能住进梨香院，而薛家反倒不得允许，按照常情，母子三人或回娘家或住进自家房中不是很好吗?但他们赖在贾家不走，搬到东北角的小房子里住下。同学们读《红楼梦》就要看这些具体描写，暂不要太多地关注曹雪芹说了些什么,把这些具体描写看完再与曹雪芹所讲对照起来，就会自然明白的。曹雪芹在书中为薛家搬入贾府陈述了许多理由：什么薛蟠在姨妈家，教子有方的贾政可以管约他；什么与姊妹兄弟们在一起，也可使他变好，以免纵性惹祸。可在第四回的具体描写中又说，薛蟠被“引诱得比当日更坏了十倍”,转弯抹角兜圈子，一句话就把它的理由否定了。那么,薛家住进贾府的真正目的何在?其实很简单，薛宝钗是薛家灵魂，迫于当时情势，她不但不能进宫，且不能出嫁，更不能嫁到远处。不然，她一旦离开这个家庭，那么薛家很快就会崩溃。薛宝钗为这个皇商家庭着想，权衡再三，觉得最好的办法是住进姨妈家。贾府世代为官，权势显赫，十分富有，而贾府的命根是贾宝玉，他是贾家的希望之光，是贾府唯一的“接班人”。所以，宝钗进贾府就盯上了宝玉，盯上了宝二奶奶的宝座，要把宝玉拉到自己身边来，于是以后引出与林黛玉“情场角逐”的许多纷争。

下面我分析一下贾家当时情况(这里需要一些生活知识和历史知识),贾家是妇女当权。不论曹雪芹怎样辩护，贾政实际上根本无治家之才。贾赦既无权，也不招母亲喜欢。至于贾琏、贾珍之流，都是淫魔色鬼、无耻之徒、平庸之辈。这样，贾家不得不由妇女持家。

一个是最高思想统治者——贾母，另一个是总理全家具体事务的王熙凤。妇女当权，在今天，同学们都不以为意，如果联系一些历史知识和生活经验来看，封建社会家庭到了女人掌权的地步，那是衰败之象。《尚书》中有“牝鸡司晨，唯家之索”。母鸡打鸣，乃不祥之兆，预示着家庭的衰败，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也有这种心理。封建社会男尊女卑，妇女的地位类似奴隶。可贾家的反常，预示着贾府大厦行将倾覆。

薛宝钗进贾府，欲把宝玉从黛玉身边夺过来，这项任务非常艰难，不费一番功夫是不可能的。因为黛玉比她入贾府早，是贾母的亲外孙女。且与宝玉两小无猜，同吃同住，一起长大。加之在封建社会，女孩子却是“待字闺中”,必须在家中等人家求婚，不可主动向人家提亲，否则大失体面。薛宝钗是大家闺秀，当然很懂此理，遵从封建礼法规范。所以，她不能向宝玉提婚，可是又不得不与黛玉争夺宝玉，这真是难上加难。但宝钗毕竟富于心计，她用心良苦。曹雪芹一再讲她不爱花儿粉儿，不喜梳妆打扮，却戴着个金项圈，连着金锁，上有八字：“不离不弃，芳龄永继。”而宝玉所戴的通灵玉上也有八字：“莫失莫忘，仙寿恒昌。”正是一对，这就暗含了姻缘之意。第八回“比通灵金莺微露意”,宝钗其实借莺儿之口微露求婚之意。作者提到薛宝钗进贾府后“日与迎春姐妹下棋，做针菌”,“因有金玉之说，老是远着宝玉”。可是请看具体情节描写，宝钗一出场就总跟着宝玉、黛玉转，在二人中“夹萝卜干儿”,哪里同姐妹们整日“做针线”了?所以，曹雪芹这句话我们不能信，要相信他的具体描写。宝钗的干扰引起黛玉的不快，宝玉也厌烦起来。在第二十八回中，他对宝钗道：“老太太要抹骨牌，正没人呢，你去抹骨牌吧。”宝钗也很生气：“我是来抹骨牌的吗?”可见她总是想接近宝玉，讨好他，在他面前显示自己的才学。第二十二回，贾母看出宝钗稳重和平，特意替她做生日。在封建家庭，家长替晚辈表示什么都有所含义，宝钗很懂，知道贾母喜欢她了。从此得到启发，不只是一味跟着宝玉跑，因为常讨没趣。于是转到第二步：一方面不放弃宝玉；一方面拼命投家长所好，点贾母最喜欢的热闹戏，点贾母喜欢的甜烂之食，取悦于她。到第二十八回，更有发展，元春端午节赏礼，宝钗与宝玉的相同，而黛玉与别的姐妹一样，作者还唯恐读者不注意。宝玉问：“别是弄错了吧?为何我与林妹妹的不同?”袭人说：“都是一份一份签好的，不会错。”宝钗得的是红麝串，她心领神会，这不同寻常。很多封建淑女一提婚姻之事，羞颜绯红，宝钗也羞答答拢起红麝串，但她不像一般女子唯恐让人看出心事，藏在箱内，却戴在左腕上，在炎热夏天出入人前显示给人看，就像我们的女排得了“四连冠”“五连冠”锦标一样自豪。红麝串正好与她颈上的金锁相映相辉，这暗伏着一对婚姻，宝钗之心可谓精矣!

薛宝钗不发脾气，稳重端庄和平。其实不然。她得到红麝串，这是元春的选择，贾府最高当权者贾母并未明确表示。第二十九回，清虚观打醮，贾母让张道士留心宝玉亲事，道士提亲，这无疑对宝钗是一个打击。这时，她锋芒毕露。第三十四回，“宝钗借扇机带双敲”,一向为人雅重的宝钗因宝玉提亲之事心绪难平，正逢丫头靛儿寻扇机会，于是奚落宝玉一通，对黛玉也反唇相讥，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宝钗的胸中丘壑。这些方面，我不再赘述。确实宝钗是在进行婚姻争夺。

《红楼梦》最主要的线索就是婚姻争夺。拿我们现在的眼光看，宝黛的恋爱关系具有初步的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思想。他们的自由恋爱，比我们当今一些年轻人的自由恋爱还要高尚，讲究几大件、几条腿，就是不及宝黛的爱情崇高、神圣。他们有思想基础，生死不渝。

自《红楼梦》问世以来，读者就分两派：拥林派和拥薛派。我原来是拥薛派。我喜欢宝钗，她端庄大方，行为豁达，随分从时，群众关系好，会体贴人；黛玉孤高自许，目下无尘，爱使小性，不好应付。但是，我渐渐从拥薛派叛变到拥林派。

看问题不能离开具体背景，离开一定的时空环境，否则无法判别是非。比如，绸背心和裘皮袄哪个好，你脱离时空就无从分辨。

让我们看黛玉，她是个诗人，纯情专一，不存心眼，认真执着地寻求茫茫尘俗中的知己。她周围多是薛蟠、贾琏之流的污浊男子，只有贾宝玉对女性尊重，有民主思想，她就是爱这样的人。第二十七回，她是葬花，又是怜花，娇娇动人的花朵随风散落，陷入污淖渠沟。自己身边的姑娘，哪个不是受贾琏、薛蟠等人的践踏残害?上流社会在她眼里是“风刀霜剑严相逼”。她的怜花又是自怜。自己客寄外婆家，如果外婆过世，便是一无所有的孤女，与香菱一样，可以被随便卖掉，所以她最关心的就是自己的婚姻问题。在清幽的潇湘馆，她过的是“青灯照壁人初暖，冷雨敲窗被未温”的漫漫长夜。从她的悲吟中，我们可以体会出她的思想感情、她的幻想追求。

黛玉并非尖刻、脾气大，她只是不放心宝玉，要宝玉真心对自己好。因为宝玉身上仍有少爷公子的习气，经过许多锻炼，他才渐渐对男女关系严肃起来。黛玉一旦“诉肝腑心迷活宝玉”,得到了宝玉的真心，她的脾气便温和了。原来把宝钗作为自己的敌对，现在也烟消云散，矛盾解决了。她唯一感觉到的是自己的孤单，于是认薛姨妈为干妈，认宝钗为姐姐，这是何等可怜啊。可见，我们要深刻了解当时的环境。

而薛宝钗则不同，她总是规箴宝玉多关心仕途经济，使宝玉大为反感：“好好的一个清净洁白的女儿，也学得沽名钓誉，入了国贼禄鬼之流……真真有负天地钟灵毓秀之德。”宝钗知道自己不招宝玉喜欢，转而走家长路线，她深谙此道，精于此道，博得贾府上上下下人人喜悦。她的工作做得相当深入，她只是为了得到宝二奶奶的地位，于是我们可以看出她与黛玉的本质不同。

前四十回写婚姻爱情争夺，而后四十回慢慢不大提了，主要写生活环境、生活矛盾。

邢夫人与王夫人、贾赦与贾政之间矛盾很大。封建社会，本应老大当家，可贾母不喜欢贾赦，他满腹不快，因此邢夫人与王夫人之间也壑隙重重。抄检大观园是他们内部矛盾的大暴露，也是贾府封建统治者阵营的内部矛盾尖锐化、激烈化斗争的结果。斗争的结局，王熙凤站不住了，接着凤姐病倒。这么大的家庭矛盾重重，管理起来着实不易，而且家势越来越穷，入不敷出，钟鸣鼎食之家已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气候了，想要复兴家道，就要寻找适合的人选接班承继和挽救家业。关键就在于对“宝二奶奶”的挑选，后四十回就是写贾家的客观形势如何导致了宝黛的爱情悲剧。

宝黛的心心相映，有共同的志趣，却不能结合，这并非哪个人不好，贾母阻拦、王熙凤不通过、王夫人不满，主要是国公府家庭决定的。要接王熙凤的班，只能是薛宝钗，绝非黛玉。

第五十四回，元宵节贾母宴宾客。她最喜欢的四位姑娘和宝玉围坐身边，在座的还有薛姨妈、李婶娘、贾政以及众多远方亲戚。贾母命宝玉斟酒给姐妹们，至黛玉前，偏她不饮，拿起杯来，放在宝玉唇上边，宝玉一气饮干，黛玉笑说：“多谢。”凤姐道：“宝玉别喝冷酒。”宝玉忙道：“我没吃冷酒。”凤姐笑道：“我知道没有，不过白嘱咐你。”这是什么意思?你们设身处地想一想，一个封建社会的闺中小姐怎么可以把自己的酒给表哥喝呢?这是大丢面子、大犯规矩的呀，十足的缺乏教养的表现。贾母又不好直接教训，由凤姐儿在旁敲击一下：合欢杯是要结婚时才可以喝的呀!这里，黛玉对封建礼法的叛逆态度引起了众人的不满；再者，黛玉体弱多病、孤苦单薄，又与这个家族格格不入，她并非宝二奶奶的理想人选。

而薛宝钗呢?待人接物善于“藏愚”“守拙”,显得那么随分从时，那么端庄稳重。在驾驭奴仆上，又深谙“使之以奴，动之以利”之道，因而博得贾府左右上下交口称誉，就连“越发历练老成了”的“脂粉堆里的英雄”管家奶奶王熙凤，也不可望其项背。她具有在风雨飘摇时略施小惠、延揽人心、维系颓运的怀柔政策，她有一份理家的治才政绩，何况薛家喜欢贾家之贵，贾家更喜欢薛家之富，可以扶植宝玉走到封建主义道路上去。贾府主子们梦寐以求地企图力挽颓势，重振家业，岂不亟须这么一位“大贤大德”而又“大得人心”的候选人来继任管家奶奶吗?这样，客观形势造成了两个悲剧；薛宝钗的悲剧——没有爱情的婚姻悲剧；林黛玉的悲剧——无法缔结婚姻的爱情悲剧。

《红楼梦》的双重悲剧——婚姻悲剧和爱情悲剧，有着深广的历史、社会意义。在曹雪芹时代，只有两条道路：民主主义道路和封建主义道路。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但市民阶层的民主主义力量已经形成气候，虽然这个力量不大。宝玉的一套思想就是从大量丫鬟小姐身上来的，他的幸福问题集中了当时所有青年男女的幸福问题；他的悲剧，也是封建社会末期具有初步民主主义思想的青年的爱情悲剧。

最后我提醒大家的是，我们读《红楼梦》不要听人家的话。毛主席曾说第四回是读《红楼梦》的一把钥匙，《红楼梦》写的是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这是不符合实际的。作品中，王家只提到王夫人、王熙凤，除此之外，谁也不知道；史家只有穷困辛苦的史湘云，贾母作为她的姑祖母，也未帮上忙，史家究竟如何，无从知晓；而作者重在写贾、薛两大家族，我们未曾看出四大家族的兴亡史。因此，我们要从实际事实出发，不能妄听人言。

(原刊《铁道师院学报》198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