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说和散文中写城市,写上海的新村,并不是出于怀旧。而是因为,老社区在城市中的形态,越来越像散文,生发出一些别致的无用之物,这就有了审美的特征。“新村”是一个集体共用的词语,在马来西亚,在韩国,在日本,说的是不一样的社区群落。即使在上海,鲁迅先生的故居大陆新邨(村)、张爱玲女士短暂居住的重华新邨(村),和我小时候生活的新村,并不是一回事。一个词,有不同的诠释,自带不同的故事,这便很像文学的命运——多义、婉转、边缘模糊。
三年前,我搬到了现在工作的大学附近,那是两个行政区的交界处。每个区都有每个区的园林审美,亦有每个区不一样的生活文化,很有意思。虹口区特别喜欢在街心花园里铺满黄色灯光,就连台阶边沿也要布置灯光;杨浦区就是灰暗的,暗中有森严,亦有溢出森严的朴质。上周上班时,我路过邯郸路弄堂的转角,见到了奇异的场景。有个年轻男人,在路口用木板支起一个临时的摊位,上面放着一条黑猪腿。他和黑猪腿就并排站着。他的背后是由几家店铺拼接而成的,小门面的彩票行、机车行和麻辣烫餐厅。机车行里有一只看门的橘猫,我们都叫它机车咪。机车咪缓缓来到彩票行前,看了一眼黑猪腿。它好像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其实我们也不知道。我说的“我们”,包括当日四次路过摊位的我,以及来往的路人。那位青年很内向,他不吆喝,也不介绍。他是猎人吗?他是在哪里打回来的野物?他运到这,又需要花费多久,猪肉不会变质吗?我仔细闻了闻,空气里没有腐坏的气味。那具不完整的动物的残肢,未经消毒检疫、未经现代化分割,就这样原始地、散漫地、安静地横陈在马路边。它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出现在车水马龙的大柏树交流道边。这真让人好奇,也让人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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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它的对面,就是虹口区较大的市民菜场。在困难的岁月里,它曾也是附近居民想去而去不得的地方。有一段日子,菜场不便开门,就空关着。菜农在晚上,会把菜摊支到马路边,也就是那日黑猪摊位的周边。这里有生鲜肉类,有鱼虾海鲜,有蔬菜瓜果,还有消防栓上用记号笔写着大字:7点有肉来。没有人管理,也没有人抵制,像一种互相体谅。每个摊位,还会挂一个支付链接的牌子。但现金是流通的,因为现金不会记录行程。如今一切恢复正常,那喧闹的夜市,便成为幻觉般的记忆,再也不复现。这些鲜活的记忆,是智能手机时代回光返照般的生活气息。我曾买过团购的猪肉、牛肉,却苦于家中连分割的刀都没有,对动物的肢体辨识,靠的也是互联网。那时我忽然觉得,我是被现代消费形态圈养的无能者。现代都市,看起来很亮丽,很有形式感,摩天大楼、精品橱窗……但这些“形式”,又都很脆弱,需要灯光,需要打扫,需要维护。然而生活本身,却可被精简去这些包装,呈现出实用的任务,和精神性的寄托。从对菜名的辨识,到时鲜程度的判别,再到手工的分割、加工,提取它的部分和其他东西进行调和,这些食材缓慢的处理过程,往往凝聚着长辈们等待孩子回家团聚的期盼,有时期盼会延长至一周,食材加工的时间也蔓延至一周,每天做一点,累积一点,发酵一点,浸润一点,最终才抵达团圆的结果。如果这个过程过速地完成,达到目的,那么便只剩下预制菜及其加热和投递。许多人不喜欢预制菜,是不喜欢添加剂和欺骗,但更在于,它的形式是有缺陷的,不凝结真正的时间、炊火和个别性。它把我们对生活和饮食的形式的理解,给摧毁了。
不去屈从于它,会觉得更安心、更有古老的秩序感。有时我喜欢在附近的街区走走。例如沿纪念路穿过车站南路,能见到好看的复兴高级中学,这是一所老中学了,前身是“麦瑟尼克”学校,始建于1886年,1915年迁入定名为“汤姆·汉壁礼男童公学”。再往前走,会遇到一个驾驶员培训场。一直走到底,再也走不通时,就到了凉城。这一路很寂寥,一点也不文艺,里脊肉7块钱,买一送一,和文胸店一起开到深夜。有一次我在那里的电影院看张律的电影,我是整个电影院最后一个看电影的人,也是唯一一个。我提前退场时,电影院的售票员正在打游戏。他问我:“你还回来吗?我还没有打完。”我说:“太晚了,我不回来了,你好早点下班。”抵达即将拆迁的万安路,许多矮平房都在拆除中,墙面上的窗户被水泥堵死。大大的“拆”字,让人梦回这座城市大兴土木的那些年。会有小孩攀爬到待拆建筑物的顶上,拉开裤子向下方尿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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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手机照片,记录了我City Walk的冷门路线,如变电箱边的马桶,夜幕中粉红色的儿童机车,十分闪亮。小猫抬头看着树梢,它颈椎真好。树上则还有一只,一只下不来,一只上不去。被清空的垃圾桶边,有大只的废弃玩偶,可能是只大兔子。在非机动车道上,甚至会停有健身器材健身车,它看起来可以骑,其实又只能停留原地,仿佛一种生活的隐喻。一旦凝视这些废弃物失了神,我很快就会被市声拉回现实。身后一个小哥哥对着我大喊,“开背送大鹅,要不要啊”,我前面一个推轮椅的阿嬷突然回头问我:“那你们38元几次?”我只能笑着快闪。我喜欢这样的生活,会让我忘却白天的苦恼、夜晚的焦躁。我好像一个没有主意的人,被静物吸引,被喧闹影响。如今,于中年生活的遐思中,我重新发现了上海,发现了低科技、不方便的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发现了可爱的精神价值,那是生活历练中才能萃取到的真材实料,是诱惑我一生的体裁。人为什么会想去陌生的地方走走,有时是因为一句话,有时是因为一个莫名其妙的念头。
今年四月读书日那一周,我受澳门文化局之邀,去做了两场文学讲座。这也是我第一次有机会去澳门的生活区走走,看看菜场,看看闲人,看看一日二十四小时,别人怎么度过。四月底天气渐热,时不时还有阴雨,但清晨是舒适的。我住在关闸东方明珠附近,靠近澳门最北面,酒店的落地窗足以眺望珠海。有一栋叫榕树的楼,看看就在那里,那么显著,其实是走不到的,因为它在海的对面。居民区附近有许多餐厅和公车站,清晨时分,就有人打羽毛球锻炼,虽然屋宇高且老旧,却很有生活气息。有几个傍晚,我还在居民区中找到了美发店洗头。我很喜欢在不同城市的居民区洗头,有很多表演的机会,可以佯装漂泊的异乡人。记得有一次在广州办签书会,签售之前,我随便找了一家店吹头发,洗头的小姐用蹩脚的广东话对我说:“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你,你是不是就在这附近上班?”我说:“对啊。”她说:“其实我不是广州人。”我说:“我也不是。”这种奇异的感受,仿佛是亲密的黯然,和对于信口风花的坦然。
行走最快乐的,莫过于“节外生枝”的部分。我在澳门读者的提醒之下,想去找一找大圣园和哪吒庙。于是有一个白天,我从友谊桥大马路出发,沿着漫长的马场海边马路走到了罅些喇提督大马路,沿路经过了一座莲峰庙,邻旁是澳门林则徐纪念馆。莲峰庙初建于明朝,主要供奉天后娘娘,是澳门三大古庙之一,又名关阐庙、慈护宫,后因枕落莲峰山而得名。它建于1592年,距今已有400多年历史。莲峰庙前空地是林则徐的全身石像,以纪念这位钦差大臣曾令澳葡当局禁烟的事迹。我会想进去看一看,出自隐微的缘由。几年前,上海曾有一位文学院院长,早年曾负责缉毒工作,他很热情地与我聊天,突然说:“小张啊,明年是虎门销烟180周年,会在上海和平饭店举办活动,你记得关心一下。”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我也不知道要如何关心,又从何处开始关心。后来,我去广州做新书活动时,特地和朋友去到距离广州市区几小时的南沙看了一看,在虎门附近吃了一顿海鲜。南沙在广州的最南端,极少会有人因为巧合路过那里。天黑下来以后,在一棵树下,我们等车要返回宾馆,一等就是四十分钟。天气很热,学妹脱掉了高跟鞋,赤脚站在了地上。她也放下了手中拎着的新鲜龙眼。这种打烊感本来应该发生在更私人的空间,然而太累了似乎也顾不了那么多。我们好像还聊了一会儿女明星赵丽颖的电视剧,然后同伴突然很轻地说了一声,“其实前面的前面,就是伶仃洋”。于是我就朝着前面的前面望去,只望到一片漆黑。往前走了几步,也看不到虎门大桥。那时我又想起那位跟我搭话的文学院院长,我曾以极其拙劣的聊天技能,只问了他一个问题:“那么请问院长现在上海哪里缉毒工作比较难做啊?”院长说,“你们浦东”。我如今也不住在浦东了。可如果不是那偶然的一句话,今年的我,也许不会有那样一段行程,不会走进莲峰庙,走进正在修缮的林则徐纪念馆,小转了一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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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莲峰庙,会走过一整条殡仪馆街,部分属于镜湖医院慈善会。我一直走到白鸽巢公园附近的麻子街,停留了约四十分钟,不断问路,却好像没人认识“大圣园”。麻子街巷弄十分错综,往北有家冷巷、罣累巷,往东有红雀围、鸠里、海蛤里、珊瑚里。我在沙梨头斜巷盘旋很久,“鬼打墙”地询问,特别像小说中的迷宫之旅。我在居民区的一条小径走来走去,走过去时还有沿街商户的工人在做焊接,他焊接完了准备收工时,我还没有找到路,浑身已经热得汗透。在平面无法找寻到的目标,我猜想在空间中也许会有可能,于是就找向上登攀的阶梯。最终在麻子街洞穴巷偏巷,我终于看到了它。
行走,就是在凭借自己的方向寻找生活的形式,与工作有关,与情感有关,与一句话有关,与一个念头有关。有些场景,原先是隔膜的,走走就成了参与,就走过了远近的界限。有些人,原先是无话可说的,说着说着,就都成为情景中人,成为记忆和召唤。黑猪摊,也许一百年只会在这里偶然出现一次。伶仃洋,却一直在好友声音的尽头,是漆黑的存在。凉城并不凉,热火朝天中,并不那么热爱真正的艺术。“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你”和“开背送大鹅”是一样的廉价,又一样的暧昧。它们汇聚在一起,储蓄着我的生命记忆,我记下它们的演变,也仿佛是在做一项十分基础的园林工作,修剪、拔出、焊接,再余下一些,再留有一些没有走通的迷宫,最终成为文字的演变。那便是生活的轮廓。
(本文摘选自《谁能追踪你的笔意呢》,张怡微 著,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谁能追踪你的笔意呢》,张怡微 著,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内容简介:
《谁能追踪你的笔意呢》是张怡微的散文作品,分为四辑。第一、二辑,作者讲述过往十年来路,一以贯之地从她的求学经历、家庭故事、成长见闻中提炼内省而深沉的情感;第三辑解读经典,如《伤心咖啡馆之歌》《我的天才女友》《难民》等;第四辑探讨韩国文学,探析韩江、金爱烂、崔恩荣等不同代际的作家及其代表作品,读者由此对韩国文学拥有全景式了解,从中亦可看出东亚女性共通的境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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