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当战时”——读《抗战诗词三百首》

《抗战诗词三百首》，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开端，也标志着中国人民局部抗战的开始。自此至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十四年间，中国人民浴血奋战，捍卫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抗战精神永载史册。时人的诗歌，正是这一光辉历程的重要见证。1944年，于右任在《破阵子·祝〈中华乐府〉》中写道：“作家当战时。”在战争年代，作家为什么要写诗？要写什么样的诗？这些问题，都可以从抗战诗词中得到解答。

《抗战诗词三百首》（江西教育出版社2025年出版）出版于抗战胜利80周年之际，选取1931-1945年中以抗战为主题和内容的旧体诗词约300首，收录诗人150余位。十年前的抗战胜利70周年，袁行霈《诗壮国魂：中国抗日战争诗钞·诗词》（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年）和周良沛《抗战诗钞》（花城出版社，2015年）相继出版，编选了抗战十四年间记录中国人民反抗侵略、保家卫国的重要诗歌。《抗战诗词三百首》则在前人基础上，进一步明确编选体例，并加入注释和解说，以方便普通读者理解文本含义，领会抗战精神。所选取的诗词，价值主要有三：

一、纪实价值：纪人与纪事

十四年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面对民族危机，诗人普遍萌生出直录时事，以诗纪史的创作自觉。因此，纪实性成为抗战诗词的突出特征。就题材而言，有纪人之作，也有纪事之作。

纪人之作，既有群像记录，也有个人特写。前者以退守四行仓库，掩护大部队撤退的八百壮士为代表，胡朴安《八百壮士歌》云“殿后告成终不弃，独与敌军相对峙”；胡怀琛《八百孤军》云“千秋壮烈垂青史，压倒田横五百人”；王蘧常《八百壮士诗》云“三军鼓早声如死，百战身犹力似生”，从对敌场景、战斗精神等方面，共同描绘出“八百壮士”的英雄群像。后者则聚焦于典型个体，如淞沪会战中保卫宝山的姚子青营长，其苦战殉国的壮烈事迹、忠勇精神，经林庚白《姚营长歌》、朱大可《哀姚子青将军》等诗记录，永存史册。再如第一位女兵作家谢冰莹，以女子之身奔赴前线，其事迹见诸黄炎培、柳亚子等人的赠别诗中。抗日战争的胜利，正是千万人的共同努力。群体叙事以杰出个人为代表，万千个体的事迹又共同熔铸成民族的集体记忆。

纪事之作，记录山河沦陷的屈辱，也记录浴血抗争的胜利。在“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后，都有诗人作诗纪事，铭记国土沦亡。如胡汉民《九一八》“辽沈十万户，痛哭秋风里”，以辽沈十万民众的悲怆，折射出民族危亡的集体创伤；又如马君武《抗日纪事诗》“卢沟桥外寇氛深，又报倭军逼宛平”，“又报”和“逼”二语，将卢沟桥事变后宛平城的危急情状绘于眼前。诗人笔下同样有欢愉之辞，庆贺来之不易的胜利，讴歌新时代的曙光，如记录平型关大捷的《闻第八军平型关捷》、记录台儿庄大捷的《闻台儿庄大捷喜赋》、记录鲁南大捷的《鲁南大捷美桂中将士》等。特别是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庆贺之作大量涌现，如于右任连作十首短曲，抒发胸中快意：“自由成长如何，大战方收战果，中华民族争相贺，王道干城是我。”这些诗篇作为特殊历史时期的见证，既记录深重的苦难，更昭示中国人民不屈的斗志，辉映着中华民族浴火重生的荣光。

二、情感价值：赞颂与鞭笞

抗战诗词是民族情感的结晶，蕴含深厚的情感底色，爱恨分明。诗人毫不吝惜赞颂的笔墨，讴歌抗战志士；也不惧于以笔为刀，鞭笞侵略者和卖国求荣之辈。

崇高的礼赞，献给浴血奋战的将士。《抗战诗词三百首》所选作品中，相当一部分为纪念前线将士而作。他们或立下赫赫功勋，如成功守住妙高峰制高点的方子珊，黄炎培为其作《妙高峰歌》，称赞他大挫日寇威势，振奋我方士气；或苦战殉国，如“七七事变”后坚守北平，牺牲于北平南苑一役的佟麟阁、赵登禹，时人有《佟麟阁殉国诗》《赵登禹殉国诗》称扬其名，歌颂两位将军为国捐躯，舍身成仁的气魄，“毅魄千秋聚，荣名一死多”“堂堂复堂堂，史书耀千古”。有些人甚至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字，但他们的精神仍通过诗歌而传颂，如熊希龄《题〈血染白山黑水记〉》纪念“九一八”事变后自发组织抗日的东北义勇军，“各舍身家争一掷，惟凭血肉当顽铁”，赞美他们舍身为国，无畏牺牲的壮举。又如叶圣陶题为“伤兵”和“难民”的两首《卜算子》，记录的都是战争中的无名之人，伤兵“谁耐闲消遣”“心急回前线”，难民“齐视死和生”“身份无分共一舟”，毫无颓唐气氛，反而充满了视死如归的战斗激情。面对日寇的铁蹄，四万万同胞众志成城，共御外侮。诗人对抗战将士的赞颂，尽融于淋漓的笔意中。

尖锐的批判，指向侵略者、投敌的宵小与不事作为的当权者。首先是对日寇的鞭笞，如叶恭绰《闻南开大学为兵火所毁》，声讨日军轰炸高等学府，居心摧毁中国教育的暴行；又如赖和《吾民》，记录日据时代台湾人民的艰难生活，借此批判罔顾民生的日本殖民统治。其次是对卖国求荣者的鄙夷，如马君武《三·卅纪事》，指斥以汪精卫为首的伪南京政府，嘲讽汪伪政权在侵略者前献媚邀宠的丑态。同时，还有对不事作为的当权者的讥刺。“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执行不抵抗政策，直接导致东三省相继沦亡。时人对此举多有抨击，认为国家主脑“岂能免于丧地辱国之罪”，这种愤怒与失望也表现在诗歌中。如胡汉民《九一八》，借古人典故，反讽如今的掌权者既无治世之能，又无复仇之志；又如王汝棠《沈变纪事三十首》感叹“鱼烂嗟何及，鲸吞只自危”，认为国民党内部的腐败，是致使国土沦亡的重要内因，这些诗句如匕首，如投枪，承载着诗人的凛然气节与家国情怀。传统诗学讲求“兴观群怨”，这一类诗歌就是典型的“怨诗”，讥刺时事，鞭挞罪恶，展现出文学在民族危亡时刻的批判力量与战斗锋芒。

三、文学价值：传统与革新

抗战诗词的文学价值，源于对诗歌传统的继承。就形式而言，是旧体诗词。不少诗人拥有深厚的旧学功底，如黄节、叶恭绰、章士钊、黄侃等，他们能熟练地创作旧体诗词，格律精严，用典纯熟。叶恭绰是清末举人，曾编纂《广箧中词》《全清词钞》。1935年3月，苏联将中东铁路卖给伪满洲国，该铁路实际沦入日本手中，叶恭绰得知此事，即以一首七律抒发心中悲愤。诗中几乎一句一典，连用经史，却不显穿凿造作，情词恳切。就主题而言，是战争与爱国。两者都是古典诗歌的常见题材，抗战诗词在描写战争、抒发爱国激情时，常会取用传统诗歌中的相应意象，如笳鼓、铙歌、羽书、旌旄等，诸如屈原、杜甫、陆游等爱国诗人，也常被借以抒发怀抱。抗战诗人还会模拟相关旧题，如《战城南》《从军行》《满江红》《破阵子》等。就创作意图而言，是“作诗纪史”的自觉。许多诗人都有意识地追摹杜甫，弘扬诗史传统，以诗存史，补史之阙。其中，有人积极投身抗战，甚至亲蹈前线，如李根源不顾年老体弱，奔赴滇西，指导滇西抗战。其诗记录了大量边地战事，被章士钊誉为“诗史”：“横绝险难篇，诗史了不疑。”有人隐居避世，以示不与日寇同流合污。如杨沧白在上海沦陷后，拒绝加入以汪精卫为首的伪政府。他虽不入政坛，但坚持以诗文记录时事，自称“虽不敢遽谓诗史，要非批风抹月比也”。可以说，抗战诗词的形式、题材与创作意图都深受古典诗歌的影响，其文学价值来自传统文化的滋养。

抗战诗词的文学价值，更离不开自我革新。“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抗战诗词紧跟时代的步伐，从传统中迸发出新的生命。按照李木庵的说法，就是“利用旧瓶装新酒，把旧体诗作为时代的号角，作为革命的投枪，引起许多人的共鸣，发挥它的战斗作用。”（李木庵《漫谈旧诗的通俗化及韵律问题——记“怀安诗社”二三事》，李石涵编《怀安诗社诗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形式上的新变，是其自我革新最直观的表现之一。诗人有意将诗词歌词化，以便广泛传唱，提振士气。如胡朴安、冯玉祥在记述“八百壮士守四行”时，都以长短句交错的形式来写作，节奏流畅，并由时人谱曲传唱。内容上的新变，是抗战诗词追随时代变迁的必然结果。在描绘战场、赞美英雄、控诉苦难等传统战争诗的内容之外，“救亡图存”成为诗人着力的新主题。“九一八”事变后，吴贯因收录爱国诗文，编辑出版为《国难文学》，其中有大量时人新作。以文字力量激发国人的抗敌热情，救国家于水火，正是他的编纂动机：“企借文字之力，以苏垂死人之心”“冀以哀痛之音，促同胞之自省”。“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难之下，民族认同感成为抗战诗词新的表现点。如郭沫若“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又如胡朴安以“民族精神”来歌颂四行仓库的守军：“此是民族真精神，中外人士争仰止”。张治中纪念殉国的张自忠将军时，将其作为“民族魂”的代表：“忠贞已足昭千载，我欲狂歌民族魂。”精神境界上的新变，更是抗战诗词自我革新的要义所在。传统的战争诗更多表现的是悲与伤，而抗战诗词的基本情调是悲而壮。（陈忻《抗战时期旧体诗词对古代战争诗词纪实性之继承》，《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即使面临国土沦陷、亲友也音书断绝的艰难境地，诗人笔下也透出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不见颓唐消沉，如李根源《探友》写道：“苍天应庇读书种，留撰平倭露布文。”昂扬的斗志、必胜的决心，是抗战诗词在精神上区别于传统战争诗的核心特质，也是抗战诗词能作为时代号角，鼓舞人民、激发信念的重要原因。积极响应时代的需要，因时而变，推陈出新，造就了抗战诗词独特的文学价值。

抗战诗词是十四年抗战间时代风貌的典型呈现。这些诗词不仅是一幅幅鲜艳壮丽的战争图景，更是一座座抗日英雄的精神丰碑，是国难之下四万万同胞不甘沉沦，奋起反抗的振臂高呼。八十年过去，声犹在耳。这些声音不会被时间冲淡，相反，它们将回荡在每一位中华儿女的心头，历久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