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深处的幽灵

文｜西坡

读到一篇关于中国科举制的文章，作者是黄亚生老师，视角很新颖，解释力也很强。虽然有点风险，但我觉得有必要介绍给大家。

我们不追求刺激，因为刺激只能带来一时的快感，解决不了长远的问题。思想可以解决什么问题？坦白说，思想无法立竿见影解决任何问题，但任何问题要想获得根本性的解决，思想都是先行的。

其中的基本原理与“负熵”这个概念有关，薛定谔说“生命以负熵为食”。思想者为社会提供“负熵”作为养料，然后人们无论是克服个人困境还是集体困境，都可以有的放矢。

在克服困境之前还有一个阶段是常被忽略的，那就是为困境命名。识别困境，并围绕真正重要的问题建立共识，问题就已经解决一半了。

我最近在写作中发现，自己的方向感越来越强了。我也越来越相信，虽然是一个人的队伍，但还是可以做出一些耐冲蚀的工作的。首先要有耐心，稳住阵脚。通过静心感受、深度阅读，一个题目一个题目去写，我可以建立一套帮助理解现实、抵御现实的认知框架。

我感觉自己在织一件衣服，又感觉自己在种一片小树林。面对漫天弥漫的流沙，如果我们不想举手投降，总要有人做这份工作。

来吧，今天的题目是科举，我们思考的扶手是黄亚生老师的文章The exam that broke society。

黄亚生是把过去的科举和现在如火如荼的公务员考试放在一起讨论的。假如在20年前，这种并列会引起很多奚落，因为当时我们相信我们正在迎来一个开放、多元的社会。1990年代的“下海”潮仍残存在公共记忆中，公考远没有如今这种独一无二的至尊地位。

看着每年不断攀升的公考报名人数，我想或许终有一天，这个数字会超过高考报名人数，而高考则会恢复它的真实地位——公务员考试预赛。对于公考地位的日益凸显，不知道大家什么感受，我反正是看到了历史深处一个幽灵的复活。

我们需要认识到，公务员考试的火爆不仅是社会现状的反映，而且会持续塑造未来的中国社会。这就是重新理解科举制度的出发点和背景板。

既然我们说到“社会”这个词，不妨把黄亚生文章的结论直接搬出来。关于科举如何禁锢思想，如何浪费人才资源，如何制造范进、孔乙己这样的人生悲剧，我们已经很熟悉了。很多时候我们这么讨论的默认前提是，在历史上依然有一个叫“社会”的东西存在，只不过科举制度挤压了它、扭曲了它。

而黄亚生说：“科举考试如此早熟，以至于它预占了并取代了一个新兴的社会。”

就好比动物世界上演的那样，一些雏鸟会啄打甚至杀死年幼的同窝兄弟姐妹，以减少竞争。

很多人为中国科举制度的早熟感到骄傲，他们却没有意识到代价是什么。事实上，由于科举的早熟，大量资源和人才都注入其中，导致那个叫“社会”的东西压根就没发育出来。

前些年流行过一个说法“重新发现社会”，说社会被遮蔽了，被掩藏了，所以要从犄角旮旯里把它找出来。有没有可能，“社会”这么难找，就是因为它不存在呢？

那些关于科举有多么“公平”“平等”的论调，都忽略了科举制度的外部效应。他们不去思考，假如这些过独木桥的千军万马投入到工、农、商之类的领域，他们本可以发挥怎样的才智，创造多大的财富。

黄亚生说，在中国传统社会，官僚的流动性摧毁了所有其他渠道的流动性和可能性。所以科举制是一种反流动的流动性渠道。

这一点在和其他国家比较的时候是最明显的。

西方国家在建立文官制度的时候，已经出现了多元化的社会。文官系统要和教会、大学、商业和其他社会群体争夺人力资本、合法性和资源。而中国科举制度的过早过强发育，把其他平行系统的营养都榨干净了。最优质的人力资源直接被垄断了，其他系统无论是宗教、商业还是知识阶层，都事先被掐灭了发展的机会。

总之，科举制度的早熟和社会的发育不良，准确的说应该叫发而不育，应该放在一起来考察。

我们下意识使用的很多概念，其实都是值得推敲的。比如，“中国社会”这个词，它存在吗？它存在过吗？按照我的记忆，它只是试图存在过。但我们还是要坚持使用它，因为我们真的希望它茁壮健康地存在。

“社会”的发育成长，对每个人都是有好处的，哪怕是所谓上了岸的人。“科举吞噬社会”在逻辑和事实上必然造成的结果是，整个群体只能看见“管理”看不见“创造”，仿佛财富不是创造出来的，而是管理出来的。我们不希望这样的局面重演。

然而这样的心态其实已经滋生了。现在网络上对于民营企业的态度与以前已经大不相同了，从前大家会自发同情小企业主的不易，现在却是铺天盖地嘲笑“落后产能活该被淘汰”。对于这些人，我们只能祝福他们每个人都能在“先进产能”里找到高薪工作。

但是对于我们本该存在却一直存在不起来的社会，每个心智健全的人都应该关心它的命运与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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