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不可译犹译 | 吴其尧

意大利文学批评家克罗齐说：“凡属纯文学的作品都是不可译的。”他还说：“纯文学的翻译，都不是翻译，而是创作。”克罗齐名义上把文学翻译提高到了与文学创作相同的地位，实际上还是想说文学作品不可译。

英国诗人雪莱在《为诗一辩》中说：

“译诗是徒劳无益的，把一个诗人的创作从一种语言译成另一种语言，犹如把一朵紫罗兰投入坩埚，企图由此探索它的色泽和香味的构造原理，其为不智一也。”

陆谷孙先生《秋风行戒悲落叶——忆师长》一文中回忆其恩师、词典编撰专家葛传椝先生，说葛先生反对任何形式的翻译，称翻译必生误解，陆先生戏称葛先生与翻译“不共戴天”。葛先生对翻译的看法让我想起钱锺书先生在《管锥编》中引用英国诗人Samuel Butler（塞缪尔·巴特勒）关于翻译的名言：“误解作者，误告读者，是为译者。”（Commonly mistakes the one and misinforms the other.参看《管锥编》第1264页。）

上述三位虽都说文学作品，尤其是诗歌，不可译，但都承认翻译是必不可少的。就拿与翻译“不共戴天”的葛先生来说吧，他在为萧伯纳的五幕传奇剧《卖花女》所作注解的“前言”中就反复提到了翻译的重要性，并且对杨宪益先生翻译的《卖花女》（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2年版）颇为赞赏。雪莱虽然说诗不可译，但自己却从希腊文翻译过荷马和柏拉图，从拉丁文翻译过维吉尔的《牧歌》（节译），从意大利文翻译过但丁的《神曲》（节译），从西班牙文翻译过卡尔德隆的《神奇的魔术师》（节译），还从德文翻译过歌德的《浮士德》（节译），可见雪莱言行不一，对异域珍宝还是不舍得放弃的。（参见王科一《从雪莱论译诗谈起》）

伟大的作家都从他们的本国文化和域外传统中汲取营养，雪莱的同胞弗吉尼亚·伍尔夫，按照哈佛大学教授大卫·丹穆若什在《八十本书环游地球》中所说：“既与之竞争又与之对话的作家包括约瑟夫·康拉德、阿诺德·贝内特，也有她的英国前辈——从狄更斯到简·奥斯丁，并上溯到理查森、菲尔丁、斯特恩。然而她也（用俄语）阅读契诃夫，（用法语和英语）阅读普鲁斯特，用（希腊语）阅读索福柯勒斯，在日记里说自己‘带着阿瑟·韦利上床’——不是指人，而是他翻译的《源氏物语》。”丹穆若什教授还说：“我们的民族传统中珍视的许多作家都广泛地从外国源流中汲取养料来开拓自己的创作。”（中译本第7页）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新文化运动以来的许多著名作家本身就是翻译家，例子不胜枚举；新时期以来的许多著名作家，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外语水平不如前辈作家，他们成不了翻译家，但他们自己都承认受到了外国作家和翻译作品的影响，例子同样不胜枚举；从事中国文学批评的诸多评论家们也大多认为自己受到了外国文学作品的滋养，他们的评论文章里时不时地引述外国作家和作品；我接触过的很多普通读者平时阅读范围所及也离不开外国作家和作品。这些都是无可置疑的事实。

英国十八世纪文豪约翰生博士本人也是翻译家，鲍斯威尔的《约翰生传》里记录了传主从事翻译的许多事实：从拉丁文和法文翻译了大量作品，如从法文翻译游记作家洛博的《阿比西尼亚游记》，这是约翰生躺在床上以口授的方式完成的翻译，他连校样都懒得看一遍就送去排印了。《约翰生传》中有两处记录了约翰生对翻译的意见。第一处是1776年4月11日，鲍斯威尔这样写道：我们谈到翻译。我说，我无法给它下定义，我也想不出一个近似的办法说明它；不过我觉得翻译诗只能是摹仿。约翰生：“你可以原原本本地翻译科学书籍。你也可以翻译历史，只要它没有受到富有诗意的华丽言辞的渲染。诗确实是不能翻译的；所以是诗人把各种语言保留了下来；因为如果我们能让用一种语言写的一切被同样原汁原味地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我们就不用犯难再学另一种语言了。由于诗的美不能在原创用的语言之外的任何一种语言中保留下来，所以我们学习那种语言。”（《约翰生传》，第824页）

约翰生也认为诗不能翻译，诗人保留了语言，诗的美只能保留在源语（source language）中，为了领略原语中诗歌的美，我们必须学习那种语言。这不由得令人感叹：这是两百多年前一位哲人、诗人、作家和翻译家的真知灼见，他告诉我们学习外语有多么重要啊！

另一处是在1778年4月9日，这天，鲍斯威尔和约翰生在朋友乔舒亚·雷诺兹爵士家里吃饭，席间还有包括《罗马帝国衰亡史》作者吉朋（Edward Gibbon，1737—1794）在内的一众朋友，海阔天空闲聊了一阵之后谈到了翻译。先是有人谈到英国翻译家波特（Robert Potter，1721—1804）翻译的埃斯库罗斯的戏剧，问约翰生对翻译有什么看法。约翰生首先对译文表示了肯定，接着回答说：“我们必须看一看它作为一首英语诗的效果；那是判断一种翻译的优长的办法。翻译一般说来，是让不懂原作的人看的。”当鲍斯威尔说蒲柏（Alexander Pope，1688—1744）翻译的《荷马史诗》没有很好地再现原作时，约翰生表示不同意：“先生，这是古往今来产生出的同类作品中最伟大的。”（《约翰生传》，第1016页）有意思的是，稍晚于约翰生的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和自由主义思想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1806—1873）对蒲柏翻译的《荷马史诗》也推崇备至，据说他至少读了二十遍蒲柏的译本。约翰生评判翻译优劣的标准，用现在流行的学术行话（jargon）来说就是：从source language（源语）移译到target language（目的语），要看是否达到目的语所具备的效果。也就是说，英语诗歌翻译成汉语，译诗读上去是否具备汉语诗歌的效果。

今年以来，关于外语专业“退场”“消失”“谢幕”的奇谈怪论甚嚣尘上，也有人认为人工智能和机器翻译已让外语专业成为“夕阳专业”，外语学习和文学翻译已经不再重要了。有些人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他们缺乏对语言所承载的价值的认识：语言不仅传递信息，而且传承文化、产生思想，所谓“语言的边界就是思想的边界”。我曾听一位在联合国工作的前辈在一次会议上不无感慨地说过：联合国各部门太需要精通外语、熟悉外国文化、具有深邃思想的中国工作人员了！学好了外语，自然就要做一些翻译工作，虽然说机器翻译可以取代很多翻译工作，但鉴别翻译的好坏还是需要精通两种语言的人来做的。无论处于什么时代，无论人工智能多么发达，翻译对于任何民族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翻译家的作用也是无可置疑的。歌德在《笔记与论文》中就说过：

“译者既是自身民族的先知，也是外来文化的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