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上唯一支持博古李德的人，建国后其子参观旧址：感谢讲解

1985年，贵州遵义会议旧址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其中一位名叫何明的中年男子格外引人注意。

当讲解员说到：“当年会上多数同志都支持毛主席的正确主张，只有凯丰公开站出来反对”时，何明的脸颊微微发烫，下意识地攥紧了拳头。身旁的纪念馆领导见状想打断讲解，却被他轻轻按住：“让他讲完，这才是真实的历史。”

何明是凯丰的长子，而凯丰这个名字，在遵义会议的史册上，始终带着一抹特殊的色彩，他是那场决定中国革命命运的会议上，唯一公开支持博古、李德的人。

1906年的江西萍乡，何克全（凯丰原名）出生在这里的一个还算殷实的家庭，父母对这个聪慧的儿子寄予厚望，早早就送他进了新式学堂。那时的萍乡已经有了铁路，顺着铁轨传来的，不仅有蒸汽机车的轰鸣，还有来自远方的新思想。

1926年，北伐军的旗帜插上了萍乡城头。刚满20岁的何克全天天跟着队伍跑前跑后。农会缺个写标语的，他自告奋勇；宣传队需要人念传单，他操着一口略带萍乡口音的普通话，把“打倒列强除军阀”喊得震天响。没人想到这个白净斯文的青年，骨子里藏着这么一股执拗劲儿。

次年，何克全揣着几块银元，挤上了去武汉的船。武昌中山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攥在手里，都快被汗水浸湿了。在这所聚集着进步师生的校园里，他第一次听到了“共产主义”这个词，心里的信仰就越来越明了。3月，他站在团旗下宣誓，成了一名共青团员。

但好景不长，“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消息传来，校园里的白色恐怖骤然降临。组织上连夜安排他转移到上海，住在法租界一间逼仄的阁楼里。那年夏天，组织通知他：“准备一下，去莫斯科。”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4年，是何克全人生的重要转折。课堂上听着共产国际代表的演讲，图书馆里啃着俄文版的马列著作，他渐渐成了同学们口中“理论扎实”的人。

也就是在这里，他认识了比自己早去一年的博古。两个中国青年在异国他乡结下了友谊，博古常带着他参加留学生的讨论，教他怎么把理论讲得更透彻。

1930年，何克全回到上海，改名叫凯丰。博古见到他第一句话就是：“回来得正好，组织上让你做团中央的巡视员。”没过多久，博古又作为介绍人，陪他在党旗下宣了誓。

这段经历，让凯丰打心底里敬重这位学长兼引路人。

1931年的六届四中全会后，凯丰被派往香港任两广团省委书记。可他刚到香港码头，就被几个便衣拦了下来：叛徒出卖了他。监狱里的日子，他尝够了皮鞭和老虎凳的滋味，却始终咬紧牙关不肯透露分毫。直到1932年8月，组织上通过地下党运作，才把他营救出狱。

出狱后的凯丰被博古调到身边做宣传工作，这成了他革命生涯的重要节点。1933年，上海的地下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凯丰跟着博古转移到中央苏区瑞金。在这里，他接替顾作霖担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干得风生水起。

那时苏区的青少年都喜欢听凯丰讲话。他不用那些生涩难懂的理论词汇，总能把大道理讲得简单明了。

1933年下半年，蒋介石调集大军准备第五次“围剿”，凯丰领着共青团员挨家挨户动员，不久之后，就组织起“少共国际师”，这些17、18岁的娃娃兵，后来大多牺牲在了长征路上。

可凯丰毕竟是搞宣传出身，对军事指挥不太了解。他看着博古和李德在地图上指指点点，听着他们讲各种军事名词，打心底里觉得这才是“科学的打法”。

当红军在广昌战役中损失惨重时，他还在文章里写：“暂时的撤退是为了将来的反攻。”他哪里想到，这“暂时的撤退”，最后变成了被迫长征的漫漫长路。

1935年1月，贵州遵义的冬天格外湿冷。红军刚经历湘江战役的惨败，人数锐减，连李德的翻译伍修权都觉得“再这样下去，红军就完了”。就在子尹路那栋二层小楼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开了整整3天。

凯丰坐在角落里，听着博古把失败归咎于“敌人太强大”，心里暗暗点头。可当毛主席站起来发言时，他坐不住了。对方一条一条分析着第五次反“围剿”的指挥错误，说“堡垒对堡垒是自杀，分兵把守是送死”，听得凯丰额头直冒火。

轮到他发言时，凯丰“腾”地站起来：“我不同意他的说法！中央的军事路线是正确的，失败只是因为敌人太强。”

后来杨尚昆回忆，当时除了凯丰，再没人敢公开支持博古。其实凯丰心里也不是不忐忑，可他总觉得博古是自己的领路人，苏联的经验不能丢。

直到会议结束，他还去找聂荣臻：“聂老总，你怎么也支持他？博古同志的主张才符合马列主义啊！”聂荣臻叹了口气：“凯丰啊，打仗不是看谁的理论新，是看能不能打胜仗。”

遵义会议最终确立了毛主席的领导地位，凯丰的反对没能改变什么。但他这个“少数派”的身份，却成了日后常被提起的话题。

离开遵义后，红军一路向西北挺进。过金沙江、抢大渡河、翻夹金山，凯丰亲眼看到毛主席指挥部队一次次化险为夷。尤其是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搞分裂主义，凯丰毫不犹豫地站在中央这边，还在《前进》报上写文章批评张国焘的“西北联邦政府”是“歪门邪道”。

有一次行军休息时，凯丰碰到毛主席，红着脸说：“主席，遵义会议上我错了。”毛主席拍着他的肩膀：“知道错了就好，革命路上谁还不犯点错？改了就还是好同志。”

到了延安，凯丰重操旧业搞宣传。1937年，抗日军政大学需要一首校歌，他琢磨了好几个晚上，写出“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的歌词，毛主席看了连声说：“写得好，写出了抗大的魂！”这首后来传遍全国的《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成了凯丰最骄傲的作品。

1939年，凯丰被派到重庆协助周恩来做统战工作。在雾都重庆，他白天跟民主人士座谈，晚上在灯下写文章，把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传遍国统区。有一次郭沫若请他吃饭，笑着说：“凯丰同志，你的笔比我们的枪还厉害。”

1942年延安整风时，凯丰在大会上作检讨，把遵义会议上的错误摆出来，一条一条分析。有人觉得他太较真，他却说：“共产党人就是要敢认错、敢改错。”

新中国成立后，凯丰先是在东北工作，后来调到北京任中宣部副部长、马列学院院长。他还是老样子，整天埋在书堆里，起草文件、翻译著作，常常熬到后半夜。

1953年，他被查出肝癌，毛主席还专门派来医疗队，可还是没能留住他。1955年3月23日，49岁的凯丰在北京逝世。

何明站在遵义会议旧址里，听着讲解员客观讲述父亲的功过，心里百感交集。参观结束后，他对讲解员说：

“我父亲当年确实犯了错，但他后来用一辈子去改正。这就是我们党的可贵之处，不怕犯错，就怕不改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