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稷下先生》：诸侯王与稷下先生见面的场景还原术

读作家陈歆耕先生的《稷下先生》（作家出版社，2025年5月），深为作者历史非虚构地还原诸位稷下先生与各诸侯王见面场景的鲜活塑造功夫所折服。王与先生们见面的场景还原术，构成了本书在完成“稷下学宫”的时代再造基础上，又一个典型性文学叙事亮点，颇有探讨的必要。

稷下学宫，是战国初期齐恒公田午创建的学术机构，历威、宣、湣、襄等数代君王，终极于齐王建，汇集了邹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等先生。本书的主要内容，即深度还原诸先生与诸君王见面论及治理郡国和修德安民的场景。其写作标明“历史非虚构”，所凭者，即《战国策》《孟子正义》等古籍文献。但又不是简单地将古籍材料进行翻译利用，而是将古籍材料与现代价值判断深度融合，在历史考据与文学重构中实现了对稷下学宫精神的创造性转化。

在方法论上，作家陈歆耕通过穷搜细究，将碎片化的历史记载编织成生动的叙事场景，既依傍于文献，又超脱于文献。如在还原孟子与齐宣王辩论时，作者不仅援引《孟子・梁惠王》中 “君子远庖厨” 的对话，更通过细节描写强化戏剧张力：“孟子的目光如炬，直射齐宣王的瞳孔，令其‘顾左右而言他’”。这种处理既保持了史料的严谨性，又赋予文本文学感染力。《稷下先生》中，这样的场景再造术几乎俯拾即是。

这样的场景再造之所以生动感人，还基于作者对古籍文本的理解和综合运用，有着兼听诸家的学术考辨力。尽管作者一再强调，《稷下先生》，不是标准意义上的学术专著，但一旦进入并且深入这类题材，作者的学术考辨力就成为题材写作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更进一步说，此等以“历史非虚构”张目的写作能否获得读者的认同，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作者的学术考辨力，尤其体现在对诸家注释的合理运用上。如，作者在分析孟子 “性善论” 时，对比焦循《孟子正义》与告子 “性无善无不善” 的观点，指出孟子以 “水之就下” 为喻的逻辑缺陷：“水可激而行舟，人性却难以通过外部干预完全重塑”。这种辨析不仅澄清了学术争议，更揭示了先秦哲学的内在矛盾，这体现出作者不尽信书、不尽信先哲的批判精神。此点俟后更论，此不细细铺陈。

《稷下先生》

稷下先生们治国安民的诸多宏论，在面见诸王后，一番晓谕，诸王有的照单全收，有的漠然不理。在历史的当时，君王们对这些政见尚且有不同看法，放在当下，必然也存在更大的争论。如何看待这种争论？这就考验作者对这些政见照之中外、揆于古今的解构力。作者将《韩非子》《管子》等典籍置于中西文明、历史今古的比较框架下。例如，对比稷下黄老学派 “因循为用” 的治理思想与古希腊柏拉图学园的哲学思辨，指出前者更注重 “虚实相应” 的实践智慧；在今古历史的比较维度，作者拈出人才观的对比，提出自己的见解：稷下先生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学派（如淳于髡出身卑微却获威王重用，孟子、荀子等儒家学者与黄老学派共存），体现“英雄不问出处”的人才观。现代社会中，这意味着我们的用人需摒弃“唯学历、唯出身” 的偏见，建立以“实绩、能力”为核心的评价体系，让各类人才有施展空间。这种跨时空对话为这些经典赋予了新的阐释维度。

不仅如此，本书还试图触及诸子精神的时代价值。系统而言，可能涉及对儒家仁政思想的批判性继承、对法家法治思想的当代重构、对道家生态智慧的创造性转化、对墨家平等理念的现实观照。限于篇幅，此不一一。略举数例以表明：对孟子“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的理解，作者即将其置于现代民主语境下进行全新审视。认为其局限性在于“缺乏制度性设计”，但“民贵君轻”的价值内核可转化为“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书中特别强调孟子对战争的批判：“争地以战，杀人盈野”的历史警示，对反思现代国际冲突仍具现实意义；如批判法家“重刑轻德”的缺陷，主张这样的思想应与儒家伦理互补；再如黔娄“安贫乐道”的隐士精神，作者认为其“不戚戚于贫贱”的人生态度，可疗愈现代社会的物欲焦虑；还有，批判鲁仲连“非乐节用”存在极端性，主张在物质丰裕时代实现“适度消费”与“精神追求” 的平衡，都具有极强的时代价值，使整本书的批判气质更为浓郁。

另一重批判功夫，还来自于作者对先贤心理动机的精密推析。如对司马光《稷下赋》中荀卿和齐王对话内容的分析，作者认为，《荀子》及《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找不到荀子与齐王对话的记载。由此怀疑司马光不过是“代圣人立言”。即便如此，其中的一些观点还是存在很多问题：如将百家争鸣的良好学术生态，描述成“珷玞乱玉，鱼目间珠”，试图将百家之说，一统为一家之说，显然破坏了稷下学宫“奋髯横议”的功能，会导致思想的禁锢。而在我看来，“鱼目间珠”实在也属正常，稷下学宫七十六位游说之士，也做不到个个出类拔萃。但要说“珷玞乱玉”，那实在显得有些多虑了，一个“乱”字，何其耸人听闻。

倒是这个批判有意思：荀子（也可能是司马光代圣人立言）认为“行其言不必饱其腹，用其道不必暖其肤”。意思是说不需要用那么丰厚的生活待遇来养这些稷下学士。作者认为，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司马光修《资治通鉴》，靠的不就是朝廷优厚的待遇养着才无后顾之忧。假如司马光真这么想，那就显得也太双标了。这样的心理动机推析，或许让我们能精准地理解这样言论背后的个体立场，即便自奉公谨的司马光，也做不到毫无偏私。

不独司马光，连可敬可爱的东坡先生也没能逃过作者的批判，作者在这些批判里，呈现出“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古圣哲气质。他举东坡《荀卿论》一文，认为其将李斯建言焚《诗经》《尚书》之事“株连”其师（指荀子），颇值商榷。又，荀卿语“尧、舜，伪也”，东坡大约错解了此处“伪”的含义，不是虚伪之意，而是需要后天人为加以化育的意思。另外，“其父杀人报仇，其子必且行劫”一句，将荀子与李斯的关系，弄成“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的血统承续不变论，实在有些不妥；还有，东坡责荀子独曰“人性恶”，是错解了荀子立论的真实意图。另一处，东坡在《论范蠡》一文中贬范蠡而推崇鲁仲连，则有苛责之嫌。更有甚者，有人发文批评作者不该撰文非议东坡，认为东坡在处理与友人章惇的关系上颇不聪明仁义，存在负恩之举，作者认为，“难道东坡非议前人，愚某就不可‘非’他一下吗？”这些批判，或不免一家之言，但我还是非常肯定作者见机而生疑、见疑而批判的勇气。

但要将本书理解为“为了批判而批判”的负气文本，则似乎有南辕北辙之嫌，也当然地落入了看山是山的浅表层。我理解作者的本意，其实是希望通过重构和生动鲜活再现稷下先生们见诸王的历史场景，对今天我们遭遇的现代性困境进行积极回应。其重现稷下先生们的精神面貌和内心世界，本质是通过历史叙事折射现实问题：对比稷下学宫的学术自由与现代知识生产的功利化，呼吁重建“为真理而真理” 的学术精神；以“百家争鸣”的多元格局，批判当代思想界的“同质化倾向”，主张“在差异中寻求共识”。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稷下先生们与诸王的对话，其实也可看成是他们与我们的对话，一言以蔽之，即试图通过重现稷下先生们的学术及其思想面貌，以文史兼融的方式，构建起“历史与现实”的对话空间。

在我看来，陈歆耕先生既非简单的复古主义者，亦非激进的解构主义者，而是以“温情与敬意”的审慎态度，在批判中继承、在反思中创新的建构主义者。其文史兼融、当代思辨的写作范式为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提供了范本：唯有将历史智慧置于当代语境中重新诠释，方能使其在文明传承中焕发新生。正如作者所言：“稷下先生的思想，既是过去的，也是现在的，更是未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