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红军“定国公”，丈夫死后主动找到中央：我什么级别住什么房

古装剧里我们经常能听到定国公这个称号，几乎个个都非同凡响。

而在我们的革命中，也有一位曾被称为“红军定国公”的女性。

在面对丈夫谢觉哉病逝后，她毅然决然搬离了中央安排的优厚住所，一句“我什么级别住什么房”足够震动人心。

她经历了怎样惊心动魄的岁月？这位“定国公”的称号，又从何而来？

红军传奇

在1935年的深山密林之间，红军的一支队伍悄然停驻于川西的卓克基藏族寨子。

在这艰难的长征路上，王定国的身影显得格外忙碌，她虽年轻，却身姿矫健，她是四方面军中一位能干的女干部，负责协助后勤和战士的生活事务。

某日傍晚，一位留着整齐小胡子的中年男子走向她，手里抱着一包衣服，目光中带着温和的请求：

“小同志，麻烦你帮我把这两件单衣缝合一下，里面夹些羊毛，过雪山草地的时候可以当棉衣穿。”

王定国爽朗地应声答应，接过衣服，她没有丝毫犹豫，立刻忙活起来，手中针线飞快穿梭，她虽不是专职裁缝，但这一双灵巧的手，在战斗之余经常为战士们补衣添物，早已练得熟稔。

几个小时后，她将缝好的衣服整齐叠好，送还给那位同志，男子接过衣服，细细看了几眼，感谢地点了点头。

这时候，王定国才得知，这位请求她缝衣的同志，竟是红军的高级领导、内务人民委员会的负责人谢觉哉。

她曾听说过他的名字，却没想到第一次见面竟是这样的情景。

谢觉哉风趣地与她聊了几句，语气中透着关切：

“雪山的路不好走，你们一定要备些御寒的东西，比如辣椒，这玩意儿能提神暖身。”

他的话让王定国印象深刻，她当即采纳建议，找来辣椒分发给战友们。

在这白雪皑皑的深山中，两人因一件衣服而相识，虽然彼此当时还没有任何特殊的情感，但谢觉哉那风趣又细心的长者形象深深地留在了王定国的心中。

她没有想到，两年之后，他们会在另一片天地中再次重逢，而这一次的相遇将改变他们的一生。

危难中真情

1936年的，王定国所在的部队，此时被国民党马家军重兵围剿，粮草断绝，弹药稀缺，战士们衣衫单薄、饥寒交迫。

越是身处绝境，王定国越是展现出她顽强的意志和敏锐的智慧。

彼时，她不仅担任剧团服装道具的管理工作，还负责照顾一些年幼的战士，尽管身兼数职，王定国却从未抱怨。

在她看来，每一件事都有它的重要意义，无论是缝补幕布，还是准备演出道具，都可能为艰苦的战斗增添一份希望。

剧团来到永昌附近的一座小村庄慰问驻地红军。

王定国带着战友们一边排练节目，一边忙着筹集生活物资。

她将所有人掏空口袋凑来的少量钱财买成烟草、日用品，亲自分发给那些伤痕累累的战士们。

面对战士们那双布满疲惫却依然闪烁着坚定光芒的眼睛，她的心中涌起一阵酸楚，暗下决心要为战友们撑过这段最艰难的时光。

可敌军的步步紧逼让战斗变得更加残酷，一天，剧团在赶往另一处驻地的路上突遇大批敌军，形势瞬间危急。

为了掩护主力部队转移，剧团的同志们撤入一座废弃的庄院，利用围墙和院落进行抵抗。

王定国带领几名年轻的女战士迅速爬上院子的炮楼顶层，搬起破砖碎瓦，趁着枪声响起时狠砸敌人，同时敲击油桶、乐器制造噪声，试图扰乱敌军的判断。

她一边砸一边高喊：“弟兄们，稳住！再坚持一会儿！”

但随着敌军增援的到来，红军的处境愈发不妙，子弹耗尽后，敌人炸开院门涌入，战士们只能用木棍和残破的工具与敌人搏斗。

王定国咬紧牙关，挥舞着一根棍子与敌人周旋，尽管她拼尽全力，但终究寡不敌众，最终与战友们一起被俘。

被俘后，敌人将剧团人员赶进破旧的羊圈。

王定国看着战友们瑟瑟发抖，毅然从堆放的道具中取出剧团用的幕布，一块块撕开分给大家，甚至亲手为几位体弱的女战士包裹御寒。

她还找到几块废弃的匾额，让战友们燃火取暖，虽然条件恶劣，她依然想尽办法让大家保持体力和斗志。

后来，她与其他红军战俘被转押至青海西宁，尽管身陷囹圄，王定国并未被击垮。

她悄悄观察敌人的动向，努力与其他同志联络，密谋营救行动。

面对敌人暴虐的管理方式，她并未低头，而是用巧妙的方法与之周旋。

敌人要求剧团改编反动节目，她故意拖延排练，以保存大家的体力；在演出中，她又暗中加入红军革命的隐喻，试图激励身处困境的同志。

这段时间是王定国革命生涯中最黑暗的时刻之一，可她凭借过人的勇气和智慧，始终守护着自己的信念。

这位不屈的女红军，就像一盏灯火，在风雨交加中，为所有人照亮了前行的路。

秘密营救，同胞归队

当被押解至张掖时，王定国很快意识到，这座城中还关押着许多失散的红军同志。

她在秘密接触中得知，一些幸存者被困于监狱和各个敌占区域，处境极其危险。

作为剧团的党支部骨干，她与其他几名幸存的红军干部迅速建立了联络，秘密成立了一个小型党支部，以王定国为核心，大家开始策划解救被困同志的行动。

起初，敌人对王定国等剧团人员并未过多警觉，他们只是将这些红军战士视为“唱戏的俘虏”。

敌军为了获取更多利益，甚至让他们继续演出。

王定国抓住了这一“方便”，利用演出名义在城中四处活动，暗中与隐藏的革命力量接触。

有一天，王定国得知张掖县监狱里关押着多名红军干部，其中包括她早年相识的刘瑞龙。

她深知这些同志的重要性，更明白救他们脱离险境的任务刻不容缓。

为了试探敌人的戒备，王定国找到监狱看守，假称自己要探望一位“舅舅”，并故意含糊其词地说对方姓李。

这时，恰好刘瑞龙在被俘后化名“李某”，狱警不疑有他，将刘瑞龙带到了监狱会客室。

当刘瑞龙出现在视线里时，王定国的眼神与他迅速交汇，双方立刻明白彼此的身份。

在那短暂的会面中，他们一边装作亲戚间的寒暄，一边以暗语交换了信息。

刘瑞龙向她透露，监狱内已秘密成立了一个党小组，还有几名重要干部在积极策划自救。

有了这次接触，王定国更加频繁地以各种借口出入监狱，每次都悄悄携带着药品、布料、甚至一些写有革命口号的小纸条。

这些纸条被她分发给狱中同志，鼓舞他们的士气，同时传递最新的行动计划。

在一次探视中，她甚至带来了一些高营养的食物，对狱中同志轻声说：“坚持住，外面的人不会放弃你们，我们很快就会有动作。”

王定国的每一次行动，都是在刀尖上跳舞。

敌人逐渐对她产生怀疑，几次派人暗中监视，但她总能以机智的应变化险为夷。

秘密营救的行动不仅仅局限于监狱，张掖附近的民乐县，还有大量失散的红军战士，他们因害怕暴露而躲藏在乡野之间，艰难求生。

王定国带着几名医生，以“巡诊”的名义前往乡村，将组织的消息一一传递到这些同志手中。

她还精心设计了暗号和接头地点，例如敲击教堂后门三下，便是她特有的信号。

那些饱受折磨的红军战士得知组织的存在后，眼中重新燃起了希望。

时间长了，敌人并非毫无察觉，她的行踪终于引起了敌方高层的注意。

一次，在张掖县城的一次物资运输途中，王定国的同志险些暴露。

关键时刻，她巧妙地利用一辆教会的运货车，将自己和几名同志送出敌人的搜捕范围。

她化装成一名运送布匹的教会女工，冷静地通过了敌军的哨卡。

最终，经过一系列艰苦卓绝的努力，王定国成功将监狱中的几位红军干部解救出来，并协助他们安全转移到兰州的八路军办事处。

这场秘密营救，不仅挽救了许多红军战士的生命，也将重要的革命火种重新燃烧在甘肃河西的广袤大地上。

丈夫辞世，她的选择

1971年的北京，在这座见证过无数历史的城市里，一位年迈的革命老人谢觉哉安然辞世。他是延安五老之一、红军四老之一，长征路上的坚定战士，更是一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领导人。

而就在这个令人痛惜的时刻，他的夫人王定国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主动找到中央，要求搬出丈夫生前的住所。

谢觉哉去世后，按照当时的政策，王定国本可以继续享有与丈夫生前同等的生活待遇，住在宽敞的房子里，享用公车和专属司机的便利。

可王定国却坚定地告诉相关部门：“我有自己的工作，我是什么级别就住什么房子。”

这句话掷地有声，这就是这位女战士的原则。

很快，她辞退了司机，遣散了秘书，搬出了原本的大院，带着简单的行李，她选择了一处更为普通的住所，重新开始她低调而忙碌的生活。

有人认为她的选择太过于清贫，甚至有些不近人情；也有人私下敬佩她的刚正，认为这是对革命精神的真实践行。

面对种种议论，王定国却只是一笑置之，在她看来，丈夫虽然离去，但她依然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依然要为党和人民做事，不能因为过去的身份而谋求半分优待。

她的“规矩”生活并非一时冲动，而是她几十年来作风的一贯延续。

搬出大院后，王定国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她最关心的事情上：帮助贫困同志、呼吁关注失散战友以及支持青少年教育。

每一天，她的家门前都排满了来访的群众和同志。

有人带着诉求希望她帮忙解决，有人带着感谢专程拜访，她对待每一个人都是耐心、诚恳，从不摆任何架子。

王定国的一生，无论身居何职，无论生活处境如何，她始终将革命精神铭刻于心，用她的一言一行，为后人树立了一个无声却有力的榜样。

这位坚韧的红军“定国公”，用一生的选择和行动告诉人们：真正的伟大，源于平凡中那份坚定的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