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封锁江阴要塞作战计划”泄密案。

1937年8月13日爆发的淞沪会战，是抗战初期中国军队与侵华日军之间在上海爆发的一场大规模会战，至11月12日终，中国军队先后投入70万军队，迫使侵华日军主力由华北转向华东，并由此赢到了战略主动，使日军“三月亡华”计划彻底破灭。然而，由于“封锁江阴要塞”作战计划泄密，使得淞沪会战在初期陷入被动。

江阴要塞以长江南岸黄山、鹅鼻山、君山等为主体，与江北的靖江孤山隔江对峙，江面最窄处仅1.25公里，是长江的咽喉要冲。

江阴要塞段

1937年8月5日，蒋介石在行政院召开了仅有几名高级将领参加的机密军事会议，会议决定，在发动淞沪战役前，令海军在7日中午12时前，通过沉船等方式出其不意地封锁住长江下游最窄段的江阴要塞江面，一方面防止日军军舰从上海沿江进攻南京，另一面拦截并捕获当时停泊在长江沿岸的南京、九江、武汉、宜昌、重庆等江面的日本军舰，以先声夺人，取得战略优势。

然而，就在任务即将实施之前，行驶和停靠在长江沿线南京、芜湖、安庆、武汉、重庆等港口的日军20多艘军舰，突然在8月6日到7日凌晨的不到24小时的短时间内，急速下驰，冲过江阴要塞江面，撤往长江下游的崇明和上海。

1935年，长江江面上的日本军舰

显然，封锁江阴要塞的军事行动，被泄密了，而且日本方面在中国最高军事级别会议的数小时后就获得了情报，致使封锁江阴要塞江面这一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军事行动，未及实施就宣告破产，事后查明，泄露这一重大军事计划的是行政院正部级机要秘书黄浚，他参加了8月5日只有极少数高阶军官参加的封锁要塞江面的机密军事会议。

黄浚的暴露，源于每周在南京黄埔路中央军校举行的“总理纪念周活动”，中央军校全称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占地三千多亩，其中的校长官邸是蒋介石在南京的主要居所，按照国民党中央1926年2月公布的总理纪念周条例，中央军校一律于每周一上午9时到12时举行“总理纪念周”活动。

1937年9月初举行的一次“总理纪念周”活动，按蒋介石指示，扩大纪念规模，除全校师生外，国民党中央、政府、军事委员会的要员悉数参加。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礼堂

扩大的“总理纪念周”活动到来的那天上午，周围戒备森严，军警密布，大批便衣和特工四处巡查，所有汽车只能从黄浦路大门进入，并做登记，出去车辆则从北门驰出。

就在活动快开始时，总值日官惠济突然宣布，有两名日本特工在十分钟前混入现场，请大家不要走动，保持安静。不一会儿，惠济又宣布，“总理纪念周”按时举行，两名嫌疑人在搜查时已从北门逃走。

根据车辆登记信息，两名嫌疑人的坐车是行政院部长级纪要秘书黄浚的坐车，而他并不在当天活动的参加人名单中，后经查明，两名日本特工当天的任务是刺杀蒋介石。

联想到江阴要塞案的泄密事件，黄浚有重大嫌疑，黄浚，又名黄濬，字秋岳，1890年生，福州人，清末举人，与其儿子都曾留学日本，1932年被任命为至关重要的行政院正部级机要秘书，经常参加最高级的军政会议，掌握很多核心机密。

经过严密的跟踪侦查，发现黄浚下班后喜欢独自一人到玄武湖散步，黄爱吃纸包巧克力糖，他从不将包糖的纸随便扔在地上，而是放在一棵偏僻处的大树的树洞里，不久，就有伪装成游客的日本特务从树洞中将写有情报的糖纸取走。

此外，跟踪人员还发现，他常到新街口一家外国人开的咖啡馆喝咖啡，每次必将自己的灰色呢帽挂在一根柱子的衣帽勾上，而稍后到的日本特务到了以后，也将自己头上同样颜色的呢帽挂在同一根柱子的衣帽勾上，但两人不在同一张桌子上喝咖啡，谁先走，谁就取走对方的帽子，黄浚的情报和日方的指示都藏在呢帽的夹层里，简直是神不知鬼不觉。

黄浚被捕后，自供挥霍无度，在南京和上海都有公馆，每月开支需近千元，远非自己工资可以承受，特务机关每月固定费用为400元，另有特务奖金，为了金钱，黄浚沦为不折不扣的民族败类。

黄浚一案全部人员被逮捕后，由军事委员会军法官会审，黄供认出卖国家机密，被判极刑，在南京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