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曾说过：“上帝不会掷骰子”，他究竟想表达什么？

1926 年 12 月，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给物理学家马克斯・玻恩的信中，写下了一句影响深远的话：“无论如何，我坚信上帝不会掷骰子。”

这句看似简单的断言，并非这位科学巨匠对宗教的虔诚告白，也不是对量子力学新发现的盲目排斥，而是一场关于宇宙本质的深刻思辨。当时，量子力学正以 “概率云”“不确定性” 等颠覆性概念重塑人类对微观世界的认知，而爱因斯坦却以这句话为旗帜，坚守着经典物理学的核心信念，引发了一场持续数十年的科学论战。要理解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我们需要回到那个量子力学 “群雄并起” 的时代，探寻爱因斯坦的科学信仰与思想脉络。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经典物理学的大厦看似坚不可摧 —— 牛顿力学掌控宏观运动，麦克斯韦方程组统一电磁现象，热力学定律揭示能量变化。

但黑体辐射、光电效应等实验现象，却像 “两朵乌云” 笼罩在物理学上空，预示着一场科学革命的到来。1900 年，马克斯・普朗克提出 “能量量子化” 假说，首次打破 “能量连续变化” 的经典认知；1905 年，爱因斯坦以 “光子假说” 解释光电效应，将量子概念引入光学领域；1913 年，尼尔斯・玻尔将量子化理论应用于原子模型，成功解释氢原子光谱规律。这些探索为量子力学埋下伏笔，但真正的 “概率风暴” 始于 20 世纪 20 年代。

1925 年，维尔纳・海森堡创立矩阵力学，用数学矩阵描述微观粒子的运动状态；1926 年，埃尔温・薛定谔提出波动力学，以 “波函数” 描述量子系统状态，并证明其与矩阵力学等价。就在量子力学数学框架逐渐成型时，马克斯・玻恩提出了关键的 “波函数概率诠释”—— 波函数本身不代表粒子的实际位置或动量，其绝对值的平方，才是粒子在某一位置出现的概率密度。这一诠释彻底颠覆了经典物理学的确定性逻辑：在微观世界，我们无法精确预言粒子的运动轨迹，只能计算其出现的概率。

1927 年，海森堡进一步提出 “不确定性原理”：无法同时精确测量粒子的位置和动量，对一个物理量的测量精度越高，对另一个物理量的测量就越模糊。这种不确定性并非仪器精度不足导致，而是微观粒子的固有属性。同年，玻尔提出 “互补原理”，指出粒子的 “波动性” 与 “粒子性” 是相互补充的描述，观测方式决定了我们能看到哪种属性 —— 例如，双缝干涉实验中，观测行为会让电子的 “波态” 坍缩为 “粒子态”，干涉条纹消失。

这些理论共同构成了量子力学的 “哥本哈根诠释”，其核心是 “概率性” 与 “观测依赖性”：微观粒子的状态是概率性的叠加，观测行为会改变粒子状态。

这一诠释彻底抛弃了经典物理学的 “确定性因果律”—— 在经典世界，只要知道物体初始状态和受力，就能精确预言其未来；而在量子世界，相同初始条件下，粒子可能出现在不同位置，结果遵循概率分布。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爱因斯坦发出了 “上帝不会掷骰子” 的质疑 —— 他无法接受宇宙的本质是随机的，更无法认同量子力学将概率性作为终极解释。

“上帝不会掷骰子” 中的 “上帝”，并非宗教意义上的人格化神祇，而是爱因斯坦对 “宇宙基本规律” 的隐喻。他始终坚信，宇宙的运行遵循着简洁、确定、可理解的物理法则，不存在本质上的随机性。这种信念源于他对经典物理学的深刻理解，也源于他创立相对论时对 “完备理论” 的追求。

在经典物理学体系中，“确定性” 与 “因果性” 是不可动摇的基石。

牛顿力学告诉我们，苹果落地的轨迹、行星的公转轨道，都能通过公式精确计算；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虽然颠覆了 “绝对时空观”，但仍保留了因果性 —— 物理规律在所有惯性系中形式相同，事件的因果顺序不会因参考系变化而颠倒；广义相对论中，时空弯曲由物质能量分布决定，天体运动轨迹仍可通过爱因斯坦场方程精确预言。对爱因斯坦而言，“确定性” 是物理理论的 “底线”，而量子力学的概率诠释，恰恰突破了这一底线。

爱因斯坦认为，量子力学的概率性并非宇宙的本质，而是 “理论不完备” 的表现。他坚信，微观粒子的行为看似随机，是因为人类尚未发现某些 “隐变量”—— 这些未被观测到的变量，如同掷骰子时的初始位置、受力大小、空气阻力，决定了粒子的精确状态。

一旦找到这些隐变量，量子力学就能恢复经典的确定性，概率性只是 “认知不足” 导致的表象。他在与玻尔的争论中曾举例：“你相信月亮只有在看着它的时候才存在吗？” 这句话的潜台词是：微观粒子的状态不应依赖于观测，即使未被观测，它也应有确定的属性 —— 这正是经典物理学的 “实在论” 观点。

1935 年，爱因斯坦与波多尔斯基、罗森共同发表《能认为量子力学对物理实在的描述是完备的吗？》，提出著名的 “EPR 悖论”，将对量子力学的质疑推向高潮。

他们设想：两个处于 “纠缠态” 的粒子，在遥远距离下，对其中一个粒子的测量会瞬间影响另一个粒子的状态（如自旋方向）。这种 “超距作用” 违背了相对论的 “局域性原理”（信息传递速度不能超过光速）。

爱因斯坦认为，这一悖论只有两种解释：要么量子力学违背局域性，要么量子力学是不完备的 —— 他更倾向于后者，即存在隐变量未被量子力学包含，这些隐变量能解释纠缠态的关联性，同时不违背局域性。“EPR 悖论” 成为爱因斯坦反对量子力学概率诠释的核心论据，也拉开了科学史上最著名论战的序幕。

爱因斯坦与以玻尔为代表的哥本哈根学派的争论，本质上是对 “什么是完备的物理理论” 的认知分歧。对玻尔、海森堡等人而言，一个物理理论的 “完备性”，在于它能否准确描述可观测的物理现象，而非是否符合经典直觉。量子力学的概率诠释虽然违背日常经验，但能精确预言实验结果 —— 例如，双缝干涉的条纹分布、原子光谱的强度，其计算结果与实验数据的吻合度远超经典理论。从 “可观测性” 角度看，量子力学是完备的。

玻尔针对爱因斯坦的质疑，提出了 “量子整体性” 观点。

他认为，纠缠态的两个粒子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不能将它们视为独立个体 —— 对其中一个粒子的测量，并非 “超距作用”，而是对整体系统的描述。就像一枚硬币的正反面，观察到正面的同时，自然知道反面的状态，这并不需要 “信息传递”。玻尔还指出，爱因斯坦的错误在于将经典物理学的 “实在论” 强加于微观世界 —— 微观粒子的 “实在性” 与观测行为不可分割，不存在脱离观测的 “客观实在”。

这场论战持续了数十年，甚至在爱因斯坦 1955 年去世后仍未平息。

1964 年，物理学家约翰・贝尔提出 “贝尔不等式”，为检验 “隐变量理论” 提供了数学工具：如果隐变量存在，实验结果应满足不等式；如果量子力学的概率诠释正确，结果将违反不等式。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越来越精确的实验（如阿斯派克特的纠缠光子实验）都明确违反了贝尔不等式，证明隐变量理论无法成立 —— 这意味着，爱因斯坦寻找 “隐变量” 的努力是徒劳的，微观世界的概率性是本质属性，而非认知不足。

但这并不意味着爱因斯坦的观点 “完全错误”。他对量子力学完备性的质疑，推动了量子力学基础研究的深化 —— 科学家开始更深入地思考 “测量问题”“波函数坍缩”“量子纠缠” 等核心概念；他对 “局域性” 的坚守，也为量子信息科学指明了方向 —— 后来的研究证明，量子纠缠虽看似 “非局域”，但无法用于超光速传递有用信息，并未真正违背相对论。爱因斯坦的反对，不是阻碍科学进步的 “保守”，而是以严谨态度推动理论走向成熟的必要力量。

“上帝不会掷骰子” 之所以成为流传至今的科学名言，不仅因为它关乎量子力学的本质，更因为它展现了爱因斯坦对科学精神的坚守 —— 对真理的执着追求，对 “直觉” 与 “证据” 的平衡，以及对 “科学理论应简洁、统一、可理解” 的信念。

爱因斯坦始终认为，科学的终极目标是发现宇宙的 “深层秩序”。

他在晚年曾说：“我想知道上帝是如何创造这个世界的，我对这个或那个现象、这个或那个元素的光谱不感兴趣。我想知道的是他的思想，其他的都是细节。” 这种对 “终极规律” 的追求，让他无法接受量子力学将概率性作为 “终极解释”。在他看来，概率性只是描述微观现象的 “工具”，而非 “宇宙规律的本质”—— 就像用统计力学描述气体分子运动，概率性是对大量粒子的宏观近似，而非每个分子运动都无规律可循。

这种信念也体现在他对 “统一场论” 的毕生追求中。晚年的爱因斯坦将主要精力投入到统一场论研究，试图将引力与电磁力统一为一种更基本的相互作用，构建一个能描述所有物理现象的 “完备理论”。尽管这一努力最终未能成功，但它反映了爱因斯坦对 “科学统一性” 的向往 —— 这种追求至今仍是现代物理学的核心动力，弦理论、量子引力理论等前沿研究，本质上都是在延续这一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