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安晚报)
转自:新安晚报
那天,我在书房里收拾旧物,手指刚摸到那本落满灰尘的素描本,接到了远在重庆的少时伙伴柳哥打来的电话,说他要路过我居住的城市,让我给他订个旅馆。
“别订了,就住我家。”我斩钉截铁地说。挂断电话,我翻开素描本,扉页上画的正是十六岁的柳哥,一头乌发的他站在校园的梧桐树下,白衬衫被风吹得鼓了起来。这幅画是我给他画的,画得不够细腻,但我觉得神韵抓得准。他眼睛泛光,嘴角含笑,像是随时要唱起歌来。
次日下午,可视门铃响起,透过屏幕,我看见一个微微发福的男子站在单元门口,他左手拎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公文包,右手在稀疏的头顶上抹了一把,这个招牌动作让我确认他就是多年未谋面的柳哥。我打开单元门出去相迎,在与他对视时,还是怔住了,只见他略显浮肿的脸颊已然吞没了曾棱角分明的下颌线,眼袋像两个小水囊垂在眼下,与当年那个青春小伙判若两人。
“你好!”他张开双臂时,我闻到他身上混杂着薄荷膏和香烟的味儿,紧扣的扎腰皮带勒出了明显的赘肉,皮带上的孔眼周围布满了使用过度的磨损痕迹。
我把他引进门,带他去客房安放行李,又拿出新床单和新被套给他,他熟练地抖开床单和被套,“离了后,这些都得自己来。”听他讲,他回归单身已有十来个年头。
整理好床铺,我带他到书房喝茶,刚到书房门口,他一眼就发现我昨天翻出来放在书架上方的一幅他的素描:趴在阅览室桌上打盹的他,阳光正透过百叶窗在他的脸上投下条状的影子,他的右手还握着半截铅笔。
“这还留着……”他伸出手来想摸但又缩了回去,我注意到他指甲修剪得很短,边缘参差不齐,再没有当年拨吉它弦时的修长,右手的无名指上有圈明显的白痕。
晚饭时,我做了一盘红烧鲤鱼。他盯着鱼鳃看了一会儿,突然说:“我现在只吃鱼肚那块。”说完便从公文包里掏出降压药,就着温水吞下。
饭后,我和他坐在阳台上闲聊,我递烟给他,他摆摆手,掏出电子烟。“戒了,”他按下开关,烟杆发出蓝光,“医生让戒的。”薄荷味的烟雾在空气中凝结。我问他现在还弹吉他吗,他喉咙里滚出几个音节:“早不碰了。”
从窗外刮来的夜风吹乱了他稀疏的头发,露出了头顶上的那片泛红头皮。我突然想起毕业晚会上,他唱《光阴的故事》时,汗水把刘海粘在额头上,像极了黑色的琴弦。
夜里,我起身喝水,发现客房门缝里透着亮光。推开门,见他坐在床上,面前摊着一本相册,那是我们毕业那年旅游时拍的。他的手指停在一张照片上,那是他站在海边的礁石上朗诵自己的诗作,那一刻,浪花打湿了他的裤脚。
“睡不着?”我问。他慌忙合上相册说:“我在看明天要用的资料。”但烫金的“青春纪念”四个大字在台灯下闪闪发亮,床头柜上的药盒敞开着,那是他自备的安眠药。
翌日清晨,我在厨房做早餐,他走进来,说他去年报了个厨艺班,学会了一些手艺,随后他帮着炕饼,颠勺的动作像极了厨师,“现在红烧肉做得最拿手。”他得意地说。我看着金黄的蛋饼在空中翻转。突然想到这双手曾经能弹出最动人的和弦,现在最擅长的是控制火候。
第三天一大早,他的网约车到了我家的楼下,上车之前,他回头看了我一眼,口中未说出“再见”二字,眼里却似有泪水,我的眼前猛然叠映出那个曾在舞台上高歌的少年。
看着柳哥远去的背影,我想,岁月是一把钝刀,这把刀最残忍之处不在于它在我们的脸上刻下了一道道皱纹,而在于它每每都以生活之名,一点点削去我们身上的棱角与眼里的光芒。柳哥的变化就像一场缓慢的凌迟,那个会为一首歌热泪盈眶的少年,如今连KTV都不去了;那个为爱情疯狂的年轻人,现在觉得浪漫都是幼稚;那个在画室一待就是一天的艺术生,如今连画笔都不知丢在哪儿。奇怪的是,当他在厨房帮忙煎蛋饼时,我偶然间还能从他的侧脸里看到他当年的影子。
或许,一个人真正的衰老不是眼角增添了皱纹,而是不再为年轻时的梦想破碎感到心痛。我们都在生活中经历着这样缓慢的凌迟,先是否定梦想,继而嘲笑梦想,最后遗忘梦想,直到某天在别人的青春里,突然照见自己业已变质了的人生。可叹的是,当刀锋最终触及心房时,大多数人早已感觉不到哪怕是一丝的疼痛。
也许,岁月改变的只是表象,内心深处,我们都还保留着一点年轻时的模样,只是藏得太深,连我们自己都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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