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的贡当戍边记忆：他们把年轻的生命，留在了那片热土

铭记樟村那些事

李德国（讲述）∕刘光福（整理）

请允许我感谢西藏吉隆县贡当乡建设“红色美丽村庄”摄制组的同志们的到来。

我叫李德国，生于1949年，1968年3月参军，1969年入党。参军以后被分配到日喀则军分区162团1营1连服役，1968年6月份，因高原反应严重，在团卫生队住院一个月，比其他新兵补入连队迟到一个月，我被分配到1连樟村点。从团部驻地荣哈直接到达樟村点，没有到达连队，就直接留在樟村点上。在樟村点驻守的是二排机枪二班和四班（排长李发弟和5班6班驻防在连部所在地娘村），当时在樟村点负责全面工作的是连队副连长肖多吉，副排长叫高启信（1964年从卭崃县应征入伍）；四班9人，正副班长各一人，战士7人；机枪二班副班长董仁娃，机枪射手：李长贵、武德卫，副射手江应文和我（李德国），一共15人。1969年3月，我担任连队文书。1970年到内地接兵，1970年7月担任1连1排排长。在贡当1营营部代理书记两个月。1971年9月调日喀则军分区后勤部政治处任干事。1983年7月任康马县人民武装部副政委，1986年任政委，日喀则军分区文化学校校长、党委书记。这就是本人当年在部队服役期间的基本简历。

在贡当三年，这是一身中最难忘的三年，那里是我人生的一个点。人的一生需要回忆酸甜苦辣也好，高兴也罢，但是真正集中高兴的也不多，但印象最深的也就是在贡当的那三年时间，留在记忆中最深刻的也就是那三年时间。那三年和战友们在一起艰苦奋斗，不怕苦不怕累，为西藏边防建设，为巩固边防作了一些工作，这是我一生中都忘不了的记忆，对我教育最大的三年，对我人生道路上的确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樟村对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就是1968年6月份到樟村守点期间，当时我的副排长叫高启信，是1964年从卭崃入伍的。当时在樟村的四班补了两名新战士，机枪班补了两名新战士，就是我和渠县的江应文。当时驻防在樟村名为二排，实际上只有半个排，二排当时是三个步兵班和一个机枪班，还有两个步兵班和排长李发弟驻防在连部娘村，驻守樟村的排领导就是副排长高启信，连队干部就是副连长肖多吉。在这个期间，我们主要的工作，就是每天站岗以外，其次就是进行军事训练。副排长高启信到1968年服役期满了四年时间，正常情况下到了1969年3、4月份，他就可以退伍了。临近退伍时节，高副排长的工作仍然是一如既往，兢兢业业，根本不马虎，对我们新兵特别关心。那个时候的上下级关系是建立在阶级兄弟深厚的感情之上。我们四名新兵训练的时候，胶鞋穿烂了，没有换洗的。当时有个武工队员扎多住在老百姓那里的，高副排长就用自己的津贴，通过驻地附近武工队扎多的关系，买了四双“回力”牌胶鞋，是青岛出的，当时是我们国家最好的一个品牌，也是我当兵以来，除了军装以外，这是穿得最好的一双品牌胶鞋。现在用一般常人的观念来讲，那是不可思议的，高启信副排长凭什么拿自己的津贴给你们每人买一双品牌胶鞋？而且面临即将退伍回家乡的时候。所以，高副排长舍己为人的精神，对我一辈子的记忆都非常清楚，他助人为乐的精神，在毛泽东思想教育下，是一种真正的无私奉献精神，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那时候的政治教育深入到的每个人的灵魂深处，永远铭记。但是好景不长，大概是1968年11月的中旬，我记得下了几天的雪，那一天没有下雪了，阳光明媚，天气晴朗，快到年底了，樟村守点战士要进行年终实弹射击考评，要到连部去领射击子弹，当时高启信副排长就与1968年入伍的新战士白再贵两个人一起去连部领取子弹，他俩出发以后，突然又下了一阵大雪。到第二天晚上，高副排长和白再贵还没有回来，副连长肖多吉觉得很奇怪，担心怕出事，就派人从樟村到连部去问。派去的两名同志问连队领导，前天高启信副排长与白再贵到连队来领取子弹，你们见到没有？至今没有回樟村。连队干部问遍全连人员，全连的同志都说：“高副排长和白再贵这两个人前两天没有来连队”。结果连队发电报向团部报告了：“高启信和白再贵二人于某日，从樟村到娘村连队来领取子弹，全连人员未看见高和白二人”的情况。因为当时边境敌情比较复杂，大家都猜测有几种可能，是不是外逃了，再一种是不是途中出事了。因此，部队进入一级战备，每天进行查找，在山口实施设伏封堵，进行查找一个多月，无任何结果，当时作为“失踪”处理。当时的政治环境就是那样，你要作为“失踪”处理，这就意味高启信、白再贵两个家庭不再享受军属的待遇。

白再贵，四川省达县人，家庭出于农村，家里一个老母亲，父亲已经去逝；一个哥哥，一个嫂嫂，还有一个小侄女一岁多。结果，祸不单行，白再贵出事的那一年春节前夕，他的哥哥到镇上去卖肥猪，把肥猪卖了过年，在过桥时，不慎失足，掉倒河里淹死了。就这样，家里还有年迈的老母亲，一个嫂嫂和一个侄女，一家三代人，孤儿寡母的，加上不再享受军属的补贴，就可想而知生活的艰难，而且人们用不同的眼光看待白再贵的“失踪”，觉得是不是有其他不确定因素，他干啥去了？所以，家里生活是“雪上加霜”。

1970年10月，团里副政委楊风刚带领工作组到一连去，在翻越娘拉山半山腰时，一匹马在一段陡峭暗冰路上四蹄向下滑，摔下崖去了。工作组的同志下崖去看马匹情况，下去后，马匹已经摔死，在马匹摔死的地方捡到一支锈迹斑斑的冲锋枪。工作组把这支冲锋拿到娘村一连去，经连队文书核实当年领取枪支弹药登记簿，这支冲锋枪正是高启信副排长当年领取的冲锋枪。由此证实，1968年10月，副排长高启信、新战士白再贵从樟村出发，在前往连部领取子弹途中，翻越娘山半山腰时不慎坠崖遇难，並非外逃。这样才恢复高启信、白再贵两位同志的名誉。

副排长高启信、新战友白再贵“失踪”之事，这是我多少年来压在我心中始终不能忘记的一件事，因为当时朝夕相处，突然不见踪影，而且高副排长对我们四名新兵特别好，帮助我们洗衣服、洗床单、洗被子都是常有的事。平时对我们的要求非常严格，但对我们生活方面都无微不至的关照，每天训练或者劳动回来以后，值班人员给每人一盆热水，毛巾都放在盆子里。现在部队是否是这样，我们不得而知，当然，现在部队各方面条件比我们那个年代好得多，也不存在这方面的问题。

当时连队驻地娘村基本没有老百姓，樟村也只有5、6户群众，住了一个武工队。遇到一些什么伤风感冒的情况，我们樟村驻有卫生员或者助理军医，帮助群众看病拿药。我们帮助群众春播秋收，帮助群众送肥、耕地、播种、收割青稞呀等助民劳动。群众有什么困难，只要我们知道后，都会尽力帮助解决。尽管当时达赖叛乱，边境好多村庄的群众被叛匪裹胁到境外居住了，群众比较少。后来在境外居住的群众得知解放军的确是保护人民群众利益的军队，境外群众陆续回来居住，看到群众有啥事都互相帮助，体现出军民一家亲，军民鱼水深情。老百姓通过解放军对他们帮助困难，认识了解放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言行，从而也认识了中国共产党。

西藏吉隆县贡当乡党委、政府传承红色基因，在贡当乡所在地的热土上建一所“红色美丽村庄”展陈馆，响应习主席的号召，传承红色基因，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这证明对我们当时在守卫边境的过程中，虽然艰苦，有的同志把年青的宝贵生命都留在了贡当那遍热土上。现在通过达娃顿珠主任介绍，吉隆县修通了贡当乡（村）的白油公路，各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证明我们当时的战友在那里的付出是值得的，牺牲的战友的鲜血没有白流。希望贡当乡党委、政府的同志们尽量把这件事办好，把我们的红色基因祖祖代代传承下去。

（根据李德国同志2023年12月31日，在甘肃省兰州市新胜利宾馆10楼1029房，受邀接受采访录像录音讲述及老兵座谈会笔记综合整理部份内容）

（注：本文插图均由作者提供）

整理者简介：

刘光福：籍贯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1972年12月入伍，在西藏日喀则边防服役16个春秋，历任战士、班长、排长、副连职干事，连政治指导员，驻岗巴县56206部队副部队长转业返渝。转业就职于重庆市石柱县建设银行支行至光荣退休。“青春无悔、赋闲怀旧”，律诗、随笔等“思念战友，追忆边防”的真情流露，被军地友人广泛称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