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得主斯宾塞：人工智能深刻改变亚当·斯密理论

迈克尔·斯宾塞资料图。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8月18日刊登题为《亚当·斯密的250周年》的文章，作者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本文来源：参考消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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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的250周年

在一个经济和结构快速转型的时代，亚当·斯密《国富论》的洞见值得重新审视。其中有两点尤为突出。

第一点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能有效地配置资源，只要具备某些条件，包括稳定的货币、经济行为主体之间一定程度的信任和道德规范以及可靠的产权。外部性以及信息不对称降低了“看不见的手”的效率和表现。

第二个或许更重要的洞见是，一个经济体的效率和生产力会因“劳动分工”(如今被称为“专业化”)而得到提升。专业化经济由各种知识和专业技能驱动。由于专业化在缺乏合理高效交换方式的情况下无法发挥作用，因此它依赖于斯密的“看不见的手”。随着专业化的发展，经济的复杂性也会随之增加。正如斯密所指出的，专业化受到“市场范围”的限制。正因如此，在交通和通讯联系的改善使得应对不断扩大的市场的成本降低后，专业化的程度得到了提高。

专业化的另一个重要潜在制约因素是它不可避免地会产生风险。由于经济体的专业化模式是结构性的，因而改变需要时间。如果贸易体系被扰乱，或者某些技能或行业被淘汰(例如由于技术创新或需求模式转变导致的)，个人、企业甚至整个经济体都必须经历转型，而这一转型过程可能非常困难且耗时漫长。

重商主义正日益被自由贸易所取代。再加上数字革命加速了交通和通信技术的进步，专业化的“市场范围”约束被彻底放松了。对发展中经济体而言，这改变了游戏规则。由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较低，它们无法产生足够的国内需求使之受益于专业化分工带来的效率和生产力提升。而一旦它们获得了国外市场和技术，便能利用自身的相对优势，实现GDP的快速增长。因此，专业化分工的不断提高也伴随着经济活动的地域转移。由此产生的对结构性的破坏超过了能够缓解激增风险的治理结构的演变速度。

最终，全球经济实力的转移达到了一个临界点：对专业化分工的需求约束被放松到了风险约束开始发挥作用的程度。随着结构性破坏日益明显，发达经济体民众的挫败感日益加深，从而引发了在社会和政治上的强烈反弹。其结果就是，许多国家如今都认为，经济安全与国家安全是密不可分的：虽然各经济体内部的专业化分工依然完好，但在国际层面，专业化分工正在发生部分逆转。虽然无法确切地知道这一进程将走向何方，但可以预见，它将对生产力和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而这实际上是增强韧性和降低风险的代价。那些国内需求不足的国家(无论是由于人均GDP低还是人口规模小)都将遭受最大的冲击，其损失程度取决于它们还保有多少进入全球市场的机会。

但斯密的专业化模型可能很快就面临一个更为根本性的转变。回想一下，它是建立在特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局部积累基础上的，这些知识和技能不易获得或转移。但是，已产生众多效应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如今似乎正朝着这样的方向发展，即以极低成本向任何需要的人提供几乎任何领域的专业知识。

其潜在的影响是深远的。如果专业知识变得不再稀缺，其获取价格就会下降。只有那些仍然难以转移(比如不易被描述或记录)的知识和技能才会升值。换句话说，在未来某个时候，相当一部分人力资本的价值可能远不及过去250年中那么高，但另一部分人力资本的价值则可能高得多。现在必须研究的一个问题是，这些部分各自将占多大比例。

在斯密提出专业化概念近250年后，它仍然是我们经济的一个关键特征。而它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随着可感知的相互依存风险上升，专业化在全球经济中正出现部分衰退。人工智能可能不会降低专业化程度，但通过改变知识转移方式，它可能改变与各种专业知识相关的人力资本的相对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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