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打、性骚扰，比缅北更像人间地狱，35万研修生沦为现代奴隶

前言

“研修生在日本的生活状况真的比牛马都不如吗？”

所谓“研修生”，是那些在缝纫机前连续工作十二小时的劳工，宿舍中护照被扣押的实习者，工资被克扣还得额外支付中介费用的打工群体。

这些研修生，仅在失踪记录中就超过万人，他们不是倒在生产线上，就是转入地下成为非法劳工。

原来在日本，研修生的处境甚至比身处缅北还要艰难……

一本算到骨子里的经济账

“研修生”与“研究生”虽然只差一个字，但实际的生活状态却有着天壤之别。

一个在学术殿堂中进行研究，另一个，则陷入了一个表面光鲜、实则被精心构建的廉价劳动力陷阱。

很多人误以为这不过是少数人遇到黑心雇主的个别事件，但深入挖掘后你会发现，这根本不是运气问题。这是一个由经济计算、空间布局和制度限制共同构建的三重剥削机制，一旦进入，想要脱身极为困难。

所谓“技能实习”制度，自1981年设立之初的“技术交流”目的，早已在日本社会老龄化的背景下悄然改变。它逐渐演变为一条合法引进底层劳动力的便捷路径，专门填补那些日本人自己都不愿从事的辛苦、劳累、肮脏的岗位空缺。

当人们抵达日本，真正的“精算”才刚刚开始。他们被安排在由废旧集装箱拼接而成的简易房中，这种二手集装箱一个也就五到八万日元。

但他们每个人每月要缴纳的房租却高达两万日元。算一笔账：一个仅有三张双层床、面积约10平米的六人间，每月可收取12万日元房租。这个价格，已经远远超过在东京新宿区租一个带独立卫浴的单间的价格。

更别提另一个房间居然住了12个人，这二三十号人，每年仅房租就给老板带来了将近七百万日元的收入。这不是宿舍，简直是老板的自动取款机。

除了住宿，水电燃气费又是一个深坑。每人每月固定收取一万日元。要知道，在东京一个普通人生活，这笔开销通常也就五千到八千日元，而研修生们的宿舍里有什么？

除了头顶的一盏灯，连空调都没有，电暖气和电热毯更是明令禁止。即便如此，费用仍然远超东京市民，多出来的钱流向何处，不言自明。

工资条上的数字看似还不错，缝纫女工每月能有十三四万日元，换算成人民币也有七八千。

剩下的钱，还得用来吃饭。每月伙食开销至少三四万日元。为了节省开支，他们只能购买最便宜的鸡肉和鸡蛋，猪肉牛肉和水果基本不敢考虑。连日本本地的大米都吃不起，得从中国订购10公斤两千多日元的米。即便如此节俭，还是有人因为每月只花五千日元吃饭，饿到多次晕倒。

一座看不见的物理牢笼

经济上的剥削，还需要一个特定的物理环境来配合实现。这些宿舍和工厂，大多被刻意设置在与世隔绝的地方。

要么是偏远乡村，要么在崎岖山路的尽头，周围一片荒凉，甚至就是个建筑废料堆。这里没有公共交通，最近的超市也得走上一公里。这种地理上的孤立，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控制手段。

居住环境更是对人尊严的持续压制，集装箱搭建的房子没有地基，仅靠几个混凝土块支撑，冬冷夏热。夏天，两个人共用一个小电扇。冬天，唯一的取暖工具，就是把热水灌进矿泉水瓶里抱着。

空间被压缩到极限。10平米的房间里挤着6个人，除了三张吱呀作响的双层铁床，再没有桌子、衣柜，更别提电视了。衣服只能挂在墙上，杂物都塞在床底下。

几十号人共用一个由集装箱改造的厨房，共用一台洗衣机，七个人分用一个冰箱。一楼的洗澡间，只有两个孤零零的水龙头。

安全隐患也随处可见，通往二楼宿舍的铁楼梯，倾斜度至少有45度，一到下雨天就湿滑无比。

比物理隔绝更可怕的，是信息的封锁。宿舍里没有电视，也没有网络，老板拒绝安装WiFi。

想和家人联系，只能自己花钱买昂贵的手机流量，或者像一些人那样，等到深夜，跑到附近的稻田里去“蹭”别人家微弱的信号。这种与现代社会的脱节，加剧了他们的孤独和无助，“经常梦见回到中国”是他们共同的精神寄托。

社交圈子也被严格限制，公司禁止他们谈恋爱，一旦发现，立即遣送回国。有的地方甚至不允许使用手机。想请假探亲更是难上加难，有家缝纫工厂的规定是，除非父母去世，否则别想回家。这一切，都是为了将他们彻底原子化，让他们无法形成有效的互助网络。

合法外衣下的权力游戏

这套系统最阴险的地方，在于它披着一层“合法”的外衣。有一个被称为“组合”的机构，名义上是接收和管理研修生的窗口，本应是他们的保护者。

但现实中，这些“组合”只管收费，对研修生的权益漠不关心，永远无条件地偏袒日方企业。当研修生鼓起勇气向“组合”求助，得到的回应往往是让他们去向老板认错。

法律的天平也严重倾斜，研修生的护照和证件，一落地就被中介或雇主收走。他们的签证与单一雇主绑定，这意味着他们根本没有“炒老板鱿鱼”的自由。要么忍受，要么就“逃离”成为没有身份的黑工。

在这样的权力结构下，虐待成了常态。缝纫车间里，老板“快点干”的怒吼是背景音，稍有差错就会招来老板全家的辱骂。建筑工地的研修生不仅挨骂，还会挨打，老板随手抄起东西就往他们头上砸。

更令人震惊的是，有柬埔寨女研修生被农场经理长期性侵并被迫堕胎，报警后，警方却以“证据不足”为由不予立案。劳动监督部门接到举报，也大多是走个过场，根本不去深究

他们的工作环境极其危险，有人被派往福岛处理核废料，有人在工地上被挖掘机砸中头部，成了植物人，后续无人问津。统计数据显示，技能实习生的工亡率，是日本本国工人的两倍还多。

当所有的求助渠道都被堵死，当尊严和安全都无法保障，“失踪”就成了唯一的出路。官方名单上，“失踪”的人数超过一万，仅2023年，就有9753人选择“逃离”，成为黑户。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劳务纠纷，而是被国际人权组织明确称为“现代奴隶制”的制度性压迫。

结语

经济上的压榨、物理上的禁锢、制度上的束缚，这三个环节紧密咬合，形成了一个让研修生难以挣脱的闭环。它精准地利用了国与国之间的发展差距和信息不对称，将一群满怀希望的劳动者，困在一个看似合法却毫无人权的境地里。

日本政府已经承诺，将在2027年前废除这一饱受批评的制度。然而，外界普遍担忧，新的替代方案可能只是“换汤不换药”。只要日本社会对廉价劳动力的根本需求不变，只要这种权力极度不平等的雇佣结构不变，那么无论这个项目叫什么名字，剥削的本质或许都不会改变。

信息源：观察者网：《在日研修生失踪人数创新高：工作恶劣，薪酬过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