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毛主席做饭11年的炊事员李开文，被安排到地方当干部，是何职务

“1949年7月12日晚上十点，北京香山双清别墅——’老班长，你总得考虑一下自己的前程。’毛主席放下茶杯，半开玩笑半认真地看着面前的李开文。”这句关切，让五十多岁的李开文第一次认真思考离开首长身边后的路要怎么走。

李开文原籍安徽金寨，早年穷困得挖野菜裹腹。1932年秋，他所在的红二十五军被命令撤出大别山。敌人蜂拥而至、子弹横飞，他却因为能吃苦、胆子大，被调去担架班，当了小头目。那时他还不知道，这条路会把自己推上两条截然不同的战线——前线抢救伤员，后方端起菜刀。

西撤途中，枪炮是常态，缺粮更常态。担架班得跟着部队跑，还要随时把伤员抬走，枪声一响就趴地。一次突围，敌机低空狂轰，碎石把他半身埋住，战友以为他牺牲，刚准备掩埋，却发现他鼻翼微动。医护抢救后判定：听力受损，但命保住了。团长拍拍他的肩：“老李，命大，以后有福。”

伤还没好透，部队缺炊事员。有人想起李开文烧得一手好菜，让他去伙房。他二话不说，拄着棍子进了灶口。过草地时最尴尬，柴湿火小，人饿得边走边啃生皮带。他把草拧干塞进衣服烘，走一段路就能点着。后来野火第一支从他锅下点起，全连队跟着热乎了一口，“老班长”这个称呼也就此坐实。

1936年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会师，他被抽调进中央机关。延安时期，他管的灶口向来准点，菜品讲究。红烧肉上桌次数不多，却成了毛主席念叨的“安慰剂”。警卫员曾调侃：“主席看文件要是犯困，就喊老班长热锅。”李开文不敢怠慢，把每一块肉切得方正油亮，肥而不腻，全靠多年练下来的手劲。

战争紧张，首长作息常常延迟。一次冬夜等饭的人只剩他和毛主席。寒风灌进窑洞，他打了个冷颤，被主席看见。毛主席脱下羊皮背心：“穿上，不然我哪来红烧肉？”一句幽默，李开文红了眼圈，还是把背心披上。这样的相处，十一年如一日。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央开始为干部转岗做打算。毛主席多次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不能让大家只会伺候我一个人，要学本事。”李开文学历不高却肯学，于是被送进中央机关干部文化学校。课表从语文算术到行政管理，他硬是啃完，毕业成绩居中偏上，足以说明努力。

分配时，组织部原拟把他放到天津一家国企当副厂长，待遇体面。李开文却递上申请：“想回安徽，离老母坟头近一点，也离百姓近一点。”很多人不理解，副厂长多体面啊！他笑：“我刀铲子抡得还行，算盘珠子敲得生。到大厂怕误事。”

组织尊重其意愿，安徽省粮食厅派人和他面谈：“要不回金寨县挂副县长牌子？”他连连摆手：“官我不会当，管仓库倒在行。”最终，一纸任命——“响山寺粮站站长”。

到岗第一天，他没坐办公室，直接在粮仓钻上钻下。老鼠洞、黄鼠狼窟、地板缝，他全用水泥砂浆堵死；仓顶漏雨，他肩扛木板往上托，累得满头汗。工人悄悄议论：“这站长跟苦工差不多。”李开文听见也不恼：“咱守的是老百姓口粮，心里可一点马虎不得。”

搬粮、晒粮、捉虫，他事事盯现场，笔记本一年换三本。因管理精细，响山寺粮站丢耗率常年最低，出库大米粒粒饱满。1956年，全国粮食系统先进工作者表彰，他榜上有名。去北京领奖时，毛主席在中南海单独召见：“老班长，听说你把老鼠饿跑了？”两人哈哈大笑，菜还是那碗红烧肉，只是换了身份——主人客人对调了。

谈兴正浓，主席问：“后悔没当副厂长吗？”李开文夹了一块肉，说得轻松：“副厂长能不能干好不好说，这粮站我有底气。”主席点头：“为民守粮，也算前线。”一句肯定，让他更执着于“守仓”这件事。

晚年李开文依旧天天到仓库巡查，哪怕耳背脚慢也不肯退。年轻人不解，他回答得朴素：“我啥也不会，就会干点实在营生。”1992年，他因病去世，享年九十五岁。消息传到北京，几位老警卫轻声说：“老班长走了，他那口红烧肉的味道，再也尝不到喽。”

从抬担架到掌炒勺，再到握账本，李开文一生没离开“吃”字：救命粮、冲锋饭、百姓口粮。职务听上去只是个小站长，却装下了他全部的责任感，也见证了那个年代普通老兵的担当与质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