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弟子潜伏在郭沫若身边多年，建国后刘伯承下令批捕，此人是谁

【1949年4月中旬，南京城内，老茶馆里，一名便衣悄声说：“荆有麟还在城里，他的电台没停过。”】一句不足二十字的耳语，像一粒火星，落进了市公安局的案卷。那几天，夫子庙上空总有奇怪的电波闪烁，技术科趴在示波器前几乎没合眼。刘伯承批示只四个字——“先抓大鱼”。办案人心里跟明镜似的：大鱼，就是荆有麟。

荆有麟的名字，二十年代在北平的文学青年中并不陌生。鲁迅在世界语专门学校讲课时，常带着这个山西小伙子出入报馆，校对、改稿、喝闷茶，谈天说地。那会儿的荆有麟，写文章锋利，口袋却空，一脑门子新文化的热气。高长虹、常燕生这些“狂飙社”成员来串门，他总负责泡茶、抄稿，乐在其中。鲁迅给朋友写信，偶尔会提到“有麟此子，尚可造”。谁能料到，这个“尚可造”后来竟栽进了特务堆里。

1928年初夏，鲁迅离京南下，北方夜风带着军阀刀光。两人书信渐疏，荆有麟失了依靠，又对“仕途”二字心痒难耐。南京《市民日报》一张聘书，把他拉进了国民党宣传圈。之后的履历像坐过山车——工人部干事、独立师秘书长、宣传委员会秘书、训练总干事。凑巧的是，这些职位恰好是情报机关最爱招募的跳板。戴笠、毛人凤对他评语极高：“懂文字，会做人，胆子大。”从此，一只隐秘的笔，开始为保密局写报告。

抗战爆发，重庆山城夜色潮湿。郭沫若领着“第三厅”忙于抗敌宣传，门口却站着一个和气的秘书——荆有麟，化名“林安”。作家们见他谈鲁迅头头是道，还会背《阿Q正传》段落，便放下戒备。阳翰笙回忆，那年他朗诵《草莽英雄》，荆有麟插句：“又写暴动？阳先生真勇。”话里带笑，却把剧本信息原封不动送进中统档案柜。很快，《草莽英雄》被贴上“鼓动民变”标签雪藏四载。茶馆里议论纷纷，没人想到告密者就在座位旁。

情报工作讲究源头。1941年，后方文化人多躲进赖家桥的“文工会”。荆有麟每周坐船进城，上午收集闲谈，下午写成“周记”，晚上潜进嘉陵江边的秘密站点发报。一次报酬两百元，他却嫌少，自嘲“写稿费连酒钱都不够”。毛人凤笑他能耐，“胃口再大，也别忘了身份。”荆有麟点头，却暗暗开辟第二条财路，把同一份材料卖给“军统”。左口袋中统，右口袋军统，他自己调侃“左右开弓”。

然而好景不长。皖南事变后，中共南方局制定了严密的保密条例，重庆左翼文化圈迅速“瘦身”。荆有麟摸不到一手消息，只能凭报纸瞎编。最离谱的一次，他把苏联大使请病假的新闻写成“秘密回国”，特务机关调动人手跟踪了半月，才发现乌龙。黄九成憋了一肚子火，把他记过处分。荆有麟嘴上认错，心里盘算新出路。

1949年1月，国民党大势已去。毛人凤挑灯夜谈，选定“留京骨干”名单，荆有麟赫然在列。“最优秀的同志，留下指点江山。”毛人凤把手按在他肩上，语气郑重。新任命书写着：保密局潜京一分站站长。掩护单位是“新华剧团”，任务：无线电联络和情报综合。荆有麟挺直腰板，心想：这是最后一次下注。

南京城易帜那夜，珠江路灯火微弱，他站在剧场后台，试音、换码、发报，一秒钟不敢出错。对岸传来毛人凤的嘉奖信，还有一千元奖金。他把钱塞进皮包，拐进秦淮河边的小酒馆，喝到醉。同行问他怕不怕，他晃着酒盏说：“我有戏台遮身，外人看不穿。”话音落地，门口站着军警路过，他心里还是咯噔一下。

转眼六月初，南京市公安局技术科捕捉到固定频率的电波，每晚十点，三短两长。侦讯处派人潜伏夫子庙，发现信号正是从大鸿楼剧场飘出。宋任穷一句话：“围而不打，查清人脉。”于是，便衣搭伙买票，天天混进彩排厅。演员换戏服，便衣换位置，荆有麟毫无察觉。

6月20日下午，剧场闷热。舞台上锣鼓方响，后台荆有麟拿着场记本，低头记画眼位。帷幕突然掀起，几名公安干脆利落地按住他肩膀。荆有麟抬头，先是茫然，继而苦笑：“终于到我谢幕了。”与此同时，剧场五楼暗室里，23部电台和一摞加密手册被抬走。南京潜京一分站，土崩瓦解。

被捕后，审讯室灯光刺眼。面对确凿证据，他倒没怎么挣扎，只是长叹：“年轻时要是听鲁迅一句话，也许今天不会坐在这里。”审讯员记录到这句，停笔看他片刻。1951年4月，荆有麟在雨花台刑场行刑，年仅48岁。

值得一提的是，办案卷宗中保存着一本《鲁迅回忆片段》，扉页写着：“谨以此书献给先生。”字迹端正，却再无人翻阅。历史没有假如，但它提醒人们：文学与信仰若被私欲吞噬，锋利的笔也可能成为暗器。刘伯承当年说抓“大鱼”，真抓到后，办案人员才惊觉，这条鱼曾在鲁迅身边游得那么安静，那么久。